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波兹曼在80年代以美国的媒介环境作为研究样本写下《娱乐至死》的时候，应该尚未料想到今天的大洋彼岸的东方大陆上有如此令人玩味的现象与风潮。
与其停留在某种担忧中，我们应该勇于站出来指出这个世界的谬误。
我乘坐过一次历时90分钟的地铁，并惊恐地发现我周围视线所及的十来个成年人中大约有6个人在刷抖音，他们的拇指机械性地每十五秒钟保持一次上下滑动，有时候是30秒——大概有某些情况下会想要再看一遍。令人更加哭笑不得的是，车厢里的确有一位穿着某某小学校服的小朋友，虽然她没有在刷抖音，可是却一遍一遍地反复唱跳着“海草舞”，认真复习、严阵以待，仿佛小时候的我们即将在学校的毕业演出中上台表演般心情热切。
尼尔・波兹曼在其著作中提醒人们要警惕“电视”这个二十世纪的大众新宠，在波兹曼看来，身处一个娱乐至死的时代，令人恐慌的不是所有严肃话题都以娱乐的形式在公共话语空间里占据了不可忽视的一席之地，而是娱乐本身就成了严肃话题的一部分。“娱乐”是那个电视时代不可或缺的大众刚需，这本身并非问题所在，真正令人担忧的事实一如阿道斯•赫胥黎在《美丽新世界》中描述的情形：“人们感到痛苦的不是他们用笑声代替了思考，而是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笑以及为什么不再思考”。
用这句话描述抖音的重度用户，是我想到的再合适不过的语汇了。
它消解了现代人的思考能力，消磨掉人们创造更多价值的空间，它让人为了“娱乐”而“创造娱乐”，而在这样的二十一世纪10年代，人类的多数产业，都为“娱乐”二字服务。它为你解忧，也让人心忧。
群众求知欲的退化尚且不是最可怕的事件。
可怕的是中国的下一代，依然在扭曲的娱乐世界中深觉做一个网红傍大款或拍搞笑视频即可成就他们美好的人生。
由于不雅行为而被封号的“温婉”是其中一个例子，站在香港的巴士行车路线上跳舞拍视频逼停交通的是另一个例子。
这些事情让我回想起自己的学生时代是如何在香港度过的：我们在理大的图书馆度过许多个日夜，近乎痴狂地寻觅那些无法在大陆拾取的文化遗珠，我们在中环的文武庙归来后研究在地的民间信仰并著作成文，同班同学在毕业后出版了以香港文化为主题的畅销书，以及继续深造的更多人成立了港地的儒艺文化协会。
那时候没有抖音，但日子过得充实而饱足。
不似当下的许多人，在睡前连刷三五个小时后精神疲惫地放下手机，最终焦虑地入睡。
我觉得世界很大，大到你甚至要马不停蹄地云游才能看完，大到你要开发全脑去思考人性以及补充人性的弱点。
在《娱乐至死》的最后，波兹曼说，有两种方法可以让文化精神枯萎，一种是奥威尔式的——文化成为一个监狱，另一种是赫胥黎式的——文化成为一场滑稽戏。
人类已经常常被宇宙嘲笑了，我们应该走远点去看看这个世界，而不是把自己圈在一方5.5英寸的监狱里傻笑，上演一场滑稽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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