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媒体”（“We Media”）一词，最早是美国硅谷著名的IT专栏作家、记者丹·吉尔默提出的。2003年1月他发表了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自媒体：草根新闻，民治，民享》）一文，指出“随着互联网以及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人们在获取及传播信息的方式上变得越来越多样化，如互联网讨论区、网络日志的兴起，人们相较于报纸、广播等传统媒体的新闻信息，更倾向于独立自主地获取资讯、做出判断、发表意见。” 但作者没有给“自媒体”做一个严格的定义。（出处：Dan Gillmor, We The Media: Grassroots Journalism，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https://www.amazon.com/We-Media-Grassroots-Journalism-people/dp/0596102275/ref=sr_1_1?s=books&ie=UTF8&qid=1514620858&sr=1-1&keywords=we+the+media）
2003年7月，美国新闻学会媒体中心出版了谢因·波曼(Shayne Bowman)与克里斯·威理斯(Chris Willis)撰写的研究报告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自媒体—受众如何塑造新闻信息的未来》）。他们给自媒体下了一个十分严谨的定义：“自媒体是一个普通市民经过数字科技与全球知识体系相联，提供并分享他们真实看法、自身新闻的途径。”（出处：Shayne Bowman＆Chris Willis, We Media—How audiences are shaping the future of news and information, The American Press Institute Thinking Paper. 2003.7, http://www.hypergene.net/wemedia/weblog.php?id=P36）该报告认为，自媒体改变了传统的新闻传播模式：以往的新闻传播是“广播模式”，是由上而下、由传播者传给接受者的；而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变为“点对点模式”。
“自媒体”一词引进到我国以来，一直没有一个统一的、权威的定义。喻国明教授认为，自媒体是“DIY”，就是“自己动手制作，没有专业资质的限制，想做就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DIY做出一份表达自我的‘产品’来。而所谓基于网络的内容生产DIY，其实就是全民出版、全民传播的意思，它是一种全新的内容生产与消费的生产理念与消费模式。”（喻国明：《解读新媒体的几个关键词》，人民网，http://media.people.com.cn/GB/5244171.html）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认为：“自媒体是一种新媒体，是传播者（具有自主化、平民化和私人化特性）以电子化和现代化的手段（如邮件、手机、博客等）向特定个体或不特定的大多数受众传递信息的方法或途径。”（出处：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社会大事件与网络媒体影响力研究》，2009年8月，
http://www.cnnic.net.cn/hlwfzyj/hlwxzbg/mtbg/201206/t20120612_27450.htm）
在中国语境中，自媒体是与正规媒体机构相对应的一个概念，是指没有取得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主体，在网络平台、产品及应用上开设账号，向社会公众发布新闻信息的一种传播方式，它是随着网络传播技术的发展而形成的。
根据这个定义，除了具有互联网新闻信息服务许可的传统媒体，无论个人、企业、社会机构，还是党政机关、国有企事业单位等，通过网络平台、产品、应用向公众发布信息的，都应算作是自媒体。
自媒体，究竟是潘多拉魔盒还是哆啦A梦的四次元口袋？
自媒体曾经被赋予很高的期望值，笔者也曾是欢呼自媒体的一员。大家都懂的，这里没有《新闻法》，对新闻信息的管制最严格的，在传统媒体时代，这种管制也是有效的。一些法学家、新闻学者一直都在呼吁《新闻法》的出台。
有了自媒体以后，《新闻法》似乎没有必要了：人人都有自媒体在手，想说就说，想唱就唱，无形之中化解了新闻管制的问题。如微博舆论监督、举报贪官、助学扶贫等等，自媒体给我们很多惊喜。
但现在看来，自媒体在突破了新闻规制、实现了《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的同时，也带来了很多问题、种种乱象，看看元旦前后这几件舆情事件就知道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