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
献给我古老而敦厚的故乡
献给那片日渐消瘦的土地
献给那些曾为这土地抛洒生命的父老乡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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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喜顺是汶徐庄为数不多以种地为生的农民之一。现在庄里的青壮年男女都去城里打工，或者到附近一些新开的工厂里当合同工了，守在家里种地的都是些老弱病残。喜顺年纪虽然还可算是中年，但也只能留在庄里干农活，一是因为他除了种地什么也不会；二是因为他以前得过肺痨，落下个无法治愈的病根，受凉了劳累了都可能会犯病，这年头到哪打工都得体检，谁会要一个痨病患者？让喜顺留下种地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喜顺对国家很有信心，以前种粮食还要交公粮，现在不但不交公粮了，国家对种粮的农民还有补贴，不但种粮有补贴，国家还有农资补贴、良种补贴和农机具购置补贴，这可是自古以来从没有的事。虽然后三种补贴他从来没有领到过。有人说是被县级干部黑下了，有人说是被镇级干部黑下了，更有人认为是村支书徐有路黑下了这笔钱。不管是谁黑下了，总之他喜顺一分也没拿到，但喜顺从零五年到零九年连续五年每年都拿到了粮食补帖几百元，他很知足了，他知道好东西还在后面。他感觉农民的好日子就像春天菜园里的新苗子，长得正快呢，那些好东西，迟早会长大起来的。
喜顺本来就喜欢伺候庄稼种菜育苗，现在，知足的喜顺更是踏踏实实一门寻思地种地了。他不管别人怎么城里庄里来来往往的折腾，他只管种他的地，只管养他的菜园。虽然他老婆秋花一直在骂他：穷蛋，笨鬼，老不死的……还有比这更难听一百倍的话都会从她嘴里源源不断如潮水般涌出来，满屋里跳跃着她的肮脏无比的词汇，连屋梁上的燕子也会恼怒的把头探出来叽喳着抗议几声，但喜顺从不吱声，他能说啥呢？他即不能让她坐上小轿车，也不能让她天天吃山珍海味，更不能让她身着绫罗绸缎，何况她还得了肝癌，还是晚期，已经没几天的活头了。医生说最不能动气，一动气就恶化的更快。
秋花的胸肋疼已经有年头了。因为没有钱，一直拖着没有去医院检查，今年过春节前疼的厉害，地里也没有活，喜顺才带上她搭公共汽车去了县城的医院检查，检查完后医生就把他单独叫到诊室里，郑重地对他宣布了病人的病情。喜顺当时没有反应过来，他认为医生一定是看错片子了，吵着让医生重新看一遍，医生见惯不惯的说：“王秋花，四十五岁，是不是？去办住院手续吧，先化疗，一般这种病手术效果也不会太好，先治治看吧。千万别让她动气。”医生走了，把喜顺剩在屋子里，手里拿着的检验单雪花般撒了一地。
接下来就是三个月的治疗，除了儿子星子和秋花的弟弟王春明，喜顺没跟任何人讲秋花的病情，南下打工的女儿云子因为买不上车票也没回来，当爹的不愿让出门在外打工又没法回来的女儿着急，就没在电话里说家里的情况。星子和他舅春明也是三五天来一趟医院，星子说是在补习功课，春明家里一大家子人口要他养活，也是忙不过来，顾了那头就顾不上这头。他和秋花就在医院熬过了这个年，春上他只回去几次，把地里的活草草安排了一下。他发现钱在医院里像灰尘一样不金贵了，可这些钱是他一镢头一锨一捧汗从地里挖出来攒起来的。转眼间所有的积蓄花光，连儿子的学费也进去了。节后，医生就让他领着光了头的秋花出院了，出院时只说想吃什么就吃点什么吧，别的再没吱声半句。喜顺就什么都明白了。
听说现在农民有了医保，喜顺便去村卫生室问徐明明，徐明明是村支书徐有路的侄女，在泰安医学院学过两年护理，被她叔叔安排在这里当乡村卫生员，她说得把医院的各种住院材料拿来才能去报销，还得到汶南镇上去报，还得经人审查核实，快的话也得有四个月才能拿到钱，也不是全额报，能报多少得看具体情况。喜顺算了一下，按国家要求的比例报销百分之八十，也能报个八千多块，也不错了，现在地里的菜没长成，卖不了钱，全家人几个月的生活，就靠这些钱呢，但当下紧急的是星子这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眼看着要开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