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学思想的世俗化、平庸化：本来具有批判性的思想内容一旦成为时尚，它常常会成为背诵和记忆的文本，读的书就这么几本，翻来覆去就是这么几句话。书虽是经典，话也都是真理，却又像浮在空中，难以指导社会生活，于是便成为抽象的教条。
理学思想的制度化：当我们将经典只是抽象为几句教条之时当然损害了它作为思想的价值，但同时我们应当明白，只有思想成为了这种简单的文本，它才能够真正被世俗所接受。思想牺牲了自己的深刻，却换回了更多的支持者。同时，当思想成为普遍真理后，它必须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思想要成为意识形态必须要权力的加入。
令人惊讶的是，这种逐渐走入中心的学问从来没有在宋朝时期与科举挂上钩。而是在元朝的时候，这种汉族的思想才开始制度化。蒙古的皇帝想要在汉族占大多数的地区让政权得到合法性的认可，接受儒家思想是必须的一步。到元宗之时，科举考试就开始以朱熹的《四书集注》作为了参考书，同时，宋代遗臣如赵孟頫、王炎午等也开始承认元朝的合法性。对于理学家来说，真理可以跨越民族界限，道统可以贯穿不同的政权，只要元朝的统治者也认可理学，那服膺于此真理下的人自然都是一家。以文化的相同来消解过剩的民族意识，这是中国文化长盛不衰的重要原因。
到了明代，明代皇权有了民族性的加持，继承儒家理学更加理所当然。理学仍是国家意识形态。同时，理学作为科举考试的科目，自然也是读书人换取权力的必要知识。但是到了明代，知识的俗化和收紧却也越发严重。这样的政策为明代培养了很多的“真儒”，但问题更是这些人幼而读书，老却不知一语可用。本来是批判性相当深刻的程朱理学，一方面深入社会生活，成了一般思想的普遍接受的规则，另一方面进入政治，成为了意识形态诠释的文本。
到了明代中期，这一政策带来了深刻的思想危机，因为这种称为真理的思想根本没有办法解决社会中的问题，这时的社会生活和意识形态产生了深刻的断裂。不仅是不同阶层的生活取向上的不同，甚至在士大夫之间，也产生了生活取向的不同。这种断裂使人们迫切去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没有外来思想的情况下只能到历史中寻找，与朱熹对垒的陆九渊的陆学就这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在程朱理学成为官方意识形态时，陆学受到了嘲讽与打压，但始终有其传承者。到了明朝后期，一批重视笃行实践的儒者开始重视“心”的意义，而王阳明就是捅破这窗户纸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