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之战后,赵氏对范氏、中行氏的战争进入了全面反攻的阶段。而在这之前,还有一段插曲。
《史记·孔子世家》上曾有这么一段记述,晋国内战时期,赵氏攻打中牟,范氏驻守中牟的邑宰佛肸据邑反叛。因为赵氏喜欢举贤的人,所以佛肸想投其所好。恰好当时孔子正在卫国流亡,有点快混不下去的意思,佛肸就想召请孔子仕赵,以便提高自己在赵氏中的地位。收到邀请后,孔子准备前去,子路就反问他,说一个人亲自做不好的事情,君子不去他的地方。如今佛肸亲自以中牟叛变,您却要去往中牟,这是为什么呢?
孔子说:“我的确说过这样的话。但我也说过,坚硬的东西是磨不薄的,洁白的东西是染不黑的。我又不是中看不中用的匏瓜,总要有一个地方来施展我的抱负才行啊。”
说完这些,他就准备去往晋国去见赵鞅。但刚走到黄河边上,就听说窦鸣犊、舜华被杀的消息,于是就慨然长叹说:“美哉水,洋洋乎!丘之不济此,命也夫!”也就是说,因为窦鸣犊、舜华的见杀,孔子决定不再去找赵鞅谋职了。
子贡不解,就问道:“老师您这又是什么意思?”您不是说要找一个地方施展抱负吗?连佛肸的过错您都能容忍,怎么就独独不能容忍赵鞅犯错呢?
孔子回答说:“窦鸣犊、舜华这两个人,都是晋国有才德的大夫。当年赵鞅还未得志的时候,是依靠这两人的帮助才得以从政的。如今他得志了,却卸磨杀驴。我听闻——若是你剖腹取胎杀害幼兽,麒麟就不会再来;涸泽而渔则蛟龙不至,覆巢毁卵则凤凰不栖——君子讳伤其类也。鸟兽见到不义的行为也知道避开,更何况我孔丘呢!”
在当时的情景之下,赵范双方处于相持阶段,双方交战激烈,一城一池的拉锯往复也是常有的事。佛肸能够以中牟叛范氏,窦鸣犊、舜华或许叛于赵氏也未可知。但相比于战事的进展,孔子更关心的是自己的政治理想能不能得到赵氏的认可,赵氏能够容忍公孙尨、佛肸叛范,却不能容忍窦鸣犊、舜华,似乎说明赵氏更加注重政治利益,对于窦、舜的贤能并不看重。孔子就此认定自己的政治理想不见容于赵氏,即便是去了也没有办法实现自己的抱负,因此拒绝去见赵鞅。
还说回佛肸叛范的事情。中牟是隶属于邯郸赵氏的城池,邯郸氏叛离赵氏,中牟自然也落入叛军之手。韩非子曾引用晋平公的话说,中牟是晋国的股肱、邯郸之肩髀,是护卫邯郸的重要屏障,可见其战略位置有多么重要。齐卫伐晋的夷仪之战时,卫军奔袭五氏,中牟便是必经之地。当时赵氏在中牟驻有一千乘兵车——千乘之国已经是一个中等诸侯国的规模了,而赵氏光在中牟一地就驻军千乘——这个规模可以说是相当可观了。
如此重要的一个重镇的重新回归,可以说也是打破双方僵局的一个关键。这件事发生的节点,按照一般的推测应该就在战争的第五年(定公十九年,493BC),卫灵公去世前的那段时间里。也就是说,在铁之战前,赵氏对于邯郸的进攻击已经取得了突破。而铁之战又切断了国外支援邯郸的交通线,更是对东阳方面造成了巨大的打击。
与此同时,在铁之战后,赵氏联盟中一直与赵鞅有龃龉的智砾去世了,赵鞅得以升任中军主将,在晋国国内有了更大的话语权。这使得他在战争中可以从容地调配各种资源,而不必受到智氏的牵制,后方有了坚实的保证,对于战争的速胜有很大的推动作用。这几种因素结合起来,局势顿然就变得明朗起来。
因为铁之战给他带来的启示,让他认识到切断对方补给,对于战争胜利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因此在决战阶段,他在对待内敌和外部联盟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内,赵鞅集中全部火力对其进行猛攻;而对外,则主要是切断外部对范氏的粮草供应,至于国外势力深入内地的骚扰行动,则完全放在次要位置。
如王室的刘文公长期向范氏提供经济上的支持,赵鞅就派人到成周问罪,周人惧怕赵鞅,就只好杀掉了刘氏的谋臣苌弘向晋国解释。——据说苌弘是一个很有学识的人,就连孔子都对其赞叹有加,苌弘因赵氏逼迫而死,让不少人都为之感到惋惜。当时人因感念其忠信,藏其血三年而化为碧,这就是“苌弘化碧”一词的来源。
戚邑、中牟等交通重镇也被赵军占领,国外势力支援范氏的交通线严重受阻,而范氏所急需的粮草又被赵军截获,这让东阳方面顿时陷入困境。但齐国并不肯就此罢休,为了打通支援邯郸的补给线,在战争进行的第六个年头(定公二十年492BC)春,齐景公联合了卫国派兵包围蒯聩所占据的戚地,并求援于中山,意图从南北两面牵制赵军注意力。
但赵鞅对于这些次要目标并不理会,而使将所有的注意力都放在范、中行氏身上。十月,赵鞅再次包围朝歌,大军驻扎在朝歌城南。此时朝歌城内因为缺少粮草,无法固守,失陷已成定局。中行寅为求突围,便集中兵力攻击城南的赵军,以威胁其大本营从而调动赵军主力。待赵军集结至城南时,城外的接应部队趁势攻击北门的赵军,进入朝歌,随后又拥着中行寅从北门突围而去。
朝歌是范、中行氏对抗赵氏的重要据点,朝歌的陷落,意味着范氏、中行氏失去了其根本,也就无法对赵氏形成威胁了。此次的战事使得范氏和中行氏的实力受到了很大的打击,赵鞅似乎已经看到了胜利的曙光。
然而,支援范氏、中行氏为乱的国际势力并不希望晋国的内乱就此消弭。到第七年(定公二十一年,491BC)七月,齐国的陈乞、弦施、卫国的宁跪救援范氏,包围五鹿(河北大名东)以声援邯郸的赵稷。赵鞅对此并不忌惮,九月,大军包围邯郸,经过两个月的战斗,邯郸城破,赵鞅拔除了东阳的又一个根据地。中行寅再次出逃,投奔到鲜虞,赵稷则逃奔到临地(河北临城西南)与等待齐军接应。
齐将弦施接到赵稷后,就拆毁了临地的城墙,以防止晋军占据把守。随后又安排国夏出兵,占取了邢地(河北邢台)、任地(河北任县东南)、栾地(河北栾城赵县一带)、鄗地(河北高邑柏乡县一带)、逆畤(河北保定一带)、阴人(不详)、盂地(山西黎城县吾儿峪)、壶口(山西长治东南壶关)。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扰乱了赵军的部署,他们也就趁乱会合鲜虞,把中行寅送到柏人邑(石家庄以南,河北隆尧县西南)固守。
齐国出动大军一路攻取了晋国东部边境的一系列关口,可以说是齐国对晋国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为范、中行氏争取了一线生机。他们打算以柏人为根据地,继续抵抗。面对如此大规模的入侵,赵鞅再稍作调整之后,并没有理睬周边的失地,而是又迅速集中火力对付内部的对手,重兵包围柏人邑。
到战争进行的第八年(晋定公二十二年,490BC)春,经过不到一个月的猛攻,柏人就被赵军攻下了,柏人守将张柳朔殉节,中行寅、士吉射无处躲藏,只能逃奔到齐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