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景思红）
清政的腐败是人所共知的，标准教科书里说的是“腐朽无能的满清王朝”，这是概念化的定性，但具体怎样“腐朽”，就需要文学化的形象描绘了。
看罢《慈禧全传》，我觉得，清朝的腐败根本上说是“吏治腐败”。大清官和吏是分开的，官是通过科举考出来的，吏是官员从类似现在的人力资源市场招聘来的，例如吏中闻名遐迩的“绍兴师爷”，就是官员私聘来辅佐其管理钱谷和刑名业务工作的（称为幕友）。史家有言，绍兴师爷操纵了晚清庶政一百多年！吏的能量不可谓不大，此亦可见清政的腐败，吏之所为要更多于官。
光绪年间，河南发生了一起离奇的盗案。河南多盗，也多捕快，大县列名捕快的竟有上千人之多，不过都是猫鼠游戏而矣，这个猫鼠游戏之奇就在二者身份可以“自由”切换，往往白天捕盗，晚上就化身为盗。大盗胡体安就是这样的双面人。盗有大名而无恙，一则他不在本地做案，手段狡猾，二则万一闹大，他可以还通过“吏治腐败线”，买贫民来“顶凶”。
大清的刑事程序，基本上县—府—省，省里有专管刑名的臬司衙门（总宪），三级衙门里的业务均由师爷主持。知县、知府是读书人，业务不熟，臬司虽然是刑名主官，业务也不见得多精熟，所以师爷们有极大的运作空间，什么“私和人命”、“说合官司”、“买凶顶罪”等，都是捕快、书办以及各级衙门师爷的“主营业务”，其中师爷因其熟悉律例的业务优势，成为这条腐败线上的关键环节。只是一旦纸不包火，被问责的却是官员，而官员为逃避责任，也会昧着天良去维持冤案了。
按书中所言，“幕友贵乎广通声气，自成系统（按：即吏治腐败线），不然有天大的本事亦行不通。也因此，学幕贵乎师承，先从州县着手，有了基础，然后再投‘宪幕’，学刑名的便拜臬司衙门的刑名老夫子为师。这样经过一两年，出而应聘，则从州县到省，整个办案程序，无不了然，叫做‘能得其全’。同时，老师既在‘宪幕’，当然处处照应，事无杆格，州县必定争相礼聘。而学生报答老师的，则是提取束修的几分之一，按月孝敬。臬司衙门的刑名师爷和藩司衙门的钱谷师爷，如果能在某一省待上三五年，羽翼满布，坐享其成，可致巨富。”
但胡体安本次精心策划的“顶凶”老套路却出了纰漏。他通过捕快、书办以及县里刑名师爷这条线，买来一个15岁的瘦小若猴的小厮来顶凶，骗说只有三年牢狱之灾，没想应承后却是死罪（清律：大盗无分首从，一律正法）。先是拉犯人的骡车经过城隍庙时，斜穿横出，直奔庙内，怎么鞭打也不出来，犯人也大声喊冤，惊动了街肆。监斩官、候补知县陆惺陆大人颇信因果之说，遂回臬司衙门要求从审。这是自古没有的奇事，群情惊疑，观者如堵。臬司大人何能又何愿自我纠正原案，因此怒极，命令再上刑场。临刑前犯人再次喊冤，围观百姓群情汹汹，陆大人决定停刑重审（清律，犯人临刑鸣冤例得重审），但到哪里审呢？白胡子的刑房书办代为紧急处置：回巡抚（省长）衙门秉公重审！这才避免激起民变，不过好些看热闹的人还是跟了去！
陆惺见过巡抚大人是先自打两记耳光：“只为卑职读过两句书，良心未泯，该死，该死！”巡抚大人也颇信因果，再加群情汹涌，亦恐处置不当，激起民变，同意重审。
重审结果，就是到原籍取犯人的父亲到堂，父子相认以明真相。大盗要杀人，原审诸官要灭口，何能平安取到？多亏了一位幕友出身的知州朱光第大人，尽心办理。因为推翻原案意味前程不保，核心利益所系，原审诸官多方托人来“做工作”，朱大人一概摒挡，朱家大少爷看不过，劝父亲“明哲保身”，朱大人怒斥：“你‘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怎么说出这种话来！”
一到父子公堂相见，真相自然大白，——其实真相本来就是大白的！只不过胥吏有心玩法自肥，官员故意屈法徇私，由此黑白不明、是非不分。
这件通省皆知的奇案，自然也传到京城，河南籍御史（纪检监查官员）严密观察事态进展，相约复审官若要官官相护，屈法遮盖，定加参劾。
原文未交待故事最终结果。相信在神灵、民情、舆论（御史以言论为武器，执掌舆论风向）作用下，官员胥吏无法再玩法屈法。
清政的黑暗腐败，故事中看得很清楚，但在这无边的黑暗中，我们仍可以发现人性的闪光，陆惺的良心良能、朱光第的圣贤自许、御史的棱棱风骨，都同样闪耀着人性的光辉！基督教的性本恶，也是为了劝善（他们叫赎罪），中华文化的性本善，同样是出于劝善——因为人类文明的本质就是善，由理性和正义两轮来承载，所以人即善，善即人，人之类不灭，则善之因不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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