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无力，所以执着。
从小在我妈的闺蜜圈里长大，六岁就经历了和一群尚且青春洋溢的阿姨在女澡堂洗澡的荒唐局面，水是温热的，我很紧张，除此之外，这个片段记忆再也没有其他意义深远的走向。
想来小小年纪倒已经人生赢家了，那以后千辛万苦过的日子岂不都是下坡路？
那还活着做什么？
呵呵，逻辑不用学得太好，否则人生就会凭空多出这些折磨。
那个年代的青春洋溢，与之匹配的都是水手服、麻花辫、阔腿裤之类的词汇，无奈我只赶上那辆青春洋溢的末班车，所以无论我如何刻意去熟悉世纪末的话题语系，也沉浸在一番“她们都是欧巴桑”的戏谑深坑里难以同她们和解。说不清这是幸还是不幸。
雪姨是这些女人里长得最高的，也是最瘦的，她的名字让人很难联想到她黑黑的肤色和黑得有些泛着油光的头发，凹陷的眼眶里匍匐的黑色眼球似乎迎合了绝症晚期病人的所有特征，然而，雪姨的身体一直很健康。
小镇冬天偶有的冰雨像是女人的月事，随着冷漠的西北风一同指向暧昧不明的阴性。小镇的女人习惯围着炉火搓着漫长的牌局，那会并不盛行麻将机，女人用力敲打牌桌的声音是她们生活中百听不厌的节奏，至少让她们笃定地相信锅碗瓢盆油盐酱醋并不是人生的全部。
雪姨习惯踩着高跟鞋悄无声息地融入牌局，不时发出含混不清的柔媚声响，一边证明自己的的确确是一个端庄女人，一边也毫不掩饰地爽朗大笑。
冗长的牌局往往按时结束，雪姨总会骄傲地站起身，紧俏的皮裤，精致的貂皮坎肩，代表着小镇并不存在的流行。小镇充斥着对流行时尚的偏见，烫头、皮裤、豹纹似乎是发廊俗艳灯光笼罩下的女人才能拥有的，而那里面，一定有一张阴冷潮湿的床。
不知是从哪一个牌局开始，也不知道是从哪个冬天开始，雪姨真的就开始顶着一头烫过的头发，固执地和小镇的偏见对抗，眼神却笃笃地盯着手边的下一张牌，眉头深皱着好像要锁定牌局的胜负。
小镇无可挽回地在一夜之内交出了自己的底牌，无关输赢，半数的女人选择了烫头，大波浪、小波浪、沙宣卷，终于，女人爱美的心情得以表达，发廊的灯光从此不再只是暧昧。
忘记了又是在哪一个烟雾缭绕的牌局上，雪姨交代了自己的心事，像麻将叫听一样理直气壮地讲出自己刚刚结婚的事情。女人们怪异地盯着这个披着大红色外衣的黑色女人，互相喧嚣吵闹到炉火温热，每个人的嘴里也都还残留着有关男人的余音，却也都含着讶异随着西北风慢慢淡去。
夜里女人们大概做了同一个梦，一男一女摇晃着在梦里相聚，或明或暗的灯光把人影拉成瘦长，终于，所有人的梦也被拉长。
雪姨意外地住在了自己的老房子里，没有出走另一个富庶的地方。两张结婚证，一个男人，足够说服她在这样一个并不流行的小镇继续着无聊的牌局，至少，这里有她青春洋溢的爱，日子未必难过。
九十年代的裸婚似乎并不需要巨大的勇气，只要男人足够上进，女人足够持家，以后的和和美美只是时间问题，毕竟未达三分之一的人生说明不了什么。男人瘦长的身形符合上进的标准，反观胖子总被归为好吃懒做一类。所以，大家都固执地认为这个漂亮女人的眼光不会差，或是本就承认了男人的一表人才。
雪姨开始带着男人和零食来看我，下意识里让我把对雪姨的好感分给这个男人一半，当然，还有零食。小朋友的爱简单得像一道十以内的加减法，算来算去，总是更爱加法一点。我喜欢上了这一家子，也喜欢上那个总穿着大一号衬衫和复古皮鞋的瘦长男人。
可能相爱总是那么容易，一句虚无的承诺，便能把人从生活的无穷幻想里拉扯出来。
而感情更像是一场交换青春的巨大骗局，看似平淡如水，实则早已脆弱得如新生儿的脉搏一样。
两人2012年离婚。故事本应有个更好的结局，可婚姻这趟浑水，要么让人沉沦，要么让人完美，没有几个人能独善其身，单独退场。
小镇即刻在一片男人出轨的非议里狂欢，妄想着出现在不知何处的另一个女人，或许穿着更紧俏的皮裤，更野性的烫卷，甚至有一张更加污脏阴暗的床。雪姨每每听到与男人有关的一切饱含深意的话，总是不动声色地专注于眼前这个并不在乎输赢的牌局，顺着话语温柔地推翻自己的底牌，也温柔地推翻小镇的所有过分猜想。
牌局上，她一直是个赢家。
赢家渐渐地减少在牌局上露面的次数，只有余下那些浅陋的女人，把牌局当做人生的另一种寄托，延循着方方正正的麻将桌为小镇设下的歪歪扭扭的圈套，心甘情愿地在那里度过每一个夜。
所有人都不去点破雪姨患癌的事实，抽象地认为这会打搅牌桌上的好气氛。镇上的老人不许人妄议生死，破了规矩就要下油锅、钩舌头。因此，所有人都相信，对雪姨的闭口不提，不是出于保护，而是一种腼腆的自私。
小镇用寡言修饰自己的慌乱与潜藏的冷漠，像无数个过去的冬天一样冰冷。炉火笼罩不住的温度无法点破彻日彻夜的怯懦人性，雪姨被丢弃在一片生离死别的保护色里。
雪姨最终还是淡出了经久不息的牌局，转场到另一个苍白的房间继续另一场赌局，所有人都相信，雪姨还会是那个赢家。
这个渐渐丑陋的女人永远不知道自己身上的癌症进行到什么程度，除了日益加剧的疼痛和剂量增多的杜冷丁，她一无所知。雪姨睡在一个靠窗的病床，窗外是青绿的松柏掩映下污脏的小河，窗台上摆着从老房子带来的收音机，陈旧的旋律毛毛躁躁地四处乱飞。雪姨会跟着哼唱郭富城的歌，对你爱，爱，爱不完，我愿意天天月月年年到永远。一会儿又换成张信哲，我的爱如潮水，爱如潮水将我向你推。就这样哼着歌从梦里惊醒，又哼着歌睡回梦里。
回家的公交车在凹凸不平的沥青路上轻轻颠簸，明明很快就要到达，看起来却永远不会到达。
小镇的天像是受了伤之后又撕下结痂，反反复复地晴转阴，阴转晴，晴天人们就出门打牌，阴天索性就躺在家里什么都不干。这是冬天惯有的灰色调，空气说不清是清冽还是混沌，只知道鼻子生冷冷地痛，希望可以一直屏住呼吸，直到回到有炉火保护的室内。
衰老得几乎要消失的雪姨纸片一样躺在病床上，谁都不记得她曾经是个美丽的女人，某种模糊又邪恶的刻意忘却洗脱不掉沉重的罪孽，古老的人情味，始终被小镇上空笼罩的尘霾阻碍，在荒野，在河床，同样无迹可寻。人们开始怀念她身上可有可无的味道，在大风的凛冽中兀自立体，不仅仅是停留在牌桌上的苍白想象。
癌痛是一种难以预见的病变与人之间的征服与被征服，谁都不曾想象自己有那么一天，有那么一个沉默的冬天，被裹在厚厚的被子里，在一种去往未知前程的匆忙假象里。
癌变终究是事实，永远得不到变更。
雪姨忽然搞不清楚自己的名字，恍惚之间的咬牙切齿扭曲成一个干裂的恨字，顺着她同样干裂的嘴唇吐到嘴角，孤独的房间被说不清道不明的过往现实填满，挤得病床上的女人愈发痛苦地陷在床里，以后的几夜过程也愈发地多舛。
男人突然出现在拥挤的病房里，像十年前突然出现在牌桌上一样。他反反复复为床上这个许久未见过的病人讲着那些有着迥然相异开头，却有着唯一确定结尾的故事，面无表情地坐着，同样面无表情地叙述，病房里所有的褶皱被某种意想不到的安宁抚顺。
他又开始读舒婷的诗，用他埋没已久的温柔：
与其在世上展览千年，
不如伏在爱人肩头痛哭一晚。
温柔总是出现在不知道几点的凌晨，或是深夜，又或是每一个雪姨醒着的时刻。话语里的声音逐渐消失，谁都听不见对方的回答。
公交车日复一日地颠簸，深含着小镇日益萧条的井然秩序，而那条路，雪姨只走了一次。
人们终于想起那些远离它又记起她的时间里，小心翼翼又无往不利的话语里，埋着深灰色的尘霾，永远地不被拆穿，背后的真相，不过是远大前程的虚妄想象偶然刺穿庸常生活的咽喉，随即又回到每一个越来越沉默的冬天。
谁都知道那是最后一天，谁都不愿知道那是最后一天。
男人从病房里消失，什么都没有带走，什么也都没有留下。医护在收拾病床时发现一本布满褶皱的笔记本，第一页写着几行好看的字：
我感觉到：今夜和明夜
隔着长长的一生
心和心，要跋涉多少岁月
才能在世界那头相聚。
同样是舒婷，同样是爱情，同样是朦胧诗派，却穿插着现实的生死，知道的人都相信，那是情书的手笔，而非遗书的字迹。至今我都不知道雪姨是做什么的，我想，大概是个诗人吧，爱是她从始至终的修辞，温柔是她惯用的手法。
我试图讲出一个值得安慰的渺小故事，但这不过是一个太容易被现实填满的小镇，就像整晚一直输的麻将，牌桌塞满了输家轻贱的侥幸，妄想着在下一个转手会和一个十番的时候，却不知道牌局早就成为定局，那些推出去的筹码，早已被时间兑换为现金，挥霍在每一个沉默的冬天。
我远离了那个早已不存在的闺蜜圈，那个庸暗的生死簿，一个一个地把她们的名字烙下，又一个一个照常抹去，青春经不起细水长流，雪姨也是，所有人都是。
家里添了许多绿植，书桌上，窗台上，电视柜上，所有留有余地的角落，都充斥着蓬勃的绿色。大概是绿意代表着新生，有本事能把人带回那个青春洋溢的年代，又或许，那草莽廉价的绿，是对故人已逝最恰当的隐瞒，我们一心一意躲在后面，不去想，也不去发现。
我不懂什么是爱，只能在爱发生后用力辨认，反复修正自己对爱与病痛的错觉。
更可能，爱本身就是一种错觉，如同花朵和海啸相拥，一个灵魂扑向另一个灵魂，认清了恨是天长地久的庸常与占据，才知道，爱是生命中所有卑微的时辰。
原来，癌并没有改变什么，爱也没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