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亲曾说，如果人到四十，生活衣食无忧，理想变成现实，就会去思考这样一个问题：
人为什么活着？
可像我这个活了小半辈子的人，却很少思考这样的问题。一部分是因为生意实在太忙，另一部分，则是因为重要的事一件接着一件，所以从来都没有平静过。
老陈时常取笑我这一点，他总是说，掌柜就该有个掌柜的样子，哪像你，一个运米的差使，竟包揽着自己来弄。
每次他这样说的时候，我总是会笑一笑。我说，搬米是个苦差事，可再苦的差使也是能让人活命的。我名下有三间舞厅，两个酒厂和十间庄子，都有专人去管，要是每周不来这里亲自运米，我自己都忘了，活命的差使，是什么样子。
“喏！你口口声声说活别人的命，到头来自己倒先占了一个。”
老陈的嘲讽让我哑然失笑。说到底，我哪是为了别人活命，只是父亲常告诉我，一路走来，刚开始只为了活命，混口饭吃，到后来渐入佳境，等人到四十，最重要的，就是让自己不要忘了那种活命的感觉。所以我每周都会来老陈这里运米。
我记得，第一次见老陈时，他问起我来深圳的目的。我对他说，深圳有两千万没工作的人，我这里有两千万的项目。我在这里建了厂，一是自己赚了钱，二是让他们中的一些活了命，两全其美。
那时，老陈的烟瘾还没有现在这么大，他嚼着从路边摘下来的草根，慢悠悠地说道：
“也就是你们这些人来的对时候，换在十年前，不仅要天天念小红本，还要罚去睡牛棚。”
说罢，他将码头的货仓慢悠悠地打开，差人将东西搬到了我带来的车上。满载数车，我和他商定好之后的生意，便准备离开，可老陈却叫住我问道：
“你从哪里来咯？”
他问着，带着乡土气的闽南口音。
“香港。”
我回答道。
八十年代的深圳，才刚刚学会灯红酒绿是什么样子。白日里渐渐垒起的那些华美的建筑物，一到晚上，就变得灯火通明——然而和香港比还是要逊一些。有时我常想，或许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不知享乐的人，只有勤奋的贫困者。
而我却不想流连于那些地方，每周的周日，就是那些基督徒做礼拜的时候，我都会带几个人，拉几辆车，去码头找老陈拿我的米——家乡种出来的米，这样我才吃得下。而老陈，必会一如既往地在码头等我。
“麦先生啊，您的米已经包好了。”
待他说完这话，那米已然装上了车，我便运回自家的宅邸里——罗湖区的那间。
老陈是我看重的人，在深圳，我从码头转运货物全仰仗他。这里原是没有码头的，因为以前只是一方贫瘠的村落。只是这二年，做生意的人渐多了起来，国家也放宽了政策，所以码头也变得熙熙攘攘了。
是该这样了，不然人总是往香港游，沙田区的难民营里，每天都有对岸的人游过来。政府没法有什么作为，倒是有一些居民，时不时的便送一些吃食过去。
这些人便是没法活命的，最多只是苟延残喘，他们不愿意回去，因为那边更穷，更活不了。
所以现在看到深圳如此发展，我也莫名的有些安心。
因为是香港人，我来这里之后，也常常被人聊起自己的姓氏。
“麦先生？麦姓？你是从对岸来的吧？”
我笑一笑，不置可否。
对面的人点了点头，摸着自己的胡须接着说道：
“这边没听过有姓'麦'的人家，像你这样的有钱人，肯定是从对岸过来，来这边做生意的。”
所以我就和他谈起了生意。
可“麦”姓，真是香港的土姓吗？在我的记忆里，爷爷的父亲是晚清人士，他明明也是从宝安游到对岸的。
可我现在竟成了祖上代传的香港人，可香港，分明就是我的家乡。
父亲说，海绵最干的时候，反而不太容易吸水，但若是浸渍一会，泡开了组织，便像无底洞一样，把触碰到的水都纳入其中。
深圳就像这样一块海绵，吸引着五湖四海的资金，把它们变成洗浴中心，酒店，歌舞厅……以及依附在这些华美建筑之下，赖以活命的服务人员。
内地的官员们似乎有这样一种惯性思维：建设一个地方，既然开始了，总归是要看到立竿见影的成绩的，不然怎么向人民交代？地标建筑物就成了他们爱不释手的东西。
两年间，各种各样的“亚洲第一”出现在这片土地上——无论它们有没有经过官方的认证——总之，在青蓝色的夜幕下远看这些璀璨的建筑物，无论是在贫民窟还是别墅，都会有一种让人心醉的感觉。
这是他们的政绩，而我，只是一个商人。我和他们在我名下大厦的顶层聚会，喝着自家酒厂酿的酒，只是为了谈生意，问政策。
渐渐地，我习惯了这种新贵的生活。这和在香港的时候不同，在那里，我是普通的工商从业者，或许家境比较殷实，但那是英国人的香港。而在这里，我是那些官员口中事业的合作者，是开明人士的代表。这种感觉，很容易让人沉醉其中，就像他们中的一些，已经成了我酒店的常客。
但我仍然记得父亲的话，无论什么时候，都不要忘了自己为什么活着。
夜幕下的深圳光影交错，而我就穿梭在这光影中。就这样过了五年，平淡伴随着些许起伏。每周日，老陈仍然会在码头等我，我曾问他要不要来公司上班，他却摇头拒绝，后来我也没有再问过。
直到有一天，他问我愿不愿意给一条活路，我点点头。于是他带我去见一个人，那是一个年轻人，衣衫破旧，略佝偻着腰。
“阿元！你过来，这是麦先生。”
他走过来，我注意到他的腿微瘸。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道。
他咽了咽口水，喉结上下动着：
“田海元，我叫田海元。”
我看着他，想起父亲那年第一次出海，也是在这样一个码头，穿着汗衫，喉结上下微动。
“跟我走吧。”
我带着他回到了公司，后来我才知道，每个人都是一本故事，而这个年轻人，是我后半本故事的开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