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岸Daily 原创 作者：光美
2015年12月25日，日本电通公司员工高桥茉莉从宿舍四楼一跃而下，结束了她24年的短暂人生。
这位毕业于东京大学，就职于顶级广告公司的年轻人，在外人看来绝对算是社会精英。
在她去世后，人们发现他在社交媒体上留下不少令人绝望的文字：“假日加班准备的材料，竟然被批得一文不值，让人身心俱疲”“人生是为了活着才工作，还是为了工作才活着，我已经分不清”“我真的很想死”……
她的死在日本社会引起很大的争议。
厚生劳动省调查发现，高桥茉莉曾在一个月内加班130个小时，远远超过公司员工协议规定一个月最多加班70个小时的上限。最终，她的死被官方认定为“过劳死“。
过劳死（Karoshi, death from overwork）一词原本是一个起源于日本的社会医学术语。
日本也是世界上过劳程度最高的国家之一。
据日本劳工问题专家组调查，2006年，欧盟国家工人平均年度工作时长为1600小时，而日本工人是他们的1.5倍——2288小时。其中，有408小时为加班时间。2016年，日本政府发布的过劳死白皮书显示：五分之一的企业员工有过劳死的危险；约21.3%的日本员工平均每周工作49小时或以上，远高于美国的16.4%、英国的12.5%和法国的10.4%。
“带薪休假“甚至会让日本的职场人有一种羞耻感。
1.
与日本相似，同样受东亚文化影响的韩国、中国台湾和中国大陆在内的几个东亚国家及地区，超负荷工作、过劳死都成为了一个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
1月4日，拼多多一名23岁女员工意外离世，被质疑是因为过度加班劳累，导致的过劳死。根据网友透露，这名女性员工供职于拼多多旗下推出的“多多买菜”业务板块。随着舆论不断发酵，拼多多官方也出面对此事做出回应：去年12月29日凌晨1点30分，1998年出生的张某霏在与同事一起走路回家的路上突然捂腹，晕厥倒地。同事立即呼叫120送往乌鲁木齐本地医院，经近6个小时急救依然无效，不幸离世…
一般认为，过度加班导致的过劳死现象只会在企业出现，作为商业组织促使员工超额加班，为的是赚取剩余价值，获得更多的利润，但过劳的现象在医院、银行，甚至政府机构都比较普遍。
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麻醉科主治医师周祥勇在接受《医学界》杂志采访时，一连说出了9个倒下同行的名字，其中5人年龄仅30岁左右。
另据《北京青年报》10月28日报道，调查数据显示，目前国内近半数医生每周至少要上一个夜班，八成人中午休息不超过半个小时，不少人午饭及午休时间只有10分钟。几乎所有医生都曾连续工作24小时以上，半数人曾连续工作超过36小时，约两成医生曾连续工作48小时以上。
与企业员工过劳死相似，繁重的工作压力，让“太多医生忙于工作而忽视了自己的身体健康，眼看着一个个忙碌的身影猝然倒下，实在令人心痛。”
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医生也在过劳死？
爱思唯尔科研医学服务账号发布的一篇文章认为，医生过劳的原因主要归因于医疗资源的不足。文章指出，中国人口占世界总人口的22%，但中国仅拥有世界总医疗资源的2％。因此，中国每1000人口中只有1.2名医生，而发达国家为2.8/1000 。 发达国家的麻醉师通常每年处理500-1000例病例，而中国的这一数字约为1500例——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这项研究发现过劳死最常发生在麻醉科的医生身上。
另一个原因是医患关系的日趋紧张和薪水低造成的心理工作压力。2003年至2013年，全国共发生严重医疗暴力事件101起，报告医护人员死亡24人。医务人员“流汗流泪又流血”，医患关系的紧张极大地增加了医务人员的心理工作压力。
2.
除了“打工人“容易过劳死，研究过劳死的人也已经过劳死了。
日本产业医学研究发现，时间外劳动（加班）会加大员工患脑淤血、心肌梗死等心脑血管疾病的风险：单月的时间外劳动超过100小时，或连续2-6个月平均每个月超过80小时，风险很高。
森冈孝二被认为是日本“过劳死问题研究第一人”，他多年来展开对过劳死现象的研究。他认为，日本的长时间劳动，是阻碍中国缩短劳动时间的重要原因。反过来，中国的长时间劳动又进一步加剧了日本的过劳问题。
普遍认为是过度消费导致的劳动增加，从而带来的过劳死现象。从这个解释的角度来看，其实也就是“内卷“现象。当各行各业用劳动时常和强度来增加产品和服务的竞争力，其实并没有给社会带来实质的发展。
讽刺的是，用一辈子时间和精力研究过劳问题的专家森冈孝二，最后同样难免于过劳死。他一生为解决过劳问题而奔波，明知自己有心脏病，还常常工作到深夜两三点。
2018年8月1日，74岁高龄的森冈孝二，因慢性心力衰竭急性恶化倒在家中，送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他终其一生，也没能找过导致劳死的根本答案。
3.
在信息化时代，过度劳动还隐藏得更深，更不容易被察觉。
信息化消除了工作和生活之间的时间界限，并且模糊了人们对时间的感知。当你终于结束了繁忙的工作，走出办公室的那刻，往往还会收到同事之间的工作交流、领导的工作安排，很多人甚至在半夜躺在床上还在用办公软件处理工作。
数字时代的过劳不仅体现在生产上，更隐藏在消费中。
当你躺在床上刷着抖音，朋友圈写着评论的同时，也在不知不觉地为资本付出劳动，贡献价值。
一般将“信息指示消费转换为额外的生产性获得而遭受剥削的劳动者“称为”数字劳工“，而在数字媒体时代，我们都成为互联网巨头的免费数字劳工。
除了工作和生活带来的过劳行为，躺在床上刷手机、玩游戏同样带来了过劳。
共青团中央曾发布某直播平台游戏主播“孤王”因过度劳累而不幸猝死；澎湃新闻曾报道，浙江一27岁妈妈盯着屏幕猝死，法医：通宵玩手机过劳死…
如今，新媒体平台的用户生成的内容已经成为数字资本主义新的剩余价值增长点，包括用户有意识地上传图片、视频，义务为网站进行宣传、翻译，甚至参与到无偿的众包服务当中，这些都是可以被用于生产新的可以被商品化的内容。
年轻人不仅遭受着巨头们直接的压榨，而且还扮演着“数字劳工“的角色。但这样的过劳现象在资本看来，不过是 “是这个社会的问题，这是一个用命拼的时代，你可以选择安逸的日子，但你就要选择安逸带来的后果。”
参考资料：
1. 【华商韬略】困在过劳时代
2. 【中国青年报】医生劳心劳力 亟待减负止损
3. 【爱思唯尔科研医学服务】中国学者解读过劳死：中国医生的无声杀手
4. 【腾讯网】专注于“过劳死”的日本教授，却因过度工作而倒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