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千年重光
1.秦王礼佛
这里的秦王指的是原唐节度使、岐王李茂贞。天佑四年（907）朱温建立后梁，大唐王朝灭亡，中国历史进入五代十国时期。秦王李茂贞占据雍州、岐州、汉中、陇西四镇十五郡，他虽在政治上诡计多端，但是他和妻子均是虔诚的佛教信徒，曾对法门寺进行了多次大规模的修葺。从天复元年（901）到天佑十九年（922）二十年间，李茂贞对法门寺进行全面修复。此次修复，修葺木塔，添置塔心樘柱，并在塔顶覆盖绿色琉璃瓦，每逢朝霞满天或夕阳西下时，塔顶金碧辉煌，塔身雄姿昂然，焕焕乎立于岐山之阳。时人薛昌序在《秦王重修法门寺塔庙记》中赞其“穷华极丽，尽妙罄能”，足以与长安城内的大、小雁塔媲美。经过李茂贞的修筑，唐代木塔得以保持到明代后期。
在唐代繁荣了 300 余年的法门寺，宋代以后承其余绪，又风光了一段时间，但因佛骨隐世的机缘，潮涨潮落，渐趋衰落，由国寺、宫寺降格为地方名寺，但是法门寺宏大的规模还是保持了下来，据《法门寺浴室院暴雨冲注唯浴室镬器独不漂没灵异记》记载，太平兴国二年（977）作为法门寺唐代二十四院之一的“濡湿院”（浴室）在宋代尚存，并且可以日浴千人，可见法门寺当时的隆盛。此外，金元时期法门寺收藏了不少经卷，其中以元刻本的经文最为珍贵。
2.明修砖塔
现存的法门寺砖塔原型修建于明朝。明朝后期，唐代木塔已经倒塌，《扶风县志》记载，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十二月二十四日夜，陕西华县（今华州区）大地震，第二年法门寺唐塔倒塌。明代万历皇帝朱翊钧由于其母亲李太后对佛非常虔诚，因此于万历七年（1579）春下诏重修法门寺宝塔，于万历三十七年（1609）终于建成十三级八角砖塔。
法门寺明塔修建之初，完全靠民间募资。为了募集财物，有西蜀居士者，以虔诚之心，将铁链锁在自己的肩筋上，拖着它沿途行乞、募捐。明塔题额上有“大明万历七年七月初八起工”字样。竣工时间未记，但铜塔顶上铸有“明万历三十七年造”八字。在另一盾形铜牌上，则刻“万历三十五年七月造”九字。安置塔刹应是建塔最后的工序，故可大致推定竣工约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前后，历时 30 年。工期如此之长，这除了工程浩大、经费艰难之外，也与整个佛教处于衰退时期的形势有关。
明代重修的 13 级“真身宝塔”高 47 米，平面呈正八边形。塔基边长 27 米，高 1.8 米。塔的最上层无门洞，最底层设一门洞，里门高 1.26 米，宽 1.4 米，门向南开，塔心空旷，中塑佛像，每次可容十余人奉佛。第一层其所以南开塔门，取天宫南天门之意，上书“真身宝塔”四个大字；东面与日出相映，书“浮屠耀日”；西边与余霞相衬，书“舍利飞霞”；北对美山，书“美阳重镇”，按文王八卦方位分别题刻：“乾”“坤”“良”“巽”四字，分别表示西北、西南、东北、东南；第一层檐下部周围雕刻倒垂栏杆、爪柱、斗拱、椽子，饰莲花朵卷草云图案，雕工极为精细，其浮雕龙、凤、麒麟、莲花、草云、狮子等。第二层至第八层，檐下均刻制出斗拱、栏杆，以叠涩出檐。第九层以上是青砖为檐，无斗拱及其他饰件。第二层至第十二层，每层八面均开佛龛，共88 龛，龛内供佛像 1 ～ 3 层，旁置经卷匣，外罩铁网。每层飞檐翘角各系风铃 1 个，共 96 个，每遇轻风，即合梵乐。顶呈覆钵状，每边 3.23 米，上置青铜宝刹，三片焊接成葫芦状，直径 1.45 米，高约 2.45米，中间横铸“明万历三十七年造”八个楷字。
3.民国修缮
清顺治十一年（1654）六月八日夜半时分发生了甘肃省天水地区的 8级大地震（震中烈度为 11 度），这次大地震波及 200 千米以外的扶风，烈度达 9 ～ 10 度。县城北门外的景福宫及其他房屋出现了“垣宇倾颓，压毙人畜”的惨景。法门寺宝塔亦由于地震的摇撼，使塔洞内所藏的镀金盾形牌和一些佛像纷纷坠于地面。整个塔身向西南方倾斜达 1.6 米之多，塔体出现裂缝，西南角塔基下陷 1 米多深，塔体重心偏离达 3 米之多。这次重创是宝塔在 300 年后轰然崩塌的主要原因。清朝政府对法门寺进行了适当的保护和维修，如光绪年间曾重修法门寺大雄宝殿，但都未顾及真身宝塔。
进入民国，法门寺更见凋残。1911 年辛亥革命时期僧人流散，寺院被地方改作私塾庠学。民国十年（1921），军阀陈树藩一度盘踞法门寺，拳院成了兵营。此后法门寺频遭内乱骚扰，寺庙毁损越来越严重。有寺无僧，舍利塔倾斜，殿宇砖残瓦烂，栋梁烟熏火燎，漆皮剥落，荒草遍地，碑石倒卧。虽无法难却有战乱，且兵燹之灾过于法难，这座千年古刹岌岌乎殆哉！
1929 年，陕西大灾，史称“十八年年馑”。陕西人口由 940 余万减至650 余万。法门寺所在的扶风县，截至 1929 年 1 月，原有 160415 人，死亡52170 人，占总人口近三分之一。曾经显赫一时的法门寺真身宝塔，在历经300 多年的风雨剥蚀后，已变得面目全非，凋零残破。连年的战乱，持续的灾荒，使整个法门寺变得支离破碎，荒草丛生，野狐出没，人烟几乎绝迹。1930年，国民党下野将军、华北慈善会会长朱庆澜（字子桥）率部来陕西赈济，当他来到灾情最严重的扶风县，并前来法门寺瞻礼时，看到寺院、宝塔颓败的惨景，不禁怆然泪下。之后，朱庆澜起草了《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以华北慈善联合会的名义与扶风地方联合，把主要精力放在陕西的赈济救灾之中，呼吁各界人士慷慨解囊，积极募捐，为国家和民族做一件善事。
朱庆澜《重修法门寺真身宝塔义赈》一文既出，得到了军、政、商、学各界和四方百姓以及社会舆论的积极响应。朱庆澜立即动手维修真身宝塔，先后从塔上清理出 68 尊明代铜佛造像和一些石刻佛像，这些佛像都是明代建塔时所藏，是研究当时造型工艺以及佛教发展的重要遗存。此外还有玛瑙珠、骨圆珠、铜莲座、铜宝塔等宝物，而在塔内发现的大批佛经更属难得一见的珍品。对于这些宝物，朱庆澜都慎重地一一“原塔封存”。他认为倘若移存别处，不免散失或被盗。他说“佛像不可与古董等同估价交易”。这样处置，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塔身的文物。
这次重修，以修塔身为主：一是在塔基平台上用石条以下宽（约 2 米）上小（约 20 厘米）的办法，绕塔箍了八阶石条（约 2 米高）；二是采取补缺修残办法，换掉了塔身剥落的砖块，用白灰浆灌糊塔身的裂缝和砖缝；三是将塔座由八面改为四面，成正方形，高约 1.5 米，将八角形的塔身和四方形的塔座淬接在一起，既起了加固作用，又增加了宝塔的风韵，显得格外别致，但这次重修，因出于条件限制，未能从根本上将已倾斜之塔扶正，故修后的真身宝塔，虽面目一新，但隐患依然存在，未从根本解决法门寺塔地基损坏问题。
传说此次修塔时发现了地宫，但正值日本侵华之时，朱庆澜为保护地宫，与相关知情人发誓严守秘密，并放出谣言说塔下有蛇，使得当地群众不敢接近。据当事人回忆，维修时曾见塔下有井，井下有物，依朱庆澜指示，原样修砌，妥加存藏。可以说，朱先生是法门寺历史文化保护进程中一位不可多得的先驱。
关于塔下有地宫的传说在明代就出现了，明代重修砖塔时，有人曾“启其藏视之，深数丈，金碧辉煌，水银为池，泛金船其上，内匣贮佛骨，旁金袈裟尚存”。1987 年发现地宫后，证实上述对地宫的文献记载与地宫的实际情况相去甚远，这说明唐代地宮在 1113 年里基本处于完全封闭的状态。
4.地宫惊现
1981 年秋的一天，八百里秦川上空突然雷电交加，一场罕见的狂风暴雨，使得法门寺塔顶塌了三分之一。
1987 年初，陕西省人民政府决定重修宝塔，省、市、县文物考古部门联合组建考古队。当时虽知法门寺塔下有唐代地宫的记载，但唐代木塔早已不见踪迹，当初认为发掘的不过是明塔，因此谁也没有想到明塔塔基下还能保存着千年的唐代地宫。春节刚过便开始发掘，到 4 月 3 日，在探方的中间看到有一个像井口一样的圆洞。挖到四五米以下的时候发现一块方形的汉白玉石盖，把石盖撬起来一看，里面金碧辉煌、琳琅满目。
20 世纪中国隋唐考古最重大的发现就此拉开序幕。后经陕西考古工作者科学发掘，尘封地下 1113 年的法门寺塔唐代地宫重现人间，数千件唐朝宫廷奉品簇拥着佛指舍利展现在世人面前。这一重大考古发现使国人振奋，世界震惊。这批文物包括举世仅存的佛教最高圣物—佛祖释迦牟尼真身指骨舍利，还有等级最高、层数最多、最为精美的佛祖真身舍利宝函，世间罕见的唐皇室供奉佛指舍利的 121 件（组）金银器。这些文物中，唐懿宗、唐僖宗父子亲自供奉的达百件之多，其中有时代最早、等级最高、唐皇室系列茶具；国内首次发现的皇家御用秘色瓷系列；世界等级最高、品类最全，包括女皇武则天金裥绣裙在内的皇家丝绸服饰品；佛教世界最高法器四股十二环锡杖；世界绝无仅有的琉璃器群；世界最为珍贵的玳瑁开元通宝；等等。
唐代地宫全长 21.12 米，宽约 2.5 米。由踏步漫道、平台、隧道、前室、中室、后室及秘龛七大部分组成，共有石门四重。
踏步漫道 共为 19 级，第一级台阶距地面仅有 50 厘米。阶上布满铜钱，称“金钱铺道”，阶下有一“1.75 米×1.95 米”的下台。
第一重门：隧道 门上有铁锁，门下槛石条上有浮雕仰莲座。门楣上有梯形石材，上刻凿相对而立的两只朱雀，朱雀为中国古代四种神兽（朱雀、玄武、青龙、白虎）之一，代表南方。门楣上刻有朱雀，即寓为朱雀门。唐长安城皇城南正门为朱雀门，昭陵、乾陵等唐代陵墓南门也称为朱雀门，以象征皇宫。法门寺地宫第一道门楣上刻朱雀，也取意于此。进入第一道门为隧道，隧道内放置两通石碑，即《志文碑》和《物帐碑》。
第二重门：前室 门上有浮雕天土像一对，门加锁。入门为前室，盛放第四枚舍利的汉白玉阿育王塔放置中央，两旁各放置一护法石狮。
第三重门：中室 门上有线刻天王像，门上加锁，门内为中室。主要放置有琉璃器、秘色瓷等，汉白玉灵帐放置中央，其内供奉第二枚佛指舍利。两旁置有一对彩绘护法天王。
第四重门：后室 门上同样刻有天王像。门上加锁，进门为后室，相对前、中室来说，后室的面积最小，但是文物密集度最大，主要的器物均放于此。其中盛放第一枚舍利的八重宝函安放于后室正中偏北的位置，两旁设有护法天王两尊。后室为塔的中心部位，顶上有天井盖，盖下为金银箔制成的藻井。考古人员正是通过这个天井的一角，才发现了整个地宫。
秘龛 位于后室北壁石墙下，龛内有铁函一枚，函上裹有织锦包袱（残破），其内有鎏金四十五尊造像银宝函，宝函内有水晶椁子，水晶椁子内白玉棺里供奉第三枚舍利，即佛祖释迦牟尼的真身灵骨舍利。
二、香事梵音
1.曼妙香器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香具，几乎囊括了迄今考古发现的绝大多数唐代典型的香具类型，堪称集有唐一代金属质地香具之大成。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 20 余件香具及相关器物，多为金银制品，也有少量铜制品，器型包括各类置式香炉、长柄手炉、调达子、香囊、笼、龟形炉、香盒、大小香宝子、香案、香匙、火著等，琳琅满目，为迄今我国唐代考古史上数量最多、种类最繁、等级最高的香具实物集群性发现，是中国香具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唐代不仅用香风气大盛，又因东西文明的融合，更加丰富了各种形式的行香诸法。而今天吾人所知的和香、印篆香、线香这些制法，以及熏香、烤香、焚香等烧香诸法，早在唐代就已经发展齐备了。特别是隔火熏香，这种方法不直接点燃香品，而用木炭或用炭粉等多种材料合成的炭饼作为热源，在炭火与所熏香品之间“隔”上一层传热的薄片，如云母片、银片等，然后用炭火慢慢熏烤香品，可使香品免于被烟气熏染，也有助于其香气释放得更加舒缓。
唐诗中涉及用香的记录至少在 102 首以上，其内容可分为皇宫用香、寝中用香、日常用香、军旅用香、释道用香、制香原料、合香种类、香品形式、香具类型、香笼的使用等十大内容。皇宫中在除夕夜摊戏逐煞、元旦朝贺、十五灯节酩宴、妃产子以及值夜、清晨上朝等不同季节、不同情况时，也都使用不同的香。其他平民百姓在一般日常生活中，无论晨起、更衣、宴饮、观舞、熏衣被也都点香、熏香。
法门寺地宫出土香器具包括以下几类。
立置式香炉：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 1 件、鎏金双凤纹五足朵带银炉台 1 件、鎏金鸿雁纹壸门座五环银香炉 1 件、壸门高圈足座银香炉 1 件，象首金刚铜熏炉 1 件、素面银香炉并碗子 1 件、龟形炉 1 件。
熏笼：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 1 件、金银丝结条笼子 1 件。
长柄手炉：如意长柄银手炉 1 件。
调达子：2 件。
香囊：鎏金雀鸟纹镂孔银香囊 1 件、鎏金双蜂团花纹缕孔银香囊 1 件。
香盒：素面委角方银盒 1 件、素面圈足圆银盒 1 件、羯磨三钻杵纹铜圆香盒 1 件、鎏金双鸿纹海棠形银香盒 1 件。
香宝子：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 2 件、鎏金伎乐纹银香宝子 2 件。
香案类：素面银香案 1 件。
香匙香类：素面银香匙 1 件、素面银火著 1 对。
香料：描金香木须弥山 1 件。
立置式香炉 立置式香炉形态多样，以金、银、铜等金属材质制作，在唐代异军突起，华丽而不失典雅，打破并取代了自汉代以来陶瓷质博山炉一统天下的局面。唐代金属立置式香炉一般由炉盖、炉身和器足三部分组成，高度一般在 236 ～ 256 厘米，有塔式座或壸门座，个别也有动物形状，如象首金刚钮，器足为圈足或三兽足、五兽足。圈足往往较高，镂有空壸门。兽足呈蹄形或兽面爪形，五足之间饰链条、朵带或兽面衔环。
这类立置式香炉往往在炉盖、盖钮、炉身、圈足等部位装饰莲花或莲苞图案，甚至出烟的镂孔形状也做成莲瓣状，因此也称这类香炉为“莲花香炉”，其中具有覆钵形塔式盖者，又可称为“塔式香炉”，佛教风格明显。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香炉中，以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及其配套组合的鎏金双凤纹五足朵带银炉台最为华贵壮观，堪称这类立置式香炉中的极品。
壸门高圈足座银香炉 另外，法门寺唐塔地宫中还出土有一件鎏金银莲花香炉，通高不到 10 厘米，直径只有 66 厘米，由覆钵形盖、仰莲形碗，覆莲形卷边高圈足组成，犹如覆莲座上捧出的一朵莲花，盖钮部一周，有如意云头和莲圈状空小孔。
香囊 亦称香球，是一种便携式熏香具，或悬挂于帷帐，或掩置于衣被，或藏于袖内，或捧于掌中，是唐代流行范围和应用领域最广的香具之一。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物帐碑》中，记唐僖宗奉纳金银器中有“香囊二枚”，与出土的一大一小两枚银香球正好对应。
雨送浮凉夏簟清，
小楼腰褥怕单轻。
微风暗度香囊转，
胧月斜穿隔子明。
桦烛焰高黄耳吠，
柳堤风静紫骝声。
频频闻动中门锁，
桃叶知嗔未敢迎。
——唐·元稹《香球》
唐代诗人元稹的这首诗，描述的就是这种金属香囊，在唐代亦称之为“香球”。目前中国已发现的十多件银质香囊，其制作工艺大体相同，纹样搭配方式基本一致，以植物纹为主，或植物纹伴随动物纹。
这种便携式香囊在唐代最为流行。唐代的宫廷奢侈品大多由少府监的中尚署承造，而中尚署也是今日能准确指认造作金属香囊的唯一衙署。《唐六典》说，每年腊日（十二月初八），中尚署都要进“衣香囊”。中尚署造作的香囊一定不少，因为除宫中自用之外，帝王还以之赏赐重臣，如《安禄山事迹》卷上载，日后叛乱的祸首安禄山便曾受赐香囊。
除了熏香，香囊还有暖手之用。香料燃烧会生热，金属传热能发暖。所以进献衣香囊挑选在寒冷的腊日自有用意，应当牵连着香囊的另一个用途——暖手。对于这个用途，唐人早已点明，在描写容颜姣好女子时，白居易就有“拂胸轻粉絮，暖手小香囊”之句（《江南喜逢萧九彻》），把玩中的小香囊不经意间又成为有香味的暖手器。
宋明以降，这种金属球状的熏香具仍有流传，但只保留了“香球”的说法，而“香囊”一词的所指，逐渐转换成为纺织品制作的一种盛香料或盛贮佛教咒语字纸的小囊袋。
唐代香囊的构造还显示了当时世界领先的科技成就。这种香囊由两个半圆镂空银片扣合成一个球状体，下半球腹内铆接两个持平环，环中接一圜底小钵盂，上半球外顶套接系链，可悬挂。香囊在使用中，倾覆倒置，随意转动，腹内钵盂在持平环的作用下，口始终朝上，置放的香料不易倾洒出来，其原理与近现代陀螺仪万向支架的持平功能相似。香囊的出现，产生了世界性的影响，在马穆鲁克王朝统治下的埃及和叙利亚，金属匠师对这种唐代香囊进行了非常精确的仿制。13—15 世纪，香囊及其制造技术西传欧洲，对其时的科学技术发展产生了深远影响。
调达子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有木胎镶银的调达子一对，这两件器物是银、水晶、玉石、檀香木等材质的组合体，檀香木芯的外表包银镶玉，包银表面錾刻纹饰精美。整体呈长方形二层棱台形状，二层棱台面中央有圆形浅凹槽。这种形制的器物为迄今考古发现中罕见器物，但它究竟具有怎样的焚香功能呢？仔细观察原物，二层棱台面上，整体烟炱痕迹明显，中间凹槽内，尚存留若干节宽度一致的燃尽香灰，这种器物可能属于考古界寻觅已久的唐代“印香炉”，其二层棱台面应为印香的燃香之处，中间的圆形凹槽为暂存香灰的特殊设计。印香，亦称篆香，产生于唐代，是用一笔环绕的篆字、梵文种子字或吉祥图案等为印香模（篆香模），将添加了少许黏合材料和助燃材料的香末压印成型之后，出脱置于平面或平台式香具上之上，点燃一头，循序燃尽，缭绕作字。唐代元稹《和友封题开善寺十韵》诗云：“灯笼青焰短，香印白灰销”，便是说印香之事。宋洪刍《香谱》“香篆”的记载更为简单扼要：“镂木以为之范，香尘为篆文”。这种在悠然闲居中雅趣盎然的玩香方式，曾在唐代僧俗两界颇为流行，影响所至，达于明清。
龟盒（龟形香炉） 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物中，还有一件“鎏金银龟盒”，《物帐碑》径直称其为“龟”，系唐僖宗所奉纳，其形制为一象形逼真的龟状，龟背为盖，龟背盖的子口与腹盒相扣，其眼鼻镂空，与颈腹腔相同。该器具内残留有黑色粉末渣，与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腹内残留物相同，况且龟腹腔内也有少许烟炱痕迹，推测入藏地宫时可能过香。由于唐代熏香多为香末或香末调制的香饼、香丸，将这种香料置于龟腹内直接阴燃或隔火燃熏，盖好盖子后，香烟将从镂空的鼻眼溢出，供奉于佛像前案台上，无疑增加了上香仪式中的神秘感。
香笼（亦称“熏笼”） 在唐代，熏笼大为盛行，覆盖于火炉上供熏香、烘物或取暖。《东宫旧事》记载“太子纳妃，有漆画熏笼二，大被熏笼三，衣熏笼三”。反映此时宫中生活的宫体词也有很多都提到这种用来熏香的熏笼，如“熏笼玉枕无颜色，卧听南宫清漏长”（王昌龄《长信秋词》），“红颜未老恩先断，斜倚熏笼坐到明”（白居易《宫词》），“樱花落尽阶前月，象床愁倚熏笼”（李煜《谢新恩》），“凤帐鸳被徒熏，寂寞花锁千门”（温庭筠《清平乐》）。法门寺出土的鎏金飞鸿球路纹银笼子和金银丝结条笼子，精雕细镂，非常精致，为唐代皇家熏笼的典型器物。
长柄手炉 是一种便携式行香具，多用于佛家及皇室场所执持使用。长柄手炉的图像最早出现在北朝时期，如柄灵寺 169 窟西秦壁画中，有比丘手执长柄手炉的图像。敦煌西魏大统年间的 285 窟，也有女性供养人手持长柄手炉的图像，云冈石窟、龙门石窟也发现不少北朝至隋唐时期的长柄手炉图像。具有纪年意义的唐代金属长柄手炉出土数量不多，唐代宗永泰元年（765）神会和尚身塔塔基出土的长柄手炉和唐咸通十五年（874）在洛阳法门寺唐塔地宫出土的长柄手炉，便具有了这类器物年代的标型学意义，弥足珍贵。
佛教文献记录了许多唐代香事，譬如《释氏会要》《华严经》《楞严经》《戒德香经》《大唐西域记》《妙法莲华经》《大藏经》等，都有很多佛教用香的记载。这些从外域传入的佛学经籍义理认为，在三千大千世界里，既存在有形、具体的种种和香、花香、树香、根香，也有无形的、具有象征含义的众生之香、诸天之香、诸天身香、诸天所烧之香。尤其在《大方广佛华严经》之中，更具体地谈到了“一切和香、一切熏香、一切涂香、一切末香”这四种香的使用方法。可见佛教香文化对唐代香文化也产生了重大影响。
香料与香木 《物帐碑》对香料和香木记载如下：
（唐懿宗供养）乳头香山二枚，重三斤；檀香山二枚，重五斤二两；丁香山二枚，重一斤二两；沈（沉）香山二枚，重四斤二两。
虽然供奉香山种类繁多，但现存仅有沉香山，出土 11 块，共重 1701 克。香料可组成山峦状，香料木质，可见木纹。部分木纹间有黑色油脂，材质中空或有不规则孔洞，部分香材有虫蚁啃蚀痕迹。每块香料均用金粉描绘出山峦脉络，山峰错立，高耸峻峭，其造型寓意佛教须弥山。结合图片可以看出现存香山正是虫漏沉香，以沉香自然形态巧喻险峰峻岭，再饰以金粉线条，实属难得一见之宝，质地形色可确定为“瑞香科”的沉香木，也就是《新唐书·地理志》中所提到的“南海郡”沉香贡品。经过使用科学仪器对法门寺出土香器具中残存香料成分的分析研究，发现和证实了进口的沉香、乳香、橄榄香等品种，其中橄榄香为国内首次发现。
香木微雕佛像 唐人为表达对佛教的供养之心，还喜欢削香料雕刻微雕佛像。唐代苏鹗的《杜阳杂编》记载：“上（代宗）崇奉释氏。每舂百品香，和银粉以涂佛室……又献万佛山，可高一丈，因置山于佛室，以氍毹藉其地焉。万佛山则睢沉檀珠玉以成之。其佛之彤，大者或逾寸，小者七八分。其佛之首，有如秦米者，有如半技者。其眉目口耳螺髻毫相无不悉具。”
香料容器 香料容器有香宝子和香盒两类。香宝子，是一种盛放和贮存香料的有盖容器。唐代的香料往往制成香末，或依各种配方将香末调制成各种香饼和香丸，盛贮这类香末或香饼、香丸的专用贮香具，便是唐人所称的“香宝子”。《物帐碑》中记载“香炉一副并台盖朵带共重三百八十两，香宝子二枚共重四五十两”，可知香宝子一对与五足朵带银香炉是这一组配套使用的香具。这与在地宫后室的实物发掘相一致，鎏金卧龟莲花纹五足朵带银香炉的两旁，各置有一件鎏金人物画银香宝子。此外，地宫中出土的八重宝函中的第三重银鎏金宝函与第四重纯金宝函中，共有五幅图案纹饰錾刻有香炉两边各置一枚香宝子的情形，进一步印证了香炉与香宝子的组合关系。
香盒 香盒的结构非常简单，就是盒身和盖子两部分，以盛放沉香、枷楠香粉之用，故多精巧、雅致。为了不使香的精油挥发，香气走散，就有了专门用于盛香的容器，称之为香盒。法门寺地宫出土了素面委角方银盒 1 件、素面圈足圆银盒 1 件、十字金刚杵纹铜香盒 1 件等，均是保存香料用的香盒。
香料在唐代另一重要用途就是制作具有保健、护肤美容作用的香药。唐代的香药品类有口脂、面脂、香露、香粉等，用料考究、制作精细。唐代皇帝在腊八节等重要节日，均要赏赐大臣香药。杜甫诗云：“口脂面药随恩泽，翠管银罂下九霄。”张九龄作《谢赐香药面脂表》谢恩：“臣某言：某至，宣敕旨，赐臣裛衣香、面脂。”上行下效，唐人不论男女，均讲究香药护肤美容。
法门寺地宫出土这批精美绝伦的香具，在我国香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它不仅反映了这批香器具从宫廷行香礼器向“礼佛供香”的佛教供养器的功能转变和互换，更从一个特殊的角度反映了大唐全社会用香的普及、朝贡调运和使用香料获得了体制性和制度性的安排，以及大唐香料贸易前所未有的繁荣局面。2015 年 4 月，法门寺博物馆联合浙江省博物馆适时举办了一个名为“香远益清—唐宋香具览粹”的专题展览，迅速将研究成果进行了有效传播和展示，成效显著，被誉为国内同类研究和展览中学术性最强的一次高水准新成果展示，极大地推动和丰富了中国香文化考古学研究。
2.唐密梵音
“法门寺唐密曼荼罗文化陈列”是以全面系统解读 1987 年法门寺地宫及出土文物承载的唐代密教曼荼罗文化为主的专题展厅，该展馆设在地下，位于法门寺博物馆珍宝阁右下方。该馆于 2019 年 3 月正式对外开放，是国内乃至全球唯一的唐密曼荼罗文化专题展馆。该地下空间在之前也是唐代密教曼荼罗展陈场所，此次新展馆建设不仅仅是对旧展馆的简单翻新，强化了原有模拟地宫场景的灯光效果，添加了多媒体设备，更主要的是缩小和明确了展陈主题，以法门寺出土文物上的密教元素和佛刻像为基础，以唐代八菩萨与佛顶尊胜曼荼罗的传播与发展为展陈线索，突显了法门寺在中国唐密曼荼罗文化历史上的重要地位，也大大降低了观众的欣赏难度，使一般参观者无须准备太多密教相关背景知识也可以欣赏该展陈。
整个地下展厅也模仿原始地宫的五个空间，设五个展陈部分。展厅在装修细节上也“模仿”地宫，各展陈单元石门用了地宫的浮雕像或出土文物的花纹。第一单元的顶部被设计为地下山洞的造型，让观众一下楼梯就有一种被带入地下考古遗迹的体验；第二、三、四单元空间的墙壁模仿地宫的石壁、地面进行了火烧地、刷黑色涂料处理，更强化了地下空间的神秘氛围。配合放大的佛造像、具有佛教元素的藻井，进一步突显唐密曼荼罗文化。这就是充分利用了原有地下空间的区位意义，在此基础上装饰布展强化和烘托了地下空间的氛围。所以整个展厅有两个地宫，一个是模拟地宫场景，一个是整个展厅空间。
第一单元为从横剖面的视角展示的 1 ∶ 1 地宫模拟场景。法门寺地宫唐密文化主要通过曼荼罗图像反映，它们集中分布在 7 个舍利宝函和 1 个捧真身菩萨基座之上，共有各具特色的唐密曼荼罗图像 25 幅；此外，与密教相关的器物也多达 24 件。可以在模拟地宫复原场景里看到它们的原始位置。
第二单元陈列了放大的阿育王塔与白石灵帐，这里放大的用意是让游客可以看到上面的八菩萨造型。八菩萨是一种曼荼罗，曼荼罗通俗一点讲就是菩萨开会，形成坛城（可以图像化也可以实体化），它们的排序和组合要有经文依据。
唐龙朔三年（663）那提禅师翻译《师子庄严王请问经》，亦名《八曼荼罗经》，为史上最早出现八大菩萨曼荼罗的汉译密教经典。
唐景龙二年（708）在国师法藏主导下，以新译密教八菩萨曼荼罗为本，率先完成其图像化创造，将新潮、庄严的八菩萨曼荼罗，雕造于安奉释尊真身舍利的白石灵帐和阿育王塔之上，八菩萨曼荼罗被纳入国家神圣、庄严的迎礼佛骨大典。这是世界最早的曼荼罗图像出现在法门寺地宫的重要史实；同时明确了国师法藏在汉传密教史上的重要地位。经文与文物证据相对应，证实了上述观点。
第三单元为舍利宝函上的曼荼罗，唐开元年间（713—741）印度密教高僧善无畏、金刚智入唐弘扬胎藏界、金刚界两部密法，分别译出唐代密宗的根本性经典《大日经》《苏悉地经》和《金刚顶经》。一行、不空、惠果等人，融会金、胎两部密法，创立唐密胎藏界、金刚界和苏悉地界三部密法并行河流的传统，在唐皇室的支持下发扬光大。
在唐代密宗发展过程中，不空再译《八大菩萨曼荼罗经》，创立佛顶尊胜曼荼罗念诵仪轨，将在中土影响巨大的八菩萨曼荼罗改造为以大日如来为核心的九昧曼荼罗。晚唐时期，达摩栖那《大妙金刚佛顶经》，在不空新创立的密教仪轨基础上，确立了八大菩萨与八大明王在佛顶尊胜曼荼罗造像体系中的对应关系；从经典依据和图像证据两方面，梳理明确了八大菩萨与八大明王的图像转换和对应关系；同时明确了在盛唐至中唐时期体系化的诸多曼荼罗图像中，八大菩萨、八大明王属于密教高僧不空制定仪轨的佛顶尊胜曼荼罗体系，反映了盛唐至中唐时期唐密曼荼罗图像构成的一个特色。
唐咸通十二年（871），密教高僧在法门寺塔下喜获“会昌法难”中秘藏的佛指舍利。以唐代密宗第七代法师智慧轮为首的长安密教僧团踊跃敬造捧真身菩萨和舍利宝函。供养佛指舍利，隆重推出一种以金刚界曼荼罗结合佛顶尊胜仪轨的新型唐密曼荼罗。
上述这些论述的依据主要体现在了四十五尊佛造像曼荼罗坛城与放大的捧真身菩萨像的展示之中。
捧真身菩萨在这个展厅做了放大处理，主要是为了呈现捧真身菩萨基座的 5 幅曼荼罗图像内涵：仰莲顶面的大日如来法、报、化三身咒轮（真言）为“法曼荼罗”；
仰莲 32 莲瓣与五方佛种子字构成“金刚界 37 尊曼荼罗”；仰覆莲中腰为“四大天王曼荼罗”；覆莲上的八大菩萨种子字与八大明王构成“佛顶尊胜曼荼罗”，整个捧真身菩萨的仰覆莲基座又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金刚界与佛顶尊胜曼荼罗”。
四十五尊宝函上图像为五方佛及其三十二眷属菩萨计三十七尊构成金刚界曼荼罗，大日如来和八大明王组成佛顶尊胜曼荼罗。
明王是菩萨愤怒像的化身，在这个展厅进行了实体化呈现—四十五尊佛造像曼荼罗坛城，坛城中背后有火焰纹是八大明王。
展厅结尾部分有多媒体屏幕，用来介绍八菩萨与佛顶尊胜曼荼罗的传播与发展，如果观众看完陈列还是存在一些困惑，这个多媒体展示屏幕可以给游人简单扼要地揭示这个展厅的主题。
捧真身菩萨与鎏金四十五尊造像银函上的曼荼罗，反映出晚唐密教曼荼罗的发展，呈现以金刚界和佛顶尊胜曼荼罗信仰为主流的时代特色。八菩萨曼荼罗作为法门寺地宫唐密图像的基本构成，随着时代变化和唐密的体系化发展，从初唐后期到晚唐，从进入佛顶尊胜曼荼罗体系，最后又融入进金刚界曼荼罗系统之中，呈现出贯穿始终的发展活力。这一特色对后世密教发展影响深远，并传播到了巴蜀、敦煌、南诏、吐蕃、日本，甚至返传印度。法门寺地宫以金刚界—佛顶尊胜曼荼罗为特色的唐密造像，充分体现出长安—法门寺在唐密曼荼罗发展中的核心地位。
三、后记
法门寺唐代地宫重现天日，并与博物馆形式现实，仅释加牟尼真身灵骨舍利，价值无法估量。本文基本为摘录，为去法门寺做准备。世间琐事挂心头，贪嗔痴如梦幻泡影，人间哪有好时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