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玉写在前面：这篇文章是克之的新文，花了一天时间写就。原标题为《翻译过原子弹报告的翻译家：金庸》，又被我改名字了。

金庸升遐，讣闻刷屏。

许多纪念文章都注意到了金庸的多重身份：以查良镛名世的报人，以金庸传世的作家，以小查知爱于梅汝璈先生的国际法学生。大玉说，金庸也是翻译，不妨写一写。于是就有了这篇文章。

不少法科生都不愿意自我拘限于刀笔案卷，转而从事文学创作，蒙田，卡夫卡，托尔斯泰是也；也有不少人失意落寞之际，先靠着翻译安身立命，之后又闯出了一片天（比如跨界的穆里尼奥）。

査先生一身二任。他的文字之长不至于委屈到只做社论，他的学贯中西也没有局限于只做翻译。

1944年遭政治大学开除，之后三年里金庸依次挂职于中央图书馆、《东南日报》，后又称为东吴大学插班生，做过管理员（兼职读书）、外勤记者、法科学生。1947年之后的金庸没做上外交官，却又成了编辑、记者、小说家。如果以1948年赴港、1949年又北上谋职未遂作为金庸人生的重大分界点，那么1947到1949年间金庸的两年翻译生涯，其实算是他“乱离中前半生”和“多彩之后半生”的转捩点。乾坤从此浩荡，笔端从此澎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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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秋，上海《大公报》公开招募翻译，负责编译国际电讯。

以“不党、不私、不卖、不盲”为办报宗旨的新记《大公报》在战后登上事业巅峰，同时发行上海、天津、香港、汉口、重庆多个分版。发行量蒸蒸日上，国家不幸报人幸。

翻译工作可称是新闻报道、尤其是国际新闻“不盲”的前提。政治家聚在一起总是乌烟瘴气，他们的话本身就是云遮雾罩，再蒙上一层外国语就更不得了了。要想挫锐解纷，非识力卓绝者不办。

这次招聘吸引了一百多人。金庸从中脱颖而出，顺利入职。我找到了当时的徴聘广告（1947年10月15日）：

1946年的钱锺书在《围城》序言里讽刺政府“还政于民”是魔术师手里的飞刀，1947年尚未皈依“进步阵营”的《大公报》当然也有能力小骂大帮忙。国际新闻其实也是国内社论，战后的东欧、柏林和中东依然纷纷扰扰，像极了战后苦难未休的中国。联合国和美苏大员接踵而至，交涉、折冲、妥协、谈判、停战、救济是形势与政策的高频词汇。

当时《大公报》的国际电讯版好比今天的《经济学人》（不署作者名），不署译者名。目前我找到署名查良镛的《大公报》国际电讯有且只有一篇：1948年1月9日的《比基尼原子弹实验报告》。

这是美国在太平洋比基尼环礁（Bikini Atoll）进行的核试验报告。“爱勃尔试验”（Test Able）和“培甘试验”（Test Baker）其实分别是“空中核试”和“水下核试”的代号，这种古色古香的民国译法，今日不多见了。虽是一篇科普文章，也读得出译者深湛的中文功底。

也许正是这次翻译经历，让金庸在一年多之后的香港版《大公报》（1949年4月19日）上发表了一篇驳斥原子弹的文章，看得出此时的金庸“思想左倾”。

《大公报》编辑部值得称道的是，前辈老师会带着你进步，教余而后知不足。2004年11月23日到27日，金庸访问厦门泉州、与厦大教授李晓红对谈时回忆说：

“当年我在《大公报》还学做翻译，记得在翻译美国的一个部长到南京来访问的谈话时，翻译老师指出我翻译得太复杂，其实是一句很简单的话。他还耐心地告诉我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我至今还能记得。”

这位翻译老师就是招金庸进入《大公报》的翻译家杨历樵。当初应聘考试的时候，最后入选的有10人，须进行笔试和口试。题目是将一封英文电报和一篇英文社论翻译成中文。金庸只用了65分钟就完成了测试。英文重形连，中文重意合。

杨先生告诫他“不要翻译得太复杂”，也即是我们英译中的一条基本原则：不要语体欧化，以句为最小单位，不必将人称代词和时间状语亦步亦趋地译出。“怎么翻译比较好”、“怎么就不好了”无疑也触及了翻译实践中的“词义确定”和“表达得体”两大主题。金庸对自己翻译生涯的短短一段回忆，信息量其实很大。

1948年，香港《大公报》复刊，要从上海《大公报》调派一名翻译。原先预定赴港的人选因妻子临产不得不留驻上海，总编只得派金庸顶替他赴港：正是因为做翻译，金庸才到了香港。而且是身无分文闯香江。

金庸在《大公报》任职时的翻译作品

这一关节甚为关键：之前的金庸是法科生、记者，后来的金庸是政论家、小说家，1947到1952年间的金庸断了北京的外交官梦，却成就了香港的小说家事业，其间的翻译生涯就像是武侠小说里的张朝唐、陆无双等配角，成了金庸人生里的中转站，辅助烘托了“主线情节”。

1948年10月2日，香港版《大公报》的一则结婚启事

好翻译的最高境界是消灭自己，让读者感觉是在阅读外国人用中文写的文章，虽然没有洋腔洋调，却饱蘸洋味洋气。翻译生涯在査先生的人生道路中也扮演了这一角色。之后的金庸虽然不再怎么从事翻译，但他所受的翻译训练沦肌浃髓，有中英文功底筑底的他其实也没有放弃“翻译”：武侠小说和政论文章里五花八门而又千奇百怪的中外博物，不能不说是经过了一番“译入”和“译出”的杰作。《论刘殿爵语体译＜心经＞》（《明报月刊》1980年3月）是査先生不多见的译论，其中对“想”、“行”、“法”、“因”、“缘”等佛学术语的辨析足以成为今日翻译系学生遣词造句的榜样。

《笑傲江湖》尾声提到，任盈盈与少林武当冰释前嫌，返还武当一经一剑，赠送少林《金刚经》梵文原本，只见方证大师：

他精研佛法，于‘金刚经’更有心得，只是所读到的是东晋时高僧鸠摩罗什的中文译本，其中颇有难解之处，生平渴欲一见梵文原经，以作印证，但中原无处可觅，此刻一见，当真欢喜不尽，合什躬身，说道：“阿弥陀佛，老僧得此宝经，感激无量！”

 如今査先生驾鹤远行，直临西天梵土：他再也无须鸠摩罗什和玄奘帮他转译了。

 谨以此文悼念翻译家查良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