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党论》是欧阳修在庆历三年写的一篇奏章,因欧阳修等人弹劾,夏竦、吕夷简等被罢官,范仲淹等人执政,即为“庆历新政”。于是夏竦等人攻击范仲淹等人为“朋党”,欧阳修当时在谏院任职,写了这篇奏章。
先看破题立意:
文章开篇即为:臣闻朋党之说,自古有之,惟幸人君辨其君子小人而已。然后指出小人与君子朋党的区别:君子以同道为朋,小人以同利为朋。这篇反驳夏竦朋党之说的论辩从开头就奠定了它的精彩,即:不否认朋党,而是区分开小人与君子的朋党,从而陈说君子朋党之利,小人朋党之害。从中可见破题之精彩,不否认朋党,降低论证义务且不用大量举证来扭转事实(确实是朋党),将主题拆分为二,既保全己方立场又能反驳对方。这样就将论述朋党之祸转为论述小人之害,后者更为显然也更对己方有利,同时升到道德层面的高度让对方背负道德压力无法辩驳。
除了破题,文章对于例子的应用也十分巧妙:
“纣有臣亿万,惟亿万心;周有臣三千,惟一心。”“纣之时,亿万人各异心,可谓不为朋矣,然纣以亡国。周武王之臣,三千人为一大朋,而周用以兴。”用朋党则兴,无朋党则亡。用历史上真实的例子说明君子之朋党好在哪,是接着上面的论述强化己方立场,用的方法则是概念的转换。细细品味,就会发现这里的朋党等同于“团结”、“同心”,所以欧阳修其实是在美化“朋党”,对其中会引起皇帝猜疑的地方避而不谈,用团结、同心来代替,听起来就容易接受多了。并且这里还有一个小的细节,他用了一个三千人的大朋党,实则是广义化朋党的定义,用这种极端的方法来模糊朋党与团结的区别,模糊概念的转换。
《朋党论》精彩的是破题与举例,而《纵囚论》在于同一事件的不同解析,用不同的可能性来提出新的观点。
这篇文章是评价唐太宗释放罪犯,与他们约定按期限自动回来受死这件事的,欧阳修认为这件事不合乎常情,不是信义恩德使然,而是上下互相的猜测欺骗:
前一种观点认为,恩德感人至深,可以迅速改变人的品行,使罪犯能够按期回来。
而作者认为,唐太宗能放罪犯回去,正是估计到了他们希望被赦免一定会回来;而罪犯也是估计到按期回去就会被赦免所以才会守信。所以在这个过程中,太宗窃得了犯人的隐情,犯人也知道了皇帝的想法。因此得出结论,这件事只是皇帝和犯人互相欺骗,没有恩德与信义。
经他这样解读,是不是有点像博弈论呢,双方都根据对方的举动来做出决策。在辩论中反驳对方的例证,即可通过不同的解读方式借力打力。
辩忠辩奸,辩善辩恶,辩真辩伪,为辨而辩,古代谏官深通此道。以辩论鉴赏,也是古文的另一美感与艺术价值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