敦煌的女儿樊锦诗:敦煌研究院现任管理者
北大考古学毕业的樊锦诗，当初来时，并没有打算长时间就在这里，她和恋人彭金章约好:“只待三年，回武汉大学和他团聚。”
然而，却再也没有走，这里需要她，久等她不回的彭金章，决定来敦煌看她，但她依然很坚决。无奈，两人婚后一直两地分居。23年之后，1986年，已是武汉大学历史系主任的彭金章也来到敦煌工作。他和同事道别时，开玩笑地说:“敦煌胜利了，老彭投降了！”
樊锦诗对每一个洞窟里的壁画和塑像，如数家珍。看到如今日益增多的游客，她喜忧参半，担心对这些千年洞窟造成难以挽回的损毁。在她的带领下，敦煌莫高窟与高科技结合，形成很多三维视频资料，使更多的人可以通过视频参观，从而减少进洞窟的时间和次数。
敦煌研究所的建立与文物保护工作:
1944年元旦，国民党监察院长于右任决定，成立敦煌研究所，常书鸿受命管理，他后来被称为“敦煌守护神”。
常书鸿发现，至少一百多个洞窟被泥沙掩埋，洞窟中壁画、彩塑损毁十分严重。工作艰苦、生活条件简陋，但研究所的工作人员热情高涨。他们雇了少数民工，与民工一起，整整大干十个多月，在洞窟外修了两米高、两千米长的围墙，把下层洞窟的泥沙推到戈壁滩上，修补了颓圮不堪的甬道、栈桥，还修路、植树。那些围墙，后来被人们称为“敦煌长城”。
敦煌艺术研究所的中断与恢复:
1945年，抗战胜利后，研究所的人员都想回家，国民党政府经费不足，裁撤了敦煌研究所。
常书鸿却不愿离开，他觉得自己的生命似乎和敦煌莫高窟融为一体了。他最后不得已变卖衣服、靴子筹得路费，回到重庆。朋友们劝他回内地，他拒绝了。尽一切可能，呼吁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保护。
经过一年奔波，他终于说服国民政府中央研究院的负责人傅斯年，傅斯年批准恢复敦煌研究院，并拨发卡车一辆，物资若干。
1946年，他带着几位学生回到敦煌。十几位研究所的工作人员，克服了饮水困难、缺乏蔬菜的种种不适应，默默地重新开启修复、保护工作。
研究所的工作人员中，1943年常书鸿带来12人; 1946年研究所恢复后，段文杰等八人来到; 1948年，周星翔自费来临摹，史苇香从四川来。
对于研究所这些敦煌人来说，一画入眼里，万事离心中。
敦煌艺术的保护者，选择这里，是他们心中的理想，选择了远离繁华，选择了苦行僧般的生活，一片云，一朵花，一排杨树，漫天风沙，是他们忠实朋友。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