2020年，29岁生日后十几天的日子里，我独自躺在芬兰赫尔辛基空旷的机场里，想要结束自己的生命。
英国的冬天总是在下雨，下午三点就已经黑透了天狂风暴雨总是不肯停，低头看一眼手机，一片寂静。出国两年，那个人，仿佛打定了主意不再和我联系。我想，也许是他出了车祸失忆了吧，毕竟狗血言情小说里都是这么写的。于是我走过一个公园的下坡，在最常去的炸鸡店要一份薯条，一份炸鸡，一瓶雪碧，企图用碳水化合物把自己腻死。
不到周末，爸妈是绝不会打来电话的，隔着八小时的时差，我们对彼此的生活丝毫都不好奇，到底是对我出国的行为不太满意的，可话又说回来，我也并不是很明白到底什么才能让他们满意。于是我和市中心酒吧里那个看起来总是很生气的酒保小哥哥成了熟人，一杯calling，要两品脱的大杯，三轮，一共10磅。万圣节那天晚上，酒吧小哥哥似乎高兴了些，终于肯调一杯酒给我了，他问想要什么口味，我说，想要甜甜的草莓味，于是我看着他在酒杯里加了两勺草莓糖浆，想了想，又加了半勺。红红的一杯端到我面前，我一抿，翻了个白眼，恶狠狠的说，一点也不甜，酸的要死。小哥哥似乎更生气了。晕头晕脑的走回公寓，室友小姐姐已经画好了万圣节的漂亮眼妆，正准备出门party，几滴红红的血迹从眼角滴下来，很好看的样子。另一个室友在屋里看搞笑节目，笑声隔着门也显得刺耳了些，我从冰箱里扒了两瓶啤酒，心想，喝死算了。
到底是从哪里开始出错的呢，不知道，即使天生钝感我也能想起某个午休，我们坐在他办公桌前看视频，同一部手机，我趴在桌子上，他靠在凳子上，笑得惨无人道，前排的同事犹犹豫豫地转头过来说，你们在一起算了。许久，他没说话，于是我只好笑着说不要，我嫌弃他。有时候张嘴真不是个好事，之后漫长的人生里，我大概多少学会了好好说话这件事情。那天下午，摸鱼又偷偷跑去他办公室，我说，你杯子里泡的是啥，看起来好好喝，给我喝一口。在他反应过来之前，我端起杯子，唇齿相接，喝了大半杯。悄悄瞅一眼，不知道为啥，他神色有点复杂。第二天在食堂吃饭，不太熟的同事说，你们知道那个谁在追那个谁吗？追的可厉害了。我低头哦了一声，那个谁，昨天和我聊天到十一点，他说晚安，我说，明天见。可为什么，八卦女主角似乎已经换了名字。我想起还堆在办公桌上的零食，手机里一年内长长短短的聊天记录，删了吧，看着也是心烦。听说他还是没有追到那个姑娘，之后，也还是没有。偶尔某天，同事一起吃饭，我说：“我想出国了”，隔着人群，他毫不关心的说：“嗯，去吧”明明很喧嚣的饭局，突然为什么变的这么安静呢。
疫情开始的第二个年头，英国也终于开始封城，28岁生日还能在外面浪的起飞，29岁那年生日却只能在宿舍和论文斗争，一条生日祝福都没有收到，论文间隙就辗转在各大航空公司网站，企图抢到一张便宜的机票。公寓的小姐姐都各自被家人接走，只剩了我和对门的印度小哥哥，偶尔在厨房碰到，小哥哥委委屈屈的吐槽说印度连国境线都封了，不知道啥时候能回家，一边说，眼泪一边滴出来。我用勺子戳着碗里的牛奶粥，不知道说些啥。想念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那个一个月都不怎么响起来的手机该换了，屏幕又碎了。
总算抢到一张英国转赫尔辛基的机票，中途要等24小时转机，在麦当劳要了两份套餐，抱着一条毯子，拎着电脑。躺在赫尔辛基机场的软椅上，看着头顶的星空屏幕，浑身酸痛，睡意全无。机场碰到同回上海的小姐姐，我分了半条毯子给她，我闭着眼听到她改完论文收起电脑，不久就响起均匀的鼾声。活着干啥呀，我躺着想，如果我在这儿割腕也许明天还能上个头条。手机微信突然响了一声，他问，怎么样，回国了吗？我说，我在赫尔辛基机场数星星，再过一会儿，一个红包发过来，他说，去给自己买杯咖啡吧。突然我就不想死了。
我没能在赫尔辛基让自己登上社会新闻头条，却把笔记本电脑丢在了那个几乎没有工作人员的地方。全部的工作文件和学习资料，都再也找不到了，朋友说，你知不知道有个东西叫网盘。我没说话，心想，丢就丢了吧，反正也找不到了，除了怀念，反正也用不到了。匆匆回国一见，终于见到了那位的女朋友，二十出头的样子，又高又瘦又美。吃饭时我又怂兮兮的喝了一大瓶可乐，把自己撑的要死。似乎习惯性的，第一杯水给了我，中途甚至尴尬的停了下手，知道些什么的同事开玩笑的说了一句，见面明白谁才是最在乎的吧，我不说话，把水默默递给他女朋友，本来不是很开朗的女孩突然开始找我聊天，一口一个姐。你们是一个单位吗？她问。我们是前同事，咽下后半句话，也只是前同事而已，毕竟谁也没有先开口说过喜欢这句话。为什么呢，大概是，怕疼吧。
故事的结局是我换了城市工作，我们也不再联系，今年跨过了三十岁大关，住着租来的房子，依旧无亲无朋，屋里常年有酒精，威士忌金酒啤酒，不满意工作，不满意收入，相亲对象约一次爽约一次。不出意外，之后的人生大概率也就会这样过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收到那张请柬，然后假装考虑几天后找个借口拒绝。我想，大约时间久了，总有一天我能和自己和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