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发展，媒介形态不断革新，新媒体以其快捷性、交互性等优势不断吸引着受众有限的注意力，其中，新媒体流行语的亲民、娱乐等特性是重要推动力。那么这是否意味着新媒体流行语优于传统媒体流行语？或者说，传统媒体为实现其复兴，是否有全面吸收并使用新媒体流行语的必要呢？从传播过程的角度来看，拉斯韦尔提出的“5W”模式——谁、说了什么、通过什么渠道、向谁说、有什么效果在新旧媒体的信息传播中具有普适性。因此，本文将从信息来源、传播机制、接受效果三个方面分析新旧媒体流行语的异同，以期发现新媒体对传统媒体流行语的影响模式。
关键词：信息来源 传播机制 接受效果 传统媒体的抉择
流行语是指在一定时期内, 某一地域或者某一人群中迅速传播、盛行的词汇。(张普,2004)那么，媒体流行语自然是指在一定时期内，通过报纸、广播、电视、网络等大众媒介传播，在受众当中流行的词汇。那么，在如今的非群体化传播时代中，新旧媒体对“流行”的接受与反应又有何异同呢？
信息来源影响流行内容
传统媒体依旧保持着针对社会各个领域的热点新闻事件，采访、编写、加工、传播的全套流程，一般而言，这些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科学、体育、文化等。私以为，传统媒体流行语的信息来源无外乎三类，其一，“重大”，观之2017年年度中国传统媒体十大流行语——"十九大、新时代、共享、雄安新区、金砖国家、人工智能、人类命运共同体、天舟一号、撸起袖子加油干、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北京语言大学国家语言资源监测与研究平面媒体中心发布），不难发现，它们不约而同地指向关系国家重大事件的热点问题；其二，“公共”，除了政治经济等国家层面的新闻事件，关乎公共利益、社会信仰的事件同样赢得了传统媒体的注意力，如威胁食品安全的“三聚氰胺”，以及增强民族自信的“嫦娥一号”；其三，“突发”，社会突发事件如恐怖袭击、地震、洪水等因其影响重大而引发受众广泛关注，传统媒体往往追求用“第一现场”保证新闻的时效性，也正因其报道持续而广泛，催生了“汶川地震”“玉树地震”的流行语。
然而，新媒体的信息把关力度小、传播环境宽松，这决定了它们有着比传统媒体更丰富的传播内容。同时，它更加平民化、互动化，受众掌握着获取信息甚至发布信息的主动权，故分析新媒体的信息来源必然要先从受众入手。比起严肃的新闻事件，他们显然更偏爱影视、文学作品或社会现实中的娱乐性事件，这里的“娱乐性”不单单指事件本身的趣味性，还包括引人猎奇的社会事件甚至私人事件。例如，2017上半年大热的电视剧《人民的名义》，李达康书记期待光明峰项目拉动城市经济发展，但项目迟迟落实不了，于是网友纷纷发弹幕：“达康书记的GDP，我来守护。”达康书记也因其超高的人气被网友做成一系列表情包，火遍网络。再比如“江歌案”，作为无关公众利益的私人事件，因为“民愤”而被传播、被流行。
传播机制影响语言特性
《媒体与权力》一书提出：政治与经济是左右媒体机构的两种根本力量。其中，政治力量即国家权力，媒体机构则是传统媒体，通俗地说便是传统媒体是党和国家的喉舌，它的根本立场也决定了其传播只能是“自上而下”的，受众处在整个传播链条的末端。凡事遇到了“国家”一词都仿佛被蒙上了“政治”的面纱，变得严肃又不失分寸。在传播规律与语言规范的框架下，传统媒体的语言力求简洁规范，故知，传统媒体流行语并非不想娱乐化，而是只能严肃。准确地说，传统媒体流行语的特性应是严肃而不失生动，用生动的语言诠释严肃的新闻事件，通俗易懂，成功地拉近了与读者的距离。而其生动化的主要手段便是运用修辞，譬如《人民日报》就经常使用“摇篮”“催化剂”“推进器”等词汇来比喻某些让人感到陌生但又意义重大的事物。
与之相比，新媒体的流行语似乎只剩生动了，换一个更准确的词应是“娱乐”。由于互联网技术的助力，新媒体实现了与受众随时互动的交互式传播。这种传播机制更倾向于“自下而上”，受众兼具流行语创造者与接收者的双重身份，可以充分发挥其主动性。与传统媒体语言的“国家性”不同，新媒体流行的往往是“平民化”的语言，它们通俗易懂、个性多样，以娱乐为目的，一个不小心就可能掉进“庸俗”甚至“低俗”的深渊，所以我将其描述为“娱乐”。
似乎正因为新媒体鲜受政治约束，其语言也更能代表某些主观的社会情绪，以“表哥”一词为例，高官腐败触发民众愤怒的情绪，网民将该种情绪加工成带有讽刺意味网络语言，引发广泛共鸣而流行。不过，不得不说，新媒体流行语的确简短有趣，使受众易于接受，但也恰恰因为其短小空洞，缺乏社会意义而难以长久流行。
至于如何判断语言的生动或娱乐，我想，最客观的度量衡应是时间，那些社会影响深远的具有生命力的流行语将被历史铭记。而部分缺乏价值的只求娱乐的流行语终会不知不觉地被时间遗忘。
接受效果影响语言弹性
我所谓“语言弹性”并非指语言本身的灵活多变，而是受众反应对媒体语言的塑造。传统媒体的信息传播是线性的，受众被动接受所有媒体语言，即使有所反应也没有表达的渠道。换言之，传统媒体流行语之所以流行，或许只是因为语言背后的新闻事件关系重大，而就语言本身而言却再无更新的可能。
与此相反的，新媒体给了受众反应的渠道，从2017年网络流行词的媒体分布（如图一）可知，目前，微信、微博等新媒体平台已经占领了网络流行语言诞生的前沿阵地，其中一个至关重要的原因便是它们留给了受众充足的发言空间。
近年来，流行语越来越多的诞生于网友留言、评论以及弹幕中，受众不仅是语言的接收者，还成为了传播者甚至塑造者，这种语言的趣味亲民极大地延伸了流行语的“语言弹性”。以“美国总统特朗普自上任以来频频退出国际组织及协议”为例，将其置于传统媒体的语境下，它们只是一个接着一个富有政治意义的热点事件，而观之新媒体笔下的“特朗普退群史”，一下便抓住了受众的眼球，其简短通俗的表达形式增加了流行语传播的广度，这样的表达似乎也更能展现语言的灵活多变。
由此观之，新媒体流行语似乎更能吸引受众注意力，也更能达到传播目的，这是不是意味着传统媒体在语言使用上有必要向新媒体学习，甚至全盘改造呢？诚然，传统媒体对新媒体流行语的使用能在一定程度上丰富其语言表达，增强语言的生命力与时代感。实际上，传统媒体已经开始行动了，“点赞”一词源于社交媒体中的点赞功能，之后被网友大量使用而成为新媒体流行语。多家报纸顺应时代潮流，也纷纷开始引用，《银川日报》发表评论《领导干部要善于“点赞”》，参考消息网也有题为《老挝总理点赞“一带一路”：对全世界都极具意义》的文章。“套路”一词本指成套的技巧、程式、方法等，在网游英雄联盟中的广泛传播使其成为新媒体流行语，《法制日报》“大胆”拟题——《揭秘职业放贷人：成为法院常客借贷“套路”多》。通过上述两例，我们能直观地感受到新媒体流行语对语言生动性的塑造，给政治、经济、教育等领域晦涩难懂的名词穿上“新媒体化”的外衣，拉近与读者的心理距离，也使新闻变得活泼而易于理解。
但须知，娱乐始终有其底线，传统媒体利用新媒体词汇吸引受众注意力，这本身无可非议。倘若将其语言全部“新媒体化”便极易导致“泛娱乐化”的后果，最终降低传统媒体的公信力、影响力与引导力。拉斯韦尔在他的《传播在社会中的结构与功能》中提出，传播有三大功能：监视环境——通过传播，不断获得信息；应付环境——了解社会环境，并制定对策；传递遗产——将思想、观念、文化、习俗传递给下一代。可见，传统媒体所担负的历史使命不允许它单单以销量、收视率等经济效益为目的，一个具有社会责任感的媒体应该懂得避开看似通俗实则低俗的所谓“流行语”。至于什么该用什么不该用，一切当以法律为基准，早在 2001 年 1 月 1 日起实施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里,就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对语言文字的使用作了明确规定：“汉语言出版物应当符合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规范和标准。”当然，规范传统媒体的语言使用并不是否认语言文字的发展性，只是任何流行语的创新、更替都应有法律兜底，以保证新闻语言的准确、健康。
综上所述，传统媒体使用新媒体流行语须保持批判吸收、创新发展的态度，不但要杜绝使用违反语言规范的新媒体流行语，还要针对自身媒介与受众定位，创新地化用某些流行语。例如，党报或时政新闻类节目，风格相对严肃，在借用新媒体用语时就要格外注意，尽量将其书面化、正式化。
在变化着的社会背景与人文语境下，流行语也呈现出瞬息万变的姿态，也就是说，它无形中充当着时代与社会心理“放大镜”的角色，因此，对媒体流行语的研究实际上整个社会发展趋势的研究，有其重要的社会价值。因此，无论是传统媒体还是新媒体，在其用词、造词的过程中都应秉持对事实负责、对受众负责的精神，不让某些“用力过猛”的流行语亵渎汉语的纯洁性。
参考文献：
【1】万强，王智华，孙兰。新媒体流行语对传统媒体语言表达的影响。新闻战线，2016，08（上）
【2】曾青青，杨尔弘。中国主流媒体流行语的特性分析。语言文字应用，2012，01
【3】关文慧.主流媒体流行语和网络媒体流行语的话语系统比较研究.江苏：河南大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