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精神暴力倾向的人，通常无法直面真实的自己，无法正视自己身上的问题。他们会把问题怪到身边的人头上。比如，有精神暴力倾向的丈夫贬低妻子的时候就等于是在贬低自己。” ——日剧《坡道上的家》

只有6集的一部日剧。

一位家庭主妇接到通知，要去为一场审判做候补陪审员。这是在她周而复始的家务、照顾孩子之外突然增加的一项“社开活动”。很多的时间要用在庭审和参与讨论上，习惯的生活节奏被打破自然不用说，然而，另一个“打破”也随之悄然来袭，它恰巧来自这次审理的案件：一位母亲杀死了自己8个月大的孩子。

按照日式悬疑的惯性思维——这中间一定有隐情。没错，全剧就是一个揭露隐情的过程。只是这个隐情不只是被告的。

每个人都有一个外人看到的样子。正常的、美好的、从容的、甚至完美的。庭审开始了，除了被告，每个人都站在道德制高点开始了这场审判——母亲，怎么能狠心杀死自己的孩子？她一定是邪恶的，自私的，虚荣的……

不信你看：

被告的丈夫出场了，一副无奈、无辜的倾诉着自己是怎样的迁就着作为被告人的妻子。怎样努力的做着改变，怎样宽容于妻子对自己的照顾不周，怎样用“做不到的话不要勉强自己”之类的话给妻子减压，怎样请妈妈来分担带孩子的辛苦，而“她”又是怎么固执的要自己承担，怎么不接受自己控制不了局面的现实……

婆婆出场了，描述着自己去帮忙时作为被告的儿媳种种不恰当的行为，自己是怎样心甘情愿帮忙却被拒绝，怎样不能理解“她”做不好一个母亲的角色，愤慨之下甚至冲过去咒骂和撕扯……

周围人的证词出现了，被告问过很多自己带孩子中的困惑，也说过带孩子的辛苦，大家是如何觉得她杞人忧天，如何觉得她能力太弱……

检方，一次又一次凭借有利的证人证言确定被告罪大恶极。没错，她的罪行令人发指。至于辩方说的体谅下她“无法想象的带孩子的压力”，这博同情的招数也好卑劣。

然而，无论法庭上发生着什么，被告却好像一尊面无表情的蜡像。为什么，她为什么会是这样？她竟如此冷漠？她的隐情是什么？

庭审越深入，内容越具体，大家发现被告家里的有些“剧情”貌似也在自己生活中上演着，在法庭上听着对的，在自己的生活里却为什么觉得那么不舒服呢？为什么有种说不清的被伤害的感觉呢？终于，有人搞懂了，家人那些宽容、体谅、帮助，周围人那些想当然是一种是无形的“贬低”，这种“贬低”不断的逼着被告要做的更好，没有人想听听她的感受，但凡她流露出一点儿的不开心、抱怨、烦躁都是无能、不合格的证明。

故事简单也不简单。

这个故事里有一个可怕的“魔鬼”——精神暴力。

对于“伤害”，那些肉眼可见的我们才承认。那些肉眼不可见的，我们要么在不断的施加，要么在不断的承受，久而久之，在习惯中迷失，或者在突然的刺激中觉察、爆发。

每个人都有一个外人看到的样子。正常的、美好的、从容的、甚至完美的。但为了塑造、维护这样的形象，我们可能不知不觉间对自己和他人施加着“精神暴力”。小到沟通时刺人的语言，大到各种评价、宣泄、甚至随意发泄的言论。生活本来就是一地鸡毛，怎么可能时时高光？人本来就在探索中成长，怎可能只有优秀？大家习惯了保持“对”，大家愿意看到一个人努力克服一切困难的“控制力”，社会认可“你能做到”，每个角落都在挤着励志的元素，洒着成长的鸡汤。不知何时起，我们周围充斥着“强人文化”，好像谁要是有什么做不到的都是因为不够努力。正在背离了真实的面对问题，解决问题这个根本却不自知。

这个故事是讲一个母亲的。简单的说，用“为母则刚”绑架了、扼杀了一位女性正常的心理需求。

但其实，生活里类似的故事天天的发生。比如父母对孩子的期望。“其实这对我的孩子不难，他只要努力一下就能做到。”这句看似是对自己孩子的信心和鼓励。其实也是带着精神暴力的逼迫。那么如果孩子没有做到，就被贴上了不努力的标签。

自己也好，爱人、父母、孩子、朋友、同事等等希望大家都尽可能的保持成长，但不幻想超人、圣人、神人。求助和接受帮助都需要很大的勇气，不是承认自己无能，而是知道协作的价值。不是暴露弱点，而是创造链接的机会。

因为疫情，很多人的工作、生活状态发生了变化，除了肉体“防疫”，也特别提醒大家注意精神压力攻击。了解、避免精神暴力。不妄自菲薄，迷失自我。

据说，和氏璧也是有瑕疵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