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我再写一个和生命有关的小故事。

    我养了一盆长寿花。不知是家里的采光不好，还是肥、水不到位，它的茎叶稀疏，只有三两枝上有几个花苞。眼看就要开花了，我还在浇水时不小心把一枝碰断了。看着枝头含苞欲放的花骨朵，我非常惋惜。枝上有三个大小不一的花苞，一个已有一片花瓣舒展开来。另外两个还是小桃形状，下边被绿色的萼片包着，上边露出红色的小尖尖，真是娇俏可人。

    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给枝条蘸了点儿生根粉水，插在花盆里。我天天看，盼着它能活过来。

    过了几天，原先只开了一个花瓣的完全开放，层层叠叠的红色花瓣，黄色的花蕊，似在冲我嫣然一笑。另外两个花骨朵也睁开眼了。我万分欣喜，确定这枝活下来了。

    长寿花的花期比较长，一般能从寒冬腊月开到来年五月。就我家的这几多朵，也开了近二十天，才慢慢枯萎。我一直关注美丽的小花，现在才发现它的茎不知什么时候已干枯，原本的碧绿变成了黑褐，原本的光滑变成了粗糙，原本的饱满变成了干瘪。我不甘心，又给它浇水。最终还是无济于事，两天后，它疲惫地倒下了。

      我把它拔出来，确实是没有生根。它是把自己的一切都输给花苞了。花苞就是它的孩子，它的命，它要付出一切托举花苞，让花苞怒放，让自己的生命怒放。

    我常常认为万物有灵。 这和我们 人类的母亲和其相似！

    有这样一个故事。一名孕妇出了车祸，距孩子出生还有两三个月。经过医生的抢救，她勉强活下来，但却成了植物人。医生认为她的大脑已经死亡。两三个月后，孩子平安坠地，她的眼里涌出两股泪水，溘然长逝。看到的人无不落泪。这是生命的力量。为了腹内的小生命，她拼尽全力，苦撑了三个月。

    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我出生在陕西农村。那时候，土地还没下户，村里还是大锅饭。我三岁的时候，公社解散，土地分到户，但北方的农村依然是贫瘠的，想吃饱饭还是不容易，更谈不上营养。为了让瘦弱的我活下来，父母把家里所有的好吃的给了我。家里养的几只鸡下的蛋全是我的，那是家里唯一的高蛋白食物。水果更是稀罕。偶尔买几个沙果，也都是我的。父母一年到头忙个不停，也是勉强填饱肚子。由于缺少营养，他们常年一脸菜色。

      后来，日子一天天好起来，他们还是节衣缩食，供给我上学。父亲常说：“我这辈子吃的苦，不想再让我娃吃。我这辈子不如别人，尽量把我娃供给成人。”在这个信念的支撑下，父亲在建筑工地当小工，上山挖药材，母亲在家晒药材、剪去药材的须根，完成基础的炮制，等收药材的人收购，倾一家之力，扶我跳农门，端上当年所谓的铁饭碗。

      我毕业了，父母应该喘一口气了，好好歇歇了。但他们还是拼命干活，拼命攒钱，要翻修家里的柴房，给弟弟攒够彩礼。他们和我的大多数父老乡亲一样，一边感慨“儿孙自有儿孙福，莫为儿孙作马牛”一边奔波在毒日头地里，用健康作筹码，换那微薄的收成。还有的穿着城里人早已淘汰的旧衣或印着“好太太鸡精”“美涂士油漆”等字样的劣质广告衫，奔走在城市熙熙攘攘的人流里，当水工、瓦工、搬运工。一条破破烂烂的蛇皮袋子，装着瓦刀、扳子、钳子、铁锤等简单的工具，就是他们的标配。条件好的租住民房，条件差的睡在桥洞下、公园的长凳上。他们就是儿孙不必驱赶就拼命干活的马牛。为了儿孙，付出能付出的一切。只要孩子爱读书，他们就拼命供给孩子上大学；上了大学，又拼命攒钱给孩子在城里买房。孩子实在不是读书的料，那就拼命给孩子制家当。别人家盖了两层小洋楼，给孩子一个好家底儿，自己家绝不落后。“好儿不在家当，好女不在嫁妆”只是说说而已。父母拼了老命给孩子创造好的生活、发展条件，尽力让孩子比自己强。自己一辈子和泥土打交道，在社会的底层挣扎，一定要让孩子闯出去，看看外面的大世界，然后出人头地，光宗耀祖。

    及至老了，他们衰老的四肢已经为大城市提供不了什么，不得不退出让他们苦着、累着，又用薄薄的几张钞票诱惑着他们的大城市，回到落寞的乡村老家。他们还是要尽力干活。在房前屋后的空地上种些菠菜、蒜苗、油麦菜、生菜，自己吃不完，就拿到集市上换些零用钱。实在干不动活了，还常常腿痛胳膊痛，还惭愧给娃们添麻烦了，感叹阎王爷怎么不把自己叫去。村子里少有吃闲饭的老人，还有很多老人克服对城市的车水马龙的恐惧，给儿女看孩子，为儿女发挥最后的余热。

    有人说他们不懂生活，是守财奴。那是他不懂。在有限的资源有限的条件下，他们只能用这种不顾一切的付出，把子女托举到一个更高的平台。 这种不顾一切的付出甚至是悲壮的、沉重的。多少饱经风霜的父母，未享儿女一天福，就被疾病夺取了生命，让儿女遗恨终生。子女是父母生命的延续。我想，父母之爱子女，也是在爱自己的未来，托举自己的未来，用另一种方式，让自己的生命之花永不凋零，愈开愈艳。

    所以，一定要珍爱你的生命呀，那是父母拼尽一生托举的花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