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国外有越来越多活通透了的老人，选择在自己胸前或者手臂纹上“Do Not Resuscitate”（DNR不要复苏）。

他们希望自己哪天遛弯儿扑了街，也能通过这种方式向医生传达意愿，确保自己更快地往生，而不是留下半条命苟延一息。

相比于美国演员Melvin Peebles那样，在脖子上文一圈虚线，并用法语注明“沿虚线切开——如果你可以的话”，只能算是对死亡的戏谑。

拥有DNR文身的老人，都是在用文身表达自己的死亡哲学。

经历过丈夫与康氏综合征抗争了7年后去世，和106岁的婆婆在最后6年里的心为身役，

美国弗吉尼亚州诺福克市的Joy Tomkins在81岁那年，决意不像他们一样忍受缓慢而长久的死亡。

而是选择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去文身店花了6美元，纹下了“Do Not Resuscitate”字样。

这位六个孙子的祖母虽然被关节炎和糖尿病困扰，大脑仍然十分清醒。

“我没有死亡的期望，只是不想痛苦地活着，不想在死亡前在病床躺几个小时，几天，甚至几年，被家人当成一个盆栽。”

“我在51岁的年纪可能不会这么想，现在我已经经历80多年的美好。”

在Joy看来，该体验的都体验过了，对生活也感到圆满，剩下的就只是等待时机，做干净利落的选择。

为了避免医护人员错过留言把自己抢救过来，或者自己趴在街上能让热心路人帮忙翻下身，Joy还在背部肩胛骨纹了一个箭头和缩写“P.T.O”（Please Turn Over 请翻页/帮忙翻个身）。

根据Joy透露，她的文身灵感是来自一位退休的护士，这位护士在2003年就做了同样的事。

DNR文身也不是医疗界的孤例，这种行为兴盛的文化基底，是2014年以来医疗文身的逐年增多。

一些特殊疾病的患者在医疗救助前，需要声明自己的医疗状况。如果由于昏迷不能沟通，医疗人员可能会采取不当的救助方式。

传统方式是佩戴医疗警告手环或项链，但一些患者出于工作性质或是金属过敏，无法佩戴手环，还有一些人没办法好好保存这些配饰，就像你们的吉他拨片或是另一只袜子。

这让医疗警示文身得到青睐。

血友病，AB+血型

这张即使我不标注你也能看明白，这就是医疗文身的效力

在一些支持DNR请求的国家，老年人在签署了法律文书以后，也会得到医疗警示手链。

出于相似的理由，越来越多的老年人选择将自己的DNR意愿纹在身上。

不同之处在于，年轻人的医疗文身的意义是惜命，DNR文身的意涵则是年长的人对死到临头的淡然。

也有些人是从更为现实的角度考虑。

现代医疗技术日趋成熟，在任何紧急情况下都能给患者在鬼门关上扯回来一些命，而患者及其家人要面对的是残破的身躯和所剩无几的积蓄。

这让一些老人宁愿选择DNR备案，而且为了让急救人员看个明白，再花点儿小钱忍受些许的刺痛。

此外，男士还要付出一些胸毛。

还有一些人利用DNR文身，将自己人活一世的意义，发挥出更大的利他主义价值。

“不要验尸，打电话给xx医疗学校来扛大体老师”

“不要把这个人放到任何生命维持设施，去世了就捐任何可用器官”

在一定情形下，DNR请求也符合医学伦理。

救死扶伤是医生永远的天职，但也要遵从病人的自主权利，并时刻考虑提高患者的最大利益。

如果死亡是患者的选择，也是他们的最大利益，那么医生也不应为了纯粹道德上的清白而让患者承受痛苦。

这也是一种临终关怀。

“不要复苏，我都91+岁啦！！！”（荷兰语）

不过，DNR文身传达的意愿也没有预想的那么明确，由于文身不具有规范性，在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的情况下，甚至会让医生进退两难。

“许多医学界人士开玩笑说会考虑搞一个这样的文身，但当你在工作中真正看到了一个，你会感觉棘手和慎重”，佛州杰克逊纪念医院的急诊医生Gregory Holt如此描述自己的亲身经历。

2017年，一位居住在疗养院的70岁男子因为醉酒昏迷在街头，被带到了杰克逊纪念医院。

由于肺部疾病感染，这名男子出现败血性休克，这引发了器官衰竭和极低的血压。

当Holt医生准备实施急救时，发现了男子胸前的DNR文身，甚至在NOT下面加了下划线，还在右下方标有签名。

由于没有身份证明和亲人陪伴，医生无法确认这名男子的请求，更不可能先将他复苏过来进行确认。

为此医生决定先不遵从文身，给这名男子戴上呼吸面罩，并注射抗生素和稳压药，这可以有更多时间做生死攸关的决定。

“这援引了面对不确定性时，不选择不可逆路径的原则。”

Holt医生请求医院咨询了道德顾问，道德顾问认定文身的下划线和签名清楚表达了男子的意愿，醉酒状态也不能说明男子是在前往去除文身的路上，并建议尊重文身。

但Holt医生仍然难以抉择，这不仅是对个体生命的掌控，这次决断还将成为未来类似案件的先例。

最终医院社会工作部根据签名追踪到了男子的DNR文书备案，这让Holt医生送了一口气，并遵从男子的意愿，没有进行任何复苏措施。

这位一直没有透露姓名的男子于当晚去世。

纽约大学医学院医学伦理系主任Arthur Caplan表示，医疗文身只能作为一种沟通手段，在没有明确的生前遗嘱和高级指令等文书情况下，医生更安全的做法是进行急救复苏。

这可以让医生避免法律和道德上的纠纷，也不违背医疗技术作为一种寿命延长手段的初衷。

然而Holt医生的选择也没有脱离医疗的本质——对个体的关怀。

那么抛开程序回归个体来说，选择DNR文身的老人，都把“未知生，焉知死”的逆否命题背上了身。

已知天命，便也懂得生活，DNR文身则是他们同时面对生活和死亡的勇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