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午后,才下过雨的天空微微有些凉意,也透着些许的倦意。我躺在沙发上想小憩一次,但翻了几次也睡不着。索性起身开车,去邑县社保局领那份微薄的年金。
车子在快速路上以匀速八十迈的速度前进,窗外的风景一幕幕掠过。困意逐渐袭来,越来越浓。我试着唱歌、摇下车窗让风灌进来,甚至想用指甲掐着自己的胳膊,以勉强保持清醒。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到了目的地。爬上四楼,敲开404的门,一位五十岁上下、黄色长卷发的女士坐在工位上。她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开口便说:“今天领不了,领导去市里开会了。”
听到这话,我像被当头打了一闷棍,辛辛苦苦跑这一趟,怎么就办不了呢?我压着火问:“不是说随时来随时领吗?怎么领不到?你不能帮忙办理吗?”
她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漠然地回答:“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接口,我进不了他的接口。”
“你们怎么能这样?我跑一趟也很麻烦。就为了领这点钱,油费都白搭了!”我抱怨道。
她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没办法,改天再来吧。”
我转身走出办公室,心里拱火。走到楼梯口,我又折返回去,问她:“那我下次来,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场拨打,电话却根本打不通——听筒里只有忙音,要么是电话没放好,要么就是故意没放好。
我憋闷地回到车上,拿出手机给丈夫发微信:“没有人,钱没领到,我快气死了。”他很快回了一串愤怒的表情。我心里不禁嘀咕:“这人怎么比我还气?明明该安慰的是我啊。”接着,他又发来一串抱抱的表情,我笑了。
回城的路上,我想起朋友小娜。她总是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而我呢?怎么一被拒绝,就只会无奈地接受?越想越不甘心,我拿出手机,又拨通了黄发女士的电话,请她给领导打电话授权办理。她的语气比当面时温和了许多,但仍然坚持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限,我真的进不去领导的系统。”
我叹了口气,心里暗自宽慰自己:算了,至少我努力过了。人生本来就有很多无奈的事,世界又不是围着你一个人转的。
晚上,丈夫问起这件事,我摇头说没领到,酸溜溜地补了一句:“白白浪费了一个下午。”
他听了,火气一下就上来了:“这叫什么事?凭什么让你白跑一趟?领导不在,就不能安排别人办?要是去北京开半个月会,难道让所有人等半个月?这种事就得投诉!”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些人如何不作为,流程有多不合理,应该怎么改。
在我心里,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但他却越说越激动。我听着听着,心里竟然生出一股隐隐的愤怒——总觉得他话里话外都在说我没用:太懦弱,不敢闹不敢告,只会被动接受。我心里又难过又郁闷,就像眼睛突然被蒙上了。我认同了他的“指责”。是啊,我就是懦弱,就是无能,就是逆来顺受。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可紧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冒出来,满含委屈地挣扎:“又在说我!我就那么差吗?我做的就全错吗?真的是懦弱吗?真的是逆来顺受吗?要是人人都揪着一点事就投诉,那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和他争了起来。他一下变得很受伤,有些沉默。说我在指责他苛刻、不宽容。我们就这样吵了起来。
从“该怎么应对公务员的拒绝”吵到“要不要投诉”。可吵着吵着,我突然觉得特别孤独,好像一个人在孤岛上。明明是我遇到了挫折,需要安慰。结果,我的痛苦不但没有人看见,而且整个事情走向变成了混战。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事能不能成——我只是希望他能先问问我:“你是不是特委屈?是不是觉得特无奈?”然后轻轻地说一句“没关系”,抱抱我就好了。
可他也委屈得不行。他说他明明是在共情我,为我抱不平,我却看不到他的心意,还反过来冤枉他。他说他根本没有批评我,只是气那些人让我白跑一趟。
可我偏偏固执地认为,他就是在说:“要是我,早就办成了。你就是太没用。”
后来,我们都安静下来,我开始回想这件事。我想,丈夫可能真的没有炫耀他比我厉害,而是我自己心里先有了“我不好、我无能”的底色,才会把他的“应该”听成了否定。好像全世界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是正确答案,自然我就是错的了。我就是那个怯懦的、无能的人。
但他的“应该”,不应该是我的“应该”,我有自己的应该,我有我自己的正确答案。丈夫有他对待社会秩序的观念,我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和原则。对我来说,有没有办成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方的态度——是不是重视,是不是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和原则,没有对错。我也值得拥有一套我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模型,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并不意味着是对我的否定和湮灭。
我还需要练习,在不同的声音中,保留自己发声的权力。
我的声音,也值得被世界听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