蟹之鲜美，从古至今，都深受人们的喜爱。钱穆先生在《品与味》中说：“中国文化中饮膳为世界之冠，已得世人公认。中国人特多人情味，亦得世人公认。
使人生果得多情多味，他又何求。故中国人生，乃特以情味深厚而陶冶人之品格德性，为求一至善尽善之理想而注意缔造一高级人品来，此为中国文化传统一大特点。”
食蟹不仅仅是满足口腹之欲，亦是一种文化品位。古时深秋时节，天高气爽，赏菊食蟹，浅酌低吟，宾朋聚赏。此时的赏菊，食蟹，饮酒，作诗，皆是文人墨客借蟹寄情的契机。
《红楼梦》第38回中，曹雪芹所描写的“赏菊食蟹”的饮宴场景，亦是全书最为生动精致、最具谐趣雅意的篇章之一。当时宝钗、宝玉、黛玉、探春、湘云等众人聚齐，吟菊花诗，每人的诗都写出了每个人不同的性情，宝玉风趣，黛玉冷情风雅，宝钗大气，赋菊的文字也表述了各自不同的人生品味。
恰如赵珩先生所言：“文人实在是以食为地，以文为天，饮食同文化融合，天地相合，才呈现出一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邱庞同先生在《蟹馔史话》中说，中国人的食蟹习俗始于周代，那时古人做出螃蟹酱，用于祭祀。至魏晋南北朝中，食蟹的种类更多。且当时的人们已知如何对付蟹的“腥”与“性冷”等方面的经验了，明白食蟹要佐以姜、醋。
到了唐朝，文人们饮酒食蟹之风更盛，在唐诗中屡见咏蟹的诗文，李白、杜牧、皮日休的诗歌中均有咏蟹的佳句。而到了宋代，食蟹更是成了一种专门学问，众多名人著书立说，专谈蟹之特性。元代时，被称为“元四家”之一的倪云林，还曾留有书籍专讲制蟹的几种办法。
明末清初的另一位名士张岱以为，“食品不加盐醋而五味全者，为蚶、为河蟹”。他用传神精彩之笔描绘了“至十月与稻粱俱肥”的河蟹，“壳如盘大，坟起，而紫螯巨如拳，小脚肉出，油油如螾蜒”。这是清煮大螃蟹，煮后，“掀其壳，膏腻堆积，如玉脂珀屑，团结不散，甘腴虽八珍不及”。
清代还有两位著名文人，戏剧家李渔和诗人袁枚也是嗜食蟹又善食蟹的高人。他以为食蟹以清蒸为宜，“蟹之为物至美”，自有其美味。袁枚也有同样看法。他在书中介绍四种食蟹的烹饪法，其中有“蟹羹”，“剥蟹为羹，即用原汤煨之，食蟹的最高境界还是食其至美的本味。
民国时期，“京城四大名医”之一的施今墨先生亦是一名食蟹方家，每逢秋季，他便从京城南下，赴南京、苏州两地，专为食蟹而去。他食蟹之法独特，不喝酒，也不佐以姜醋等调料，仅备一碟酱油即可，醋可佐味，但恐其掩盖真味，便全部抛弃。施老先生对螃蟹的品种也有精细研究，据其产地而分为湖蟹、江蟹、河蟹、溪蟹、沟蟹和海蟹六等。
周家望先生在《老北京的吃喝》一书中饶有情趣地谈到这一轶事。当时，北京至秋季吃的螃蟹以河蟹居多，大多是京东桑榆河、潮白河及京南通县的马驹桥捕来的，但都打着天津胜芳镇的“胜芳螃蟹”的招牌。
大批河蟹贩到京城，先由正阳楼及各个大饭庄先来挑选。正阳楼秋季的招牌菜便是精涮羊肉和清蒸大螃蟹两宗美味，他们买来螃蟹后先派人专门饲养，每天给这些螃蟹喂新鲜高粱米，几天后它们的个头儿就显得很硕大，老北京人称其为“高粱红大螃蟹”。
据说，将螃蟹蓄入缸中还要浇鸡蛋白催肥。饭庄的厨房蒸蟹时笼屉里总要放几大块姜，因螃蟹其性奇寒，这是为了怯寒。其调料仅是干姜汁及米醋，也是为了使顾客能够品味出螃蟹的真味。正阳楼所售的螃蟹特别肥大，据梁实秋说“每客一尖一团足矣”，然后再补一碟烧羊肉夹烧饼，一碗汆大甲汤。
汆大甲汤是高汤煮沸，汤中投入剥好的蟹螯七八块，再洒上芫荽、胡椒粉及切碎的回锅油条，便可压住一餐饭的阵脚。
正阳楼还为每个食客配有一套精巧的食蟹工具，有黄杨木制的小木槌、小砧板，以及银箸银匙银叉子，小巧合用，精美考究。用餐毕，伙计更端上一铜盆温水，里面撒有绿茶叶、菊花瓣，以便客人洗去手上的蟹腥。老北京人食蟹的一整套程序，可比西餐馆里舞刀弄叉的程序更讲究，其实玩的成分居多。
时至今日，蟹的美味依旧没有人可以抗拒，金黄的蟹膏，雪白的蟹肉，属于蟹的鲜香轻易地飘散在空气里，你也在期待了对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