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秋的午后，才下过雨的天空微微有些凉意，也透着些许的倦意。我躺在沙发上想小憩一次，但翻了几次也睡不着。索性起身开车，去邑县社保局领那份微薄的年金。
车子在快速路上以匀速八十迈的速度前进，窗外的风景一幕幕掠过。困意逐渐袭来，越来越浓。我试着唱歌、摇下车窗让风灌进来，甚至想用指甲掐着自己的胳膊，以勉强保持清醒。
大约一个小时后，我终于到了目的地。爬上四楼，敲开404的门，一位五十岁上下、黄色长卷发的女士坐在工位上。她似乎知道我的来意，开口便说：“今天领不了，领导去市里开会了。”
听到这话，我像被当头打了一闷棍，辛辛苦苦跑这一趟，怎么就办不了呢？我压着火问：“不是说随时来随时领吗？怎么领不到？你不能帮忙办理吗？”
她一副公事公办的模样，漠然地回答：“我们每个人都有各自的接口，我进不了他的接口。”
“你们怎么能这样？我跑一趟也很麻烦。就为了领这点钱，油费都白搭了！”我抱怨道。
她无可奈何的样子，说：“没办法，改天再来吧。”
我转身走出办公室，心里拱火。走到楼梯口，我又折返回去，问她：“那我下次来，怎么知道有没有人？”她给了我电话号码。我当场拨打，电话却根本打不通——听筒里只有忙音，要么是电话没放好，要么就是故意没放好。
我憋闷地回到车上，拿出手机给丈夫发微信：“没有人，钱没领到，我快气死了。”他很快回了一串愤怒的表情。我心里不禁嘀咕：“这人怎么比我还气？明明该安慰的是我啊。”接着，他又发来一串抱抱的表情，我笑了。
回城的路上，我想起朋友小娜。她总是能想方设法让自己的需求得到满足，而我呢？怎么一被拒绝，就只会无奈地接受？越想越不甘心，我拿出手机，又拨通了黄发女士的电话，请她给领导打电话授权办理。她的语气比当面时温和了许多，但仍然坚持解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限，我真的进不去领导的系统。”
我叹了口气，心里暗自宽慰自己：算了，至少我努力过了。人生本来就有很多无奈的事，世界又不是围着你一个人转的。
晚上，丈夫问起这件事，我摇头说没领到，酸溜溜地补了一句：“白白浪费了一个下午。”
他听了，火气一下就上来了：“这叫什么事？凭什么让你白跑一趟？领导不在，就不能安排别人办？要是去北京开半个月会，难道让所有人等半个月？这种事就得投诉！”接着，他又滔滔不绝地说起这些人如何不作为，流程有多不合理，应该怎么改。
在我心里，那件事已经过去了。但他却越说越激动。我听着听着，心里竟然生出一股隐隐的愤怒——总觉得他话里话外都在说我没用：太懦弱，不敢闹不敢告，只会被动接受。我心里又难过又郁闷，就像眼睛突然被蒙上了。我认同了他的“指责”。是啊，我就是懦弱，就是无能，就是逆来顺受。我讨厌这样的自己！
可紧接着，又有一个声音在心里冒出来，满含委屈地挣扎：“又在说我！我就那么差吗？我做的就全错吗？真的是懦弱吗？真的是逆来顺受吗？要是人人都揪着一点事就投诉，那还要不要人活了？”
我忍不住打断他，和他争了起来。他一下变得很受伤，有些沉默。说我在指责他苛刻、不宽容。我们就这样吵了起来。
从“该怎么应对公务员的拒绝”吵到“要不要投诉”。可吵着吵着，我突然觉得特别孤独，好像一个人在孤岛上。明明是我遇到了挫折，需要安慰。结果，我的痛苦不但没有人看见，而且整个事情走向变成了混战。
其实我根本不在乎这事能不能成——我只是希望他能先问问我：“你是不是特委屈？是不是觉得特无奈？”然后轻轻地说一句“没关系”，抱抱我就好了。
可他也委屈得不行。他说他明明是在共情我，为我抱不平，我却看不到他的心意，还反过来冤枉他。他说他根本没有批评我，只是气那些人让我白跑一趟。
可我偏偏固执地认为，他就是在说：“要是我，早就办成了。你就是太没用。”
后来，我们都安静下来，我开始回想这件事。我想，丈夫可能真的没有炫耀他比我厉害，而是我自己心里先有了“我不好、我无能”的底色，才会把他的“应该”听成了否定。好像全世界只有一个“正确答案”，他是正确答案，自然我就是错的了。我就是那个怯懦的、无能的人。
但他的“应该”，不应该是我的“应该”，我有自己的应该，我有我自己的正确答案。丈夫有他对待社会秩序的观念，我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和原则。对我来说，有没有办成事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对方的态度——是不是重视，是不是尊重。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处事方式和原则，没有对错。我也值得拥有一套我自己的为人处事的原则和模型，别人和自己不一样，并不意味着是对我的否定和湮灭。
我还需要练习，在不同的声音中，保留自己发声的权力。
我的声音，也值得被世界听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