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书从大的结构上来说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是介绍研究贫穷问题如何着手。第二部分是介绍可以改变贫穷的几个关键因素：营养、健康和教育。第三部分是介绍贫穷对人生活各个方位的影响。因为本文多以举例来阐述观点，所以本篇读后感更多是从原文摘取一些带有总结性的描述作为记录，同时主要以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作为主要记录。

第一部分：究贫穷问题如何着手

本书前言部分引出了研究贫穷问题的出发点，应该从泛泛而谈转向就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从细节入手进行改善。世界上关于贫穷问题，大都专注于那些“大问题”:贫穷的最终原因是什么?我们应该在多大程度上信任自由市场?穷人能够受益于民主制吗?外来援助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萨克斯在其 2005年《贫穷的终结》(The

Endo/Porn)一书中称，如果富国在 2005--2025 年间每年拿出1950亿美元的资金来援助穷国，那么贫穷问题到2025 年末便可完全得到解决。大多数研究哲学问题的人更喜欢在多个国家之间做比较。例如，针对世界上几百个国家的数据表明，接受更多援助的国家并不比其他国家发展得快。这常常被认为是援助无用的依据，但实际上，这也可能意味着相反的观点。或许，援助使某些国家避免了一场灾难，没有援助的话情况会更糟。对此，我们并不了解，只是在泛泛地猜测而已。这些帮助穷人的方式真的有效果吗？真正有用的方式是从实际问题的角度去思考，这样就可以有针对性地找出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而不是空谈外来援助。例如，世界卫生组织称，疟疾在2008 年造成约100万人丧生，其中大多数是来自非洲的儿童。  对此，我们认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这样就可以挽救很多条性命。研究表明，在疟疾传播严重的地区，让人们睡在经过杀虫剂处理的蚊帐中，可以将疟疾的感染病例减少一半那么怎样做才能保证儿童都睡在这样的蚊帐一钵中呢?从泛泛而论转向具体剖析，这样做还有一个好处:一旦我们了解穷人是否愿意花钱购买蚊帐，以及他们是否会使用免费得到的蚊帐，那么我们所了解的就不仅是发放蚊帐的最好方式了;我们还会了解，穷人是怎样做出选择的。例如，蚊帐得到广泛应用的最大阻碍可能是人们不了解这种蚊帐的好处，可能是穷人买不起蚊帐，也可能是他们的头脑完全被当前的问题所占据，根本没空去担心以后的事。通过回答这些问题，我们就能了解穷人的特殊性表现在哪些方面:他们除了手里没有多少钱之外，在生活上同其他人都是一样的吗?或是他们极度贫困的生活与其他人的生活在本质上有哪些不同?如果他们的生活有什么特殊之处，他们是否会因此而掉人“贫穷陷阱”?

第二部分：改变贫穷的几个关键因素

有大量证据支持这一观点，即童年时期的营养不良会直接影响成人的处世能力。在肯尼亚，持续得到抗蠕虫药片达两年的孩子，其上学的时间及在青年时期挣的钱比只得到1年抗蠕虫药片的孩子多20%:蠕虫会造成贫血及营养不良。24一些优秀的营养学专家研究表明，童年时期适度的营养摄人具有深远着义，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们的结论是:“营养不良儿童的个子更有可能长不高、学习成绩更差、生下的孩子更瘦小。此外，营养不良还与成年时期的经济地位较低有关”。但穷人选择食品时，主要考虑的并不是价格是否便宜，也不是有无营业价值，而是食品的口味怎么样。

人类对美好生活的基本需求，或许可以解释为什么印度的食品消费一直都在下降。消毒剂和口服补液并不是什么特例，还有其他相对“好摘的果子”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状况，挽救很多生命。那些方法简单、廉价。如果恰当地利用，就能够节省大量资源(如减少额外工作日减少抗生素的使用、增强体质等)。除了挽救生命，这些方法还可以为自身买单。然而，太多这种“果子”都未被摘下。并非人们不关心自己的健康，他们不但关心，而且还为此投入大量资源，他们只是把钱花在了别的地方，比如，并非任何时候都适用的抗生素为时已晚的外科手术等。为什么要这样做呢?

大多数专家一致同意，家用自来水及卫生设施会给健康带来很大影响。一项研究表明，由于自来水、良好的卫生设施及水源氯化的推广，1900一1946 年间的婴儿死亡率下降了约 3/4，使同期死亡率总体减少了几乎一半。“此外，童年期间的痢疾复发会永久伤害孩子的身体及认知上的发育。据估计，通过用管道向家庭输送无污染的氯化水，痢疾病例可减少 95%。“劣质水和死水也是其他主要疾病的一个来源，如疟疾、血吸虫病及沙眼,这些疾病都可能导致儿童死亡，或降低他们长大后的工作效率。

低需求量表明，健康问题依旧难以得到根本性的解决:逃出“贫穷陷阱”的“梯子”是存在的，但并非总是放在正确的地方，而且人们似乎不知道怎样踏上“梯子”，或者他们甚至根本不想那样做。纯净水、蚊帐、抗蠕虫药片或加铁面粉，尽管这此东西会给人们的健康带来很大好处，但人们似乎不愿为此花太多的金钱或时间。那么，这是否意味着，穷人不关心自己的健康?有证据显示,结果恰恰相反。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穷人为健康花了多少钱，而是他们的钱究竟花到哪儿去了。他们常常把钱花在昂贵的治疗上，而不是廉价的预防上。

另外，还有一个常见的明显失误: 医生一般会诊断不足、用药过度。根据在乌代布尔的健康调查，我们发现，在一名病人去私人诊所看病的次数中，注射占 66%，静脉输液占 12%，而检查只占3%。治疗痢疾、发烧或呕吐的常见方法是开点儿抗生素或类固醇，或者这两样药都开点儿，而且常常采用注射的形式。

穷人之所以会坚持那些看起来漏洞百出的信念，还有一个潜在的原因:在他们无能为力的情况下，希望变得至关重要。曾与我们交谈过的一位“孟加拉医生”向我们说明，他在穷人的生活中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穷人根本就治不起大病，因为那会花很多钱比如化验、住院，所以他们得了点小病就会来找我，我会给他们开点儿药，让他们感觉好一点儿。”换句话说，即使他们知道解决不了什么大问题，但还是要为自己的健康做点儿什么，这很重要。

穷人所陷人的困境与我们其他人的困扰似乎是一样的一一缺乏信息、信念不坚定、拖延。的确，我们并不贫穷，受过良好的教育，见多识广，但我们与穷人的差别其实很小，因为我们的认识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少得多。

我们的真正优势在于，很多东西是我们在不知不觉中得到的我们住在有自来水的房子里，不用想着每天早晨往水里加消毒剂下水道自行运转，我们甚至不知道是怎样运转的。我们大都相信医生会尽力为我们服务，公立医院会告诉我们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我们别无选择，只能让孩子接种疫苗(公立学校不接收未接种疫苗的孩子 )。即使我们出于某种原因没给孩子接种疫苗，他们可能也会安全无恙，因为其他所有人都接种过了。如果我们去健身房，我们的保险公司会奖励我们，因为他们担心没有奖励我们会不去。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大多数人都无须担心是否有下一顿饭吃。换句话说，我们几乎用不着自己有限的自控及决断能力而穷人则需要不断运用这种能力。

我们应该认识到，谁也没有那么明智、耐心或博学到能够为自己的健康做出正确的决定。同样，对于那些生活在富裕国家的人来说他们周围充满了无形的助推力，而贫穷国家保健政策的首要目标应该是，让穷人尽可能容易地获得预防性保健，并规范病人所能享受的医疗服务的质量。鉴于人们对价格的高度敏感性，这些国家的政府应免费提供预防性服务，或是奖励那些利用这种服务的家庭，使其尽量成为自然的“默认选择”。免费的释氯器应放在水源旁边:给自己孩子接种疫苗的家长应得到奖励;学校里的孩子们应得到免费的抗蠕虫药片和营养增补剂;至少在人口密集地区，水利及卫生设施的公共投资应立即启动。

作为公共卫生投资，通过减少疾病与死亡、提高人们的收入很多这类补贴的价值都超出了其自身的成本一一不再反复患病的孩子可以上更长时间的学，因而可以在成年后挣更多的钱。不过，我们并不可以就此认为，这一切在没有干预的情况下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即使在预防性措施十分廉价的情况下，如果关于其好处的信息不完善，再加上人们当前的习惯，他们愿意为之付出多少努力、投人多少钱都会受到限制。而如果那些措施不那么廉价的话，他们要面对的问题自然是钱。从治疗的角度来看，这一挑战是双重的:既要确定人们可以获得自己所需要的药品，还要限制他们获取不需要的药品，从而防止药物依赖性的增长。在发展中国家。由谁来开展实践并充当医生的角色，这似乎是大多数政府都难以规范的。因此，要减少抗生素耐药性的蔓延及强效药的滥用，唯一的方法或许就是，尽最大努力控制这类药品的销售。

这一切听上去都颇具家长式风气，不过从某种角度上来说，事实的确如此。对于生活在安全而干净的家中、躺在舒适沙发上的我们来说，痛斥家长式作风的危害、告诉自己该为自己的生活负责是轻而易举的。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高裕世界的人来说，我们目前不正是这种家长式作风的永久受益者吗?我们深深扎根于这一体系而浑然不觉这个体系不仅可以将我们照顾得更好，而且我们也不需要去思考生活中的其他问题。然而，我们仍然有责任向人们传授公共卫生知识。我们确实欠每个人(包括穷人)一个尽可能清晰的解释，告诉他们为什么接种疫苗如此重要，为什么他们需要完成整个接种疗程。不过，我们应该真正认识到，仅凭信息并不能取得成功。这就是事物本身的规律，对于穷人来说是如此，对于我们也是一样。

自上而下的教育政策有用吗?然而，问题在于，尽管从原则上看完美无缺，但这种公共干预是否切实可行呢?如果家长们根本不关心教育，那么这种自上而下的教育推动只会浪费资源，这会不会太冒险了?例如，伊斯特利在(在增长的迷雾中求索》一书中称，非洲国家的教育投资对这些国家的发展毫无助益。

同样，回答这个问题的最佳方式是，研究特定国家在实施这种政策时所遇到的具体情况。值得庆幸的是，尽管教育质量低下但学校还是有用的。在印度尼西亚 1973 年第一个石油繁荣时期之后，时任该国总统的苏哈托将军决定大规模修建学校。“ 这是一个自上而下的刺激供应计划:学校的建立遵循着这样一个规则，即优先考虑失学儿童人数最多的地区。如果这些地区没有学校，就说明人们对教育不感兴趣，那么这个计划就是一次可悲的失败。

实际上，总统特别基金计划是一次巨大的成功:为了评估该计划，伊斯特利找到了一些成年人(可以受益于新建学校的年轻人)和更年长的一代人(他们的年龄已使他们错失到这些学校上学的机会)，并对二者的收人进行了比较。伊斯特利发现、相对于年长的代，在建立了更多学校的地区，年轻人的收人要高得多。通过教育对收人的影响，伊斯特利总结出，因新学校的建立而每多接受年小学教育的人，其收人将提高约 8%。这一针对教育回报的估算与美国的普遍情况十分类似。

一些成功的实验给我们带来了很多关于如何创造这种条件的启发。第一个因素就是，关注基本技能并坚持这样一个信念:只要每个孩子及其老师付出足够的努力，他们就能掌握这些技能。这不仅是布拉翰计划的一个基本原则，也是一种态度，与美国特许学校“不要找借口”的意味类似。37这些学校包括“知识就是力量(KIPP)”计划学校、哈莱姆儿童地带等，主要面向贫穷家庭的孩子(尤其是黑人孩子).其课程侧重于基本技能的牢固掌握，以及不断测量孩子的认知水平，因为如果没有这样的判断，他们就不可能对孩子们的进步进行评估。

通过对奖励人学赢家与输家的对比研究后，我们发现，这些学校的办学效率很高。对波士顿特许学校的一项研究表明，通过将特许学校的规模扩大4倍，同时保持现有的学生人数不变，可将全市黑人与白人孩子在数学测试分数上的差距缩减40%。8 这种机制正是我们在布拉输计划中看到的:在一般学校体系中迷失的孩子(在进人特许学校之后，他们的考试分数落后于其他孩子)又得到了一次机会，很多人都抓住了这次机会。

降低家长们的期望、注重核心能力的开发、使用技术辅助或在必要时利用教师代替的教学方式，与某些教育专家的观点是相饽的。他们的反应或许可以理解一一我们似乎是在建议一种双重教育体系。这一体系一方面是为富人的孩子设置的，他们无疑会在昂贵的私立学校里接受最高标准的教育;另一方面是为余下的孩子设置的。对此的反对意见并非毫无根据，但遗憾的是，这种差别已经存在。不同之处就在于，目前的体系似乎根本没为大部分孩子提供任何机会。如果课程得到底的简化，教师的职责被严格限定为让每个人都掌握一些知识，孩子们也可以根据自己的进度学习，在必要的时候重复学习，那么大多数孩子都能在上学的几年间学到点儿东西。此外，有天赋的孩子还有可能会在这一过程中发现自己的才能。不过，要想与那些上精英学校的孩子取得同样的成绩，他们的确还需要付出一定的努力。但如果他们学会相信自己，他们就可能抓住一次机会，当这一体系愿意帮助他们实现其目标时尤为如此。“要想建立一个能够向每个孩子提供机会的学校体系，首要的一步或许就是，认识到学校的服务对象是其现有的学生，而不是他们可能想要的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