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
——曾子
儒家四书之一，儒学入门总纲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始终。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大学之道，即为大人学的道理，古代大人之学以伦理、哲学、政治等为主。也可以理解成，学大人之道，方能长大成人。这个大人学的道理，是要发扬“明德”，要亲近百姓，最终使人达到完满。大学的道理，是把好的品德发扬光大，使百姓都能越来越好，而修行的最终目的是至善，也就是精神上的圣境。这是修行的总的方向，那么具体怎么样达到呢？接下来是一系列的推导。知道修行的方向是至善，方向清楚了，志向也就定了。有了坚定的志向，人才能更加镇静，不至于浮躁。不浮躁的人，才能够安然从容。当人处于安然从容的状态下，思维才能活跃起来进行思考。这里用了虑而不用悟，我试解之——悟主要在于领悟规律，所以有悟道的说法，而虑则更加注重得出具象的结论，所以有思虑谋划的说法。虑在安之后，而在得之前。这个得，应当是得到具体的成果。这个修行的逻辑是这样的：知道至善所以坚定，坚定了所以不浮躁，不浮躁所以从容，从容所以能好好谋划，然后能得到好的结果。这是一条从心中的目标出发，却从脚下走起的路。去得的过程里，心要安，脑要虑，人要静，方向要定，目标要明。这是知行合一之路。接下来有三对矛盾，本末，始终，先后，搞明白这些，就接近真理了。本末，是矛盾的主要和次要方面，也可以理解成内因和外因。参天之木，始于本，终于末，叶落归根，这是一个循环。本是起因，往往是混沌不明的，随着各种因素的加入，生长出来，有了末，有了细节。搞明白本末，才能在该把握的时候把握住对的，不至于搞反了。始终，是所有东西的开始和结束，有开始就一定有结束，大到洪荒宇宙，小到一只小虫子，单细胞，没有什么能够无始无终。把握事物发展有始有终的规律，就能结缘于起，释缘于终。这方面，佛学有比较多的论述。先后讲的是顺序，其实也就是选择，是取舍。到底是先读书还是先就业？先找人还是先做业务？因为时机是唯一的，选择的同时必须放弃，也就是有先必有后。这里讲到的三对矛盾，帮助我们接近至善，接近真理。儒家之学，是超凡入圣之学，也是经国济世之学，追求具体的成果并不可耻。儒家在创立之初就是政治学说，是为治国服务的，历朝历代的儒生读书的目的也是加入政府机关去治国。因此，儒家的修行并不仅仅只是达到精神上、道德上的境界，还跟具体的成就、权力、财富等有关，进而跟把国家治理好，百姓管理好有关。
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自天子以至庶人，壹是皆以修身为本。
这是儒家非常经典的一个修行和济世的模式：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四步是修身的过程，是内修；后四步是济世的过程，也就是外用。朱熹的说法是，在具体的事务上花功夫，研究具体的事物，从其中得出知识，进而使自己意念真诚，然后才能端正心意。从这里看到，内修的总目标，要达到的境界，就是正心，反过来就是心不正。儒家最终的目标是平天下，这个平天下不是扫平天下，那是秦始皇的目标，这里的平天下是使天下太平。既然儒家修行最终是要平天下，修身的目标境界就是心正，也就说明，儒家认为，心不正的人是不能治国平天下的。古来许多读书人，在没做官的时候，的确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但是做了官了，就认为自己修身已经修好了，后面主要的工作就是治国平天下了，这是根本的错误。修身先是正心，使心正，修到了心正不能放下，而要持正，保持住。因为你要明明德，你要亲民，你要至善，那你自己得有这个明德，明德就在正心里。治国平天下的过程，就是以自己的正心，以自己的德为本、为始，去明、去亲、去治，在这个过程中要注意本末、始终、先后，最终达到至善，万民革新，人人至善，那么就天下太平了。这还是一个先后顺序的步骤问题。格物致知一直是个千古课题，曾子并没有能留下非常确凿的解释说法。这可害惨了后来人了，格物致知是儒家修行的起点，是大厦的基石，这个问题搞不清楚，这个修行从哪里开始修呢？你说修佛从不杀生、不吃肉开始，这很具体了，也容易入门。格物致知一说，搞不清楚，这就麻烦了。朱熹说从具体事物中做研究，今天格一物，明天格一物，迟早就能致知。这个颇有点自然科学的味道，通过观察、实验等研究方法去研究具体的事物，从中找到规律性的东西，找到规律而又能脱离这个物，就是知。所谓格物，是研究物，得出的结论又不应于物，要抽象出规律来。这个角度看来，王阳明就不是一个好的理科生，他格竹就以失败告终。只不过这学生比较厉害，后来自己发明了一种解释。这里列举一些有意思的说法：东汉郑玄（论语的编辑）说，知分善恶，善多则好的来，恶多则坏的来，格是来的意思，这颇有吸引力法则的味道。唐朝的李翱认为，万物来临时，心中有所感受，这个感受是明知的，又不完全依赖于物。北宋司马光认为郑玄不对，他认为格是抵御，抵御物欲，才能获得真知。这个说法跟佛家有点像，物欲诱惑是遮蔽智慧的乌云。程颢认为，格是至，是穷尽，要穷究事物中包含的道理，知才能不为外物牵动驱使。程颐在程颢的基础上进一步，认为穷究事物之理，心就能知天理。二程在这个问题上的观点，跟后来朱熹的去人欲存天理，一脉相承。南宋朱熹认为不光是要穷究事物的道理，而且要究到穷、到极！他说人都有知，而事都有理，研究事物研究到了极点，才叫格，只有穷尽了事之理，才会有人之知。一旦功夫到了，一通百通，人就能掌握万事万物的理了，也就达到了知的层次。我估计朱熹是处女座，这太符合处女座的性格特点了。陆九渊认为，格物就是要维持心性不为物所牵，致知就是要回复天理之知。朱熹去人欲，存天理的说法，是把心与理分开，认为理是真善美的，而心容易受到外物的侵染，所以修行就是要把人心的欲望摒弃，用真善美的理来主导。陆九渊则认为，心就是理，真善美不在别处，本来就在心里，只要回复这心，不为外物所累，自然就达到了知的境界。这个说法跟人性本善和终生皆有佛性有类似的意思。王阳明认为，格物就是端正事物，为善去恶，从而达到每个人天生自有的良知之心。这在陆九渊的基础上，加上了知行合一的思想。陆九渊是维持心性，是防守，回复天理之知，也就是回复本心，但没有说本心是什么。王阳明说端正事物，心有良知，比陆九渊又要积极一层，承认了心有良知是天性，以正心格不正之心，以心之正格物之不正。在随时随事上致良知，就是格物。王艮认为格是格式，是规矩，格物是要规范自身的行为，才能了知德行根本。格物致知以后，进一步就是诚意正心。所谓诚意就是意要真诚不要自欺，心要常正、持正。王阳明认为，心本来是没有正不正的，但是人在世间，会有意动，意动了心就有了正与不正。因此，意要真诚，不要自欺，才能保持心正。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连起来，就有了一个比较圆满的解释，似乎格物致知的问题也就能稍稍平复一些了。在一些平凡的事务里寻求道理，明白自己的良知本心，按自己真正想要的那样去动意念，自然能够达到心的正。这样看，儒家的修身实际上还是一个超凡入圣的过程。每个人的心中都有良知，都有神圣的自己，在遇到具体事的时候，向着神圣的那个自己去发心动意，就能达到心正。在这里，心正实际上就是至善了。人，通过世间事物的磨练，得悟本心之良知，诚心向至善去努力。凡事为砺，我心为剑。心剑蒙尘，故有砥砺之苦。所幸者心剑本圣，去尘即为格物。修身的过程，人也生活在家庭中、国家里，所以身是家之本，家是国之本，百姓万家，是天下之本。修身是把自己修好，修好了自己，心是正的，意是诚的，知是有的，物是格的，那么家自然也就好了。用自己的至善去感染家人、教育小孩，把整个家就带往至善，就像佛祖出家，全家后来都出家了。治国，是治理国家，也是使国家大治。每个人都心正了，每个家都齐了，都好了，国家要大治就不难了。一个国家好了，再去帮扶影响别的国家，那整个天下就都好了。这里面透露着儒家天下大同的终极理想。上到天子帝王，下到黎民百姓，都要以修身为根本。
其本乱而末治者否矣。其所厚者薄，而其所薄者厚，未之有也。此谓知本，此谓知之至也。
乱和治是儒家经典中经常用到的一对矛盾，常用以形容事物的状态，乱指混乱，治是安定祥和，儒家管理天下的目标就是治。根子上是混乱的，生长出来的枝叶细节能理顺，是不可能的。根子在修身，自己的修行不够，想要平天下，是不可能的。厚和薄应作重视、轻视（忽视）。重视的地方不好，轻视的地方反而好，这是从没有的事。再一次强调了要重视修身这个本，重视修身，修身就厚了，本厚了，末自然也就薄不了，平天下是顺理成章的事。曾子总结，这些就是知本，是认知的极致。
所谓诚其意者，毋自欺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此之谓自谦。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所谓诚意，就是不要欺骗自己，要尊重自己的本心。就像讨厌难闻的气味，又好像喜欢好看的景色。这就是满足自己的本心。君子修身，尊重自己的本心非常重要。而自己的心，是一颗正心，道理道德不在书本上，不在别人的教导中，而在自己的内心。骗别人容易，骗自己有时候也很容易。君子应当时常看看自己的本心，只有本心得到畅达，意念也才会通达。所以君子必定在自己独处的时候也很慎重。为什么要在独处的时候也慎重呢？因为在人前，慎重、守规矩并不难，别人就是约束，道德就是约束，而一个人的时候，没有了别人的约束，就必须要靠自己的本心来约束。因此，慎独实际上也是慎心——在自己的本心面前慎重。
小人闲居为不善，无所不至，见君子而后厌然，掩其不善而著其善。人之视己，如见其肺肝然，则何益矣。此谓诚于中，形于外，故君子必慎其独也。
小人平日里什么不好的事都会做出来，看到君子才会遮掩躲避，掩盖不好的事，而显出好的。别人看他，实际上就像能看到内脏一样清楚透彻，这样做又有什么好处呢。这就是所谓的内心是什么样的，显出的外表就会是怎么样的。所以君子必定慎独。这里又一次强调慎独，因为心本善，诚意就是要尊重自己的本心，那么做出的行为，哪怕是一个人独处的时候，都是善的，这就是君子。
曾子曰：“十目所视，十手所指，其严乎！”富润屋，德润身，心广体胖，故君子必诚其意。
曾子说：一群人的目光所示，一群人的指点议论，这种监督是非常严格的，无法掩盖。财富能把房屋装点得华美，高尚的品德也能惠及身心，心胸宽广就能体态安详。所以，君子必定意念真诚。这里的润是儒家很重要的一个修饰词，润是玉的特征，君子如玉，讲的就是君子有玉一样的润，细腻光滑的意思。君子的德行也如美玉一般。
诗云：“瞻彼淇澳，菉竹猗猗。有斐君子，如切如磋，如琢如磨。瑟兮僴（xiàn）兮，赫兮喧兮。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如切如磋”者，道学也。“如琢如磨”者，自修也。“瑟兮僴兮”者，恂慄也。“赫兮喧兮”者，威仪也。“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者，道盛德至善，民之不能忘也。
诗经说：“看那弯弯的淇水岸边，有茂盛美好的绿竹。德才兼备的君子，像切磋骨器、琢磨玉器一样修养自身。他开朗而庄重，仪表堂堂。德才兼备的君子，令人难以忘记。”如切如磋，是说他的治学之道。如琢如磨，是说他自身的品德修养之道。瑟兮僴兮，是说他开朗庄重。赫兮喧兮，是说他仪表威严。有斐君子，终不可喧兮，是说他的品德之高尚达到完美，百姓自然不会忘记他。淇澳之竹是中国古代文献中第一个用来比喻君子的植物，后来才有梅兰菊竹四君子，分别象征坚贞高洁、淡雅孤傲、迎霜不争、谦逊淡泊的品质。中药中也有四君子：人参、白术、茯苓、甘草，相互配伍起到益气健脾的作用。这里引用诗经中的诗歌从学问、品德、气质、仪表四个方面描绘了儒家修行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目标——君子的形象。这里还反复强调了民不忘，体现了儒家君子垂范世人的责任心。
《诗》云：“於戏，前王不忘！”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
诗经说：“啊！先前的贤王不会被百姓遗忘！”君子尊尚先前贤王所尊尚的，亲近前代贤王所亲近的。（所以君子不忘）小人享受先前贤王遗留的快乐和利益。（所以小人不忘）因此，先前的贤王虽然去世了也不会被人遗忘。
《康诰》曰：“克明德。”《太甲》曰：“顾諟（shì）天之明命。”《帝典》曰：“克明俊德。”皆自明也。
（明白了这些道理之后）《尚书·周书》的《康诰》篇说的“能够弘扬美德”，《尚书·商书》的《太甲》篇说的“回顾禀顺上天的美德”，《尚书·虞书》的《帝典》篇说的“能够弘扬伟大的品德”，就都自然而然地明白了。无论是儒家还是其他学问，都讲一个道理相通，乃至自洽。尚书相传为上古之书，记录上古时代的历史，孔子尊其为儒家核心的经典，六经就是指诗经、尚书、礼记、易经、乐经、春秋，其中诗经为孔子编纂、尚书为上古流传、礼记为戴圣所作、易经为姬昌所作（连山、归藏已失传，只留周易，孔子及弟子作易传对周易进行了注释）、乐经已失传、春秋为孔子所作。孔子崇尚周朝的礼仪，奉周公为圣人，号召大家回归周朝的风气，因此儒家典籍中多有自相引用，这也是文脉相承。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康诰》曰：“作新民。”《诗》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是故君子无所不用其极。《诗》云：“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诗》云：“缗蛮黄鸟，止于丘隅。”子曰：“于止，所其所止，可以人而不如鸟乎？”《诗》云：“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商汤的《盘铭》说：“假如一天能（使之）焕新，那么天天都可以焕新。”《康诰》说：“劝勉人们自新。”《诗经》说：“周朝虽然是旧的国家，但其接受的天命却是使民焕新。”因此，君子没有什么不要追求最完美的境界。《诗经》说：“都城方圆千里，都是百姓居住的地方。”《诗经》说：“鸣叫的黄莺，栖息在多树的山丘上。”孔子说：“啊！鸟都知道自己的栖息的地方，难道人还不如鸟吗？”《诗经》说：“仪态端庄美好的文王，道德光明，使民无不敬仰。”
这里重新回到了开头所说的亲（新）民，孔子虽然渴望回归周朝，但是却提出新民这个想法，就是要以高尚的道德不断帮助民众自新。好的道德修养，就像是山丘上长的树，平地上建设的城邦，能够让人敬仰归服。所以孔子认为，统治百姓不是靠武装力量，而是靠仁德。
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作为国君，就要施行仁政；作为臣子，就要尊敬君主；作为儿女，就要孝顺父母；作为父亲，就要慈爱家人；与别人交往，就要诚实信用。
子曰：“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无情者不得尽其辞，大畏民志。此谓知本。
孔子说：“听讼审判，我就像别人一样。必定要让诉讼不发生。”违背实情的人不能让他尽巧言善辩之能，使得民心大大地敬畏。这叫做知道根本。孔子在这里提出了一个很重要的思想：听讼，必使无讼，就是诉讼解决的根本不是输赢，而是诉讼不发生。就像打仗最好的结果是不打，治病的最好结果是没病。这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重要的思想。
所谓修身在正其心者，身有所忿懥（zhì），则不得其正，有所恐惧，则不得其正，有所好乐，则不得其正，有所忧患，则不得其正。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食而不知其味。此谓修身在正其心。
所谓的修养品德，就要端正心意。愤怒、恐惧、偏好、忧患，这些都会让心意难以端正。一旦心不在了，就会看了好像没看到，听了好像没听到，吃了也辨别不出味道。所以修养品德的关键在于端正心意。这里又讲到了一个很关键的观点：心在焉，心在此处，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心思在这里，专注力在这里。无论做什么事，思考什么问题，心在不在很重要。俗话说每逢大事有静气，说的就是在一些大事发生的时候，有宁静的气质，这个宁静是为什么？就是为了让心在这里。佛家说“吃饭的时候吃饭，念经的时候念经”，说的也是这个道理。不光要修养品德关键是端正心意，做任何事都要端正心意。凡事就怕认真，而认真说起来很简单，就是把心放在这里。
所谓齐其家在修其身者，人之其所亲爱而辟焉，之其所贱恶而辟焉，之其所畏敬而辟焉，之其所哀矜而辟焉，之其所敖惰而辟焉。故好而知其恶，恶而知其美者，天下鲜矣。故谚有之曰：“人莫知其子之恶，莫知其苗之硕。”此谓身不修，不可以齐其家。
所谓的治理好家庭关键在修养自身的品德，因为人对自己亲近喜爱的有偏见，对自己看不起讨厌的有偏见，对自己畏惧恭敬的有偏见，对自己怜悯同情的有偏见，对自己傲视怠慢的有偏见。所以喜欢一个人又知道他的缺点，讨厌一个人又知道他的优点的人，世上少有。所以谚语说：“人们看不到自己孩子的缺点，也觉察不到自己的庄家长得好。”这就是所谓的自身品德不好好休养，就不能用来治理好家庭。
所谓治国必先齐其家者，其家不可教而能教人者，无之。故君子不出家而成教于国。孝者，所以事君也；弟者，所以事长也；慈者，所以使众也。《康诰》曰：“如保赤子。“心诚求之，虽不中，不远矣。未有学养子而后嫁者也。一家仁，一国兴仁；一家让，一国兴让；一人贪戾，一国作乱，其机如此。此谓一言偾事，一人定国。尧、舜率天下以仁，而民从之。桀、纣率天下以暴，而民从之。其所令反其所好，而民不从。是故君子有诸己而后求诸人，无诸己而后非诸人。所藏乎身不恕，而能喻诸人者，未之有也。故治国在齐其家。《诗》云：”桃之夭夭，其叶蓁蓁。之子于归，宜其家人。“宜其家人，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宜兄宜弟。“宜兄宜弟，而后可以教国人。《诗》云：“其仪不忒，正是四国。”其位父子兄弟法，而后民法之也。此谓治国在齐其家。
所谓的治理国家必定要先治理好他的家庭，是因为他自己的家都教不好却能教好别人的，这样的事是没有的。所以君子不出家门就能教化国人。孝顺，是用来侍奉君主的；尊敬兄长，是用来侍奉长者上级的；慈爱，是用来驱使民众的。《康诰》说：“像爱护婴儿一样。”诚心诚意去向着目标努力，即使没有达到，距离也不远了。没有先学教养孩子之后才嫁人的。一家人仁爱，一个国家就会兴盛起仁爱之风；一家人谦让，一个国家就会兴盛起谦让之风；一个人贪婪暴戾，一个国家就会有内乱，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就是这样。这就是说一句话可以坏事，一个人可以决定一个国家。尧帝和舜帝用仁义来率领天下百姓，百姓跟从他；桀王和纣王用暴虐来率领天下百姓，百姓也跟从他。君主命令百姓做的跟自己喜欢的相反，百姓是不会顺从的。所以治理好国家的关键在治理好自己的家庭。《诗经》说：“桃花绚烂，枝叶繁茂。姑娘嫁人，合家幸福。”只有阖家幸福了，然后才能教化国民。《诗经》说：“尊兄爱弟。”只有兄弟和睦，然后才能教化国民。《诗经》说：“他的仪容没有错漏，成为四方各国的标准。”能够使父子兄弟各安其位，然后百姓才会效法。这就是所谓的治理国家的关键在治理好自己的家庭。
所谓平天下在治其国者，上老老而民兴孝，上长长而民兴弟，上恤孤而民不倍，是以君子有絜矩之道也。所恶于上，毋以使下；所恶于下，毋以事上；所恶于前，毋以先后；所恶于后，毋以从前；所恶于右，毋以交于左；所恶于左，毋以交于右；此之谓絜矩之道。《诗》云：“乐只君子，民之父母。”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此之谓民之父母。《诗》云：“节彼南山，维石岩岩。赫赫师尹，民具尔瞻。”有国者不可以不慎，辟，则为天下僇（lù）矣。《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仪监于殷，峻命不易。”道得众则得国，失众则失国。
所谓的要平定天下关键在治理好国家，是因为居上位的人（可以理解为统治者）尊敬老人，百姓就会兴起孝道；统治者敬重长者，百姓就会敬重兄长；统治者体恤孤小，百姓就不会背叛。所以，君子的言行具有模范的作用。厌恶上级的做法，就不要用这种做法对待下属；厌恶下属的做法，就不要用这种做法对待上级；厌恶之前的做法，就不要用这种做法对待后来的人；厌恶我后来的人的做法，就不要用这种做法对待之前的人；厌恶右侧的人的做法，就不要用这种做法去结交左侧的人；厌恶左侧的人的做法，就不要用这种做法去结交右侧的人，这就是垂范的作用。《诗经》说：“欢乐啊君子，你是百姓的父母。“百姓喜欢的他就喜欢，百姓厌恶的他就厌恶，这就是百姓的父母。《诗经》说：”高高的南山，重峦叠嶂。光耀显赫的尹太师，百姓都把你注视。“统治国家的人不可以不谨慎，出了差错就会被天下人杀掉。《诗经》说：”殷商没有丧失民心的时候，是因为能跟上天的意旨匹配。应当以殷商的覆灭为鉴，天命得来不易。“这就是说得到民众的拥护，就会得到国家；失去民众的拥护，就会失去国家。这里讲到了几个儒家的基本思想：统治者应当作为百姓的模范，君子应当作为百姓的模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统治者是百姓的父母要与他们统一好恶立场，得民心者得天下，统治国家的人要非常慎重。对《诗经·节南山》作考证后了解到：师尹应该不是商朝的伊尹，而是周朝的一位太师。《节南山》中讲到了师尹执政不平，因而上天降下了灾祸。在这里主要告诫统治者，执政一定要谨慎，否则会反害自己。
是故君子先慎乎德。有德此有人，有人此有土，有土此有财，有财此有用。德者本也，财者末也。外本内末，争民施夺。是故财聚则民散，财散则民聚。是故言悖而出者，亦悖而入；货悖而入者，亦悖而出。《康诰》曰：“惟命不于常。”道善则得之，不善则失之矣。《楚书》曰：“楚国无以为宝，惟善以为宝。”舅犯曰：“亡人无以为宝，仁亲以为宝。”
所以，君子应当谨慎地修养德行。具备了德行才能得到民众（的拥戴），有了民众才会有国土，有了国土才会有财富，有了财富才能享用。德行是根本，财富是末端。本末倒置，民众就会相互争夺财富。因此，财富聚集在统治者手里，百姓就会离散，财富散布在百姓手中，百姓就会聚集在统治者的身边。所以，你用不合情理的语言说别人，别人也会用不合情理的语言说你，用不合情理的方式获得财富，别人也会用不合情理的方式夺走。《康诰》说：“天命不是始终如一不变的。”德行好就会得到天命，德行不好就会失掉天命。《楚书》说：“楚国没有什么可以当作珍宝的，只有好的德行可以作为珍宝。”舅犯（重耳的舅舅）说：“流亡的人（重耳）没有什么可以当作珍宝的，只有把仁善和亲情当作珍宝。”这里有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说法：财聚人散，财散人聚。利益的流向往往与人心的向背是相反的。（古人说：“不患寡而患不均。”意思是，人们不会因为得到的利益太少而不高兴，而会因为自己得到的比别人少或者多得不够多，认为是不公平，而感到不高兴。）统治者要不断衡量一个度，来平衡散财和聚人，不要侥幸地认为自己能够少散财而多聚人，也不能散尽财却不聚人，这就是管理的艺术了，而这个艺术有个不变的准绳，就是要好的德行。这里提到了关于重耳的一个故事：重耳是春秋时期晋国的王子，因为父亲晋献公受奸臣蒙蔽要杀重耳，重耳在外逃亡。后来晋献公去世，秦穆公派人劝重耳回国争王位，他的舅舅劝阻他的时候说了这些话，反对他们以亲人去世的机会作为谋夺权力的机会，同时也是阻止他夺位的同时成为国内权臣的傀儡。说了这个话之后，重耳婉拒了秦穆公的建议，秦穆公也称赞他的仁义。后来，在晋国一系列的权力斗争和内乱日益平复之后，重耳归国，因他的仁义而获得了百姓和军队的支持，顺利登位，成为春秋时期著名的君主——晋文公，与齐桓公并称“齐桓晋文”。
《秦誓》曰：“若有一介臣，断断兮无他技，其心休休焉，其如有容焉。人之有技，若己有之；人之彦圣，其心好之，不啻（chì）若自其口出。实能容之，以能保我子孙黎民，尚亦有利哉！人之有技，媢（mào）疾以恶之；人之彦圣，而违之俾（bǐ）不通；实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孙黎民，亦曰殆哉！”唯仁人放流之，迸（bèng）诸四夷，不与同中国。此谓唯仁人为能爱人，能恶人。见贤而不能举，举而不能先，命也；见不善而不能退，退而不能远，过也。好人之所恶，恶人之所好，是谓拂人之性，菑（zī）必逮夫身。是故君子有大道，必忠信以得之，骄泰以失之。
《尚书·秦誓》说：“如果有这样一个大臣，他没有什么才能，只是心地诚实宽大，心胸宽广能容纳他人。别人有才能，就像他自己有一样，别人德才兼备，他就诚心诚意地喜欢，而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能够容纳任用这样的人，就能够保护我的子孙百姓，这也是有好处的呀！别人有才能，就嫉妒别人而厌恶他；别人德才兼备，就阻碍他使他不能顺畅地施展才华，这样的人实在是不能任用，因为他不能保护我的子孙百姓，也叫危险啊！”只有仁德的人能够把这种嫉贤妒能的人流放到远方，使他们不能影响（同化）中心地区。这叫做只有仁德的人能够爱护人，能厌恶人。看到贤能的人却不能举荐，举荐了却不能优先任用，这是轻慢啊；看到不好的人却不能摈退，摈退了却不能放逐到远方，这是过错啊。喜欢人所厌恶的，厌恶人所喜欢的，这是违背了人性，灾害必然会降临到他的身上。所以，君子所有的高尚德行，一定要忠诚守信才能获得，骄傲放纵就会失去。这里讲到了管理者有举荐贤能、摈退小人的义务，而做这种甄别的基础就是自己要有高尚的德行，要一心为公，要一心为了保护子孙百姓。修养德行，一定要忠诚守信，要严格自律。
生财有大道，生之者众，食之者寡，为之者疾，用之者舒，则财恒足矣。仁者以财发身，不仁者以身发财。未有上好仁而下不好义者也，未有好义其事不终者也，未有府库财非其财者也。孟献子曰：“畜马乘，不察于鸡豚；伐冰之家，不畜牛羊；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长国家而务财用者，必自小人矣。彼为善之，小人之使为国家，灾害并至。虽有善者，亦无如之何矣！此谓国不以利为利，以义为利也。
创造财富有这样的原则：生产的人多，消耗的人少，活干得快，使用得慢，这样财富就永保富足了。有德行的人用财富才修养自身，没有德行的人会舍弃自身去获取财富。没有上位者喜爱仁慈但下属不喜好忠义的，没有喜好忠义却不能完成自己的事的，没有府库里的财物最终不归国君的。孟献子说：“养马坐车的人，不关注鸡、猪这样的财物；卿大夫（办丧事的时候能够用冰来保管遗体）的家里不饲养牛羊；拥有一百辆车的（大家族或者诸侯）家里不养聚敛财物的家臣。与其有聚敛财物的家臣，还不如有盗贼一样的家臣。”这就是说国家不把财物看作利益，把仁义的品德看作利益。掌握了国家的权力而用来聚敛财富的，必定来自小人的主张。假如认为这是好的，用小人来管理国家，那么灾害就必定来临。即使有良善的人，也无济于事啊！这就是说国家不把财务看作利益，而是以仁义的道德看作利益。这里以非常朴素的模式阐述了“国富论”，揭示了财富的基本规律。在家天下的大背景下，承认了国家的财富总是归国君的，但曾子并不是为了说这个，而是为了告诫世人，财富也许会归国家，归君主，但是却不能把财富看作利益，而要以仁义的道德看作利益，充分说明了对一个国家而言，道德教化的重要性。不同级别的人所重视的财富是不同的，所以才有舍大就小，实际上是舍了别人眼中的大，而取了自己眼中的大。比如几只牛羊，在小老百姓眼中是财富，但是在诸侯们的眼中就不是财富了，如果能舍弃几只自己看不上的牛羊而获得自己很重视的人心，就应当舍去。不追求一城一地的得失，是运动作战的基本思想，实际上也是人生任何取舍的基本原则，不同的人看作同一件事物，价值的评估可能是完全相反的，知道这一点，才能算得上是认清了人。
大学泛谈
《大学》是儒家学说的入门篇，明确地提出了儒家学问是为了成就大人之学。儒家理想的道德修养目标是君子，借助《诗经》的诗篇描绘了君子的学问、形象和道德。大学指示了儒家学子的修炼之路：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指出了君子治理的顺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大学既是儒家的劝学篇，也是政治主张篇。儒家认为，治国要从上而下，用高尚的道德垂范世人，使得百姓能够兴仁、孝、弟、义、信等美德。同时，儒家也明确地把民心摆在了君王的前面，因此后世儒家实际上是又忠于君、又忠于民，甚至真的有过以民为重，君为轻的。
现代人学习大学，就是要学习儒家学子对高尚道德的追求，重视自我修养，同时又树立崇高的人生理想。作为中华民族原生的学派，同世界各民族的哲人一样，都在研究人生的一些终极命题，比如：人生的责任是什么？儒家不研究生之前和死之后的事，对人生的责任的答案是修身做君子，如果能学得好，能够有足够的道德和才能，就可以去辅佐君王管理国家，终极理想就是天下平，天下大同。
儒家 #国学 #心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