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漫漫长路
旅游在当下社会已然成了一种很普遍的现象，并且在以一种较为乐观的趋势发展着。在突破交通的限制之后，旅游这一跨地域的行为范围也变得越来越广，已不仅仅只局限于一国之内，在不久的将来恐怕连宇宙空间的限制都会被打破。但是关于人们为什么会产生旅游的愿望却又是十分奇妙的。
在人类社会早期，显然和其他的动物一样， 为了更好的生活环境，人们不得不进行游徙，但是随着社会的进步，生产力的发展，游的目的显然也在变化着。在现代社会，旅游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似乎都只是为了寻求一种放松，突破目前已有生活的束缚，更趋向的是一种享受心态，在旅游的过程中拍些照片，发发朋友圈则不排除有炫耀的心理，对于这一类人来说，游所带来的是一种行为上的满足（虽然享受与炫耀也可视为精神满足，但是这更像是行为满足后产生的影响），而精神的满足似乎越来越被淡化了。但是也有人认为“游”所带来的更多的是人们精神上的满足，这是人类天性的需求，龚鹏程在他的《游的精神文化史论》中就表达了这一观点。
龚鹏程1956年生于台北，从事的是国文研究，由于在台湾古典文学与历史的联系和大陆比起来要更紧密一些，所以他也曾担任过“中正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并且对于中国古代的佛道文化有一定的研究，所以从他这本《游的精神文化史论》的书名就可以看出这是偏向传统文化方面的研究，而非对某一具体现象的解释。因此书中引用的材料多为古典文学和西方哲学方面的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早期的人类社会中，由于生产力的限制，游居成了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为了寻找更好的环境，我们的祖先不得不进行一次又一次的迁徙以更好地生存下去。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社会形态逐渐分化，产生了游牧社会与农耕社会两种不同的形态。在大多数人看来，游牧社会的人口仍旧过着迁徙的生活，这是毋庸置疑的，而农耕形态下的居民则过着定居的生活，尤其是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出版以后，古代社会的人们安土重迁的观念似乎已经成了一种不容怀疑的客观事实，但是，对于这一点，作者在书中提出了质疑。
在全书的第一章，作者便用费孝通的“乡土中国”进行引入，通过引用大量的材料对《乡土中国》中的社会现象、研究方法以及伦理关系进行重新分析，最后认为费孝通的《乡土中国》是一种脱离文化研究的社会研究，无法展现整个中国的整体风貌，所以不难看出作者是希望通过对中国古代社会的文化现象进行研究从而得出一个基于文化形态的关于游的结论。
在该书的第二章，作者通过“游民”的存在来说明为什么中国古代社会并非一个绝对安土重迁的社会，而是一种“居民”与“游民”互动的社会。“流动可能才是社会真正的行为方式”[1]从而对引入对“游”的涵义的探讨。在作者看来，古代社会的中国是以农立国，安土重迁、重视乡里情谊等是统治者意识形态的编织，目的是建构人民的自我意识，以进行更为有效的统治，但是从精神文化上来看，显然不是这么一回事。
在书的第三章，作者又对旅游者的心理进行了分析。作者借用心理学家荣格的观点，认为旅游是“一种人类共通且无法反抗的心理因素使然”，把人们对旅游的需求归结为一种“集体潜意识”，是“人们处在压抑、闭塞的环境中寻求超脱与解放的渴望”。[2]而旅游则代表了自我转化的历程。同时，作者还通过旅游与朝圣的关系来说明旅游是一种精神上的需求，通过宗教上的解脱来达到世俗的解放。并通过中西方两种不同的文化中的共通点加以论证。
在作者看来，人们本身具有一种从世俗界进入异界的渴望，在古时候人们对仙化的追求便是这一渴望的具体体现，而“游”则是实现从世俗界向异界转化的一种途径，通过“游”“来摆脱不称意的生命，获得超越性的解脱”[3]。
要达到“游”的目的，必定就需要“观”，在第六章中，作者对“观”的理念进行了阐述。在作者看来，“观”与“见”不同，它是“见”的更高层次，涵义也比我们平时所说的“见”更广泛一些。“观是一种改变人对自然之一般观念的修行方法”。[4]
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引用大量的资料对传统社会中的“游”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的解读，表达了“游”（包括旅游的涵义）是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精神需求而产生的行为（梦游、旅游等），所以在作者看来，旅游则相当于人们实现目的的一种途径，而非目的本身。这种解读对中国传统文化史进行了很好的阐释。但是，和作者批判费孝通的《乡土中国》的理由一样，作者的这种分析方式与研究结论只能作为一种研究范式，这种范式对人们认识问题确实有启发作用，但它并不能代表问题的全部。
作者在书中引用了大量古代文人的作品来说明他们在精神上对“游”的渴望，从而认为这是所有人都具有的特点，把旅游的需求强行与宗教需求附会在一起，这显然有着一种形而上的意味在其中。人们有对出游的渴望这是不可否认的，但是是否又真如作者说的那般又是值得怀疑的。那些文人他们能写出那样的作品是因为他们的文化背景与普通人不同，因此他们的需求和普通人比起来也就不一样。诚然，安土重迁的思想在农业社会中确实有利于统治，然而，人类从游牧社会进入到农耕定居的生活却很难用统治者的统治目的来解释，这同样也可以看成是人们潜意识中对定居生活的渴望。此外，社会变迁的速度是极快的，即使作者的分析可以当成是一种文化共性，它也未必就能与当下时代所吻合。把“游”的行为简单归结为人们潜意识的渴望显然过于笼统了。
学术研究需要不同的观点加以参考对比，一种观点的价值不在于其是否正确，而在于其分析是否严谨合理，所以提出以上质疑并不代表这本书不好。作者在研究上也确实采用了一些新方法，并从很多新角度进行了分析。这正是这本书的价值所在。
作者除了从文化的角度对“游”这一现象进行分析外，也从性别的角度对男性的行旅和女子的迁居作了对比。作者认为，在传统社会中女性的迁居是终生的，而男性的行旅则是暂时的。这种对比所反映的不仅是“游”文化在不同性别中的特点，同样也是对这一现象下的文化解读。
总之，虽然旅游本身到底是出于什么需求是因人而异的，但是在这本书中，作者通过从文化的角度对“游”的现象进行了一种解读，这对我们认识“游”这一现象的文化根源是不可或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