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是喜欢花的，可惜并不擅长养花。
每当看着别人院子里的花儿争奇斗艳，难免也会有些怅然。
母亲之前一直很努力地在院子里或者花盆中养护各种苗木，但最后只剩下角落里的两棵山茶花依然顽强的支持着她。
四十多年前，母亲从诸城远嫁到崂山。后来笑谈起来，多少有点儿受骗的感觉。
那时候，崂山这边的地少，每年的口粮都不是很宽裕。母亲每次回诸城都会带面粉或者其他的口粮回来，零零碎碎的得有近百斤。
现在想想那么瘦小的身躯，将这些东西完整的带回来，是多么得不可思议啊。要知道，八十年代初期的道路交通和通讯可不像现在这么便利。每天的车次就那么几趟，更多的时间是在等车。
我记得最长的一次去诸城的经历，是从青岛坐火车到高密，再从高密转车到诸城，最后还要找顺风车到西老庄村，天还没亮就出门，到了那边已经是晚上了。
现在交通便利太多了，走跨海大桥，一个多小时就能到达，每年的节假日，都能带母亲回去看望一下年近百岁的姥姥。
母亲的兄弟姊妹总共六人，母亲排在第三，在家里不算是干活的主力。
刚嫁过来的时候，本不擅长家务的母亲还闹了不少笑话。
八十年代初期，用当时我的童子尿，把家中两盆名贵的君子兰品种给浇死了。可能是当时留下了阴影，后来连养的仙人球和仙人掌都没能成活。
学人家腌鸡蛋，将滚沸的盐水灌到坛子里，到了日期之后，才发现一坛子鸡蛋全都臭了。
在诸城平地上练会的自行车，第一次在村外的大坡上骑行就摔了跟头，从此后，又告别了自行车。
不知道听谁说的，养花能生闺女。在生下我这个儿子之后，母亲养花的愿望和劲头愈发强烈，只是现实总是有点儿无情，养花行动一次次的宣告失败。
至今，母亲对没能生个闺女还有点儿难以释怀。估计弟弟现在想想，可能都会觉得有点儿后怕。
经过了最初阶段的各种不适应，母亲也慢慢地融入了这边的生活，不辞辛苦的挺起了这个家。
哪怕在以前那种生活困难的情况下，母亲也总会变着花样调节伙食，隔三差五的就包饺子、包包子，虽然大多数情况下里面是看不见一点儿肉丁的。
手巧的母亲还通过绣花补贴家用。我和弟弟每年的过年新衣都是母亲亲手缝制的。前两年流行的条绒，其实在八十年代中期，类似的衣料（那时候叫灯芯绒）就被母亲做成中山装，作为弟弟和我的过年新装。
小时候每年过冬的棉鞋基本上也都是母亲亲手做的。
捡大人穿烂了鞋帮的棉鞋，剪掉鞋帮，只留鞋底，用炉火将火钩子烧红，在已经被磨平的鞋底烙出一道道的沟痕，母亲说这样雪天就不打滑了。
然后根据我们脚的大小剪成合适的鞋底尺寸，最后将覆过棉花的鞋帮和鞋垫缝到鞋底上。
记忆中的童年，冬天总是超乎寻常的冷，几乎每年都会冻脚。
后来想想，原来母亲做的棉鞋好像缺失了很重要的一项功能，那就是防水。
不仅不防水，还擅长吸水。
每每跟母亲聊起此事，总会引来一阵她爽朗的笑声，幸好我们知道，我们兄弟俩是在家里接生，应该不存在医院抱错的困扰。
母亲是好学的。
母亲在接近晚年的时候，接受了基督教的洗礼，有了自己的信仰。作为当年在扫盲班没上过几天学的教徒，根本就不认识几个字。
母亲靠着自己的努力，戴着老花镜，依靠一本泛着黄页的《新华字典》，没过多久就能熟读《圣经》和吟唱《赞美诗》。
每个周末，母亲都会准时到旁边的教堂去做礼拜。
母亲曾经不止一次叮嘱我们，等她故去了，就将骨灰撒入大海，或者将遗体捐献，器官能用的就移植，实在不能用的也可以给医学院的学生们做解剖学习用。
人老了，是需要有一定信仰的，它能让你看淡生死，在活着的时候有一种积极乐观的心态。
有时候，母亲也会有自己的小机智。
当年家中只有电话座机，母亲拨打我们的手机号码，11位的数字的确是一次性记不住。
她就按下免提，然后先按前三个数字，挂断；再按免提，按重播键，补上中间的四个数字，再挂断；再按免提，按重播键，补上最后四个数字，完成拨通。
老太太的机智，有时候确实令人忍俊不禁，又赞叹不已。直到后来给她准备了手机，她可以按姓名查找，就没有这么费劲了。
如今，母亲也已经年近古稀了，所幸身体还算硬朗。对于养花的执念，她也慢慢释然了。
只有每年的槐花季，她还依旧会和街坊邻居一起相约上山采摘，为我们准备美味的槐花大包。
不知道是巧合还是特意为之，母亲节安排在春暖花开的5月。对于不擅养花的母亲，也算是一个赏花的绝佳季节。
趁春色尚好，趁父母尚健，撇开那些无聊的应酬，多陪伴一下父母。
对于父母而言，有儿孙绕膝之乐，胜却遍野繁花。
爱子心无尽，归家喜及辰。寒衣针线密，家信墨痕新。
见面怜清瘦，呼儿问苦辛。低徊愧人子，不敢叹风尘。--------《岁末到家》【清】蒋士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