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数据显示，目前我国租赁人口预计为1.9亿人，这近2亿的租赁人口组成了租赁市场超万亿的市场规模。在这巨大的市场规模下，我们看到了以长租公寓为代表的租赁企业的努力，也看到了支付宝、京东、腾讯等一批有影响力公司的支持，同时银行、互联网等产业链企业也在不断加持着住房租赁的发展。但是我们更要看到1.9亿人的租赁生活状态，认真了解他们的“心声”以便在租赁这个“慢活”中找到切入点，完善租赁市场的不足。
以下租房者的“心声”，分享自《中国青年报》。全文共三个故事，文章较长请耐心读完。
这些各不相同的租房经历，辛苦不同，却又是生存的毕竟道路。
室友篇：租房是玄学，祈祷舍友不是奇葩
良禽择木而栖。在大城市，找一处安心的住所并不简单。影响生活质量的变量太多。除了地段、硬件、价格，最重要的是室友。作为一名空巢“北漂”男青年，隔壁房间来了一位年轻貌美、穿着时尚的女孩，做你的合租室友，会开心吗?
今年3月，女孩刚刚搬来的时候，我蛮开心的。咳咳，别想歪。我希望居住的地方整洁、不闹，潜意识里，女舍友似乎会比大老爷们儿更注意这些。当然啦，我并未梦想成真。原本以为，在东六环的地界，花费将近3000元租房，选的也是“高端”租房品牌，足以让我的生活环境美丽起来。可现实给了我一个大耳刮子：只要你还在和陌生人合租，总可能有未知的奇遇在等着你。
女生搬来，带来的第一件“礼物”是洗手间满地的头发。每次她洗完澡，半小时内没法落脚，且不说满地的水渍没擦，头发就能沾一拖鞋。纠结了几天，我怯生生地给她发了个微信：“嘿，那个，咱们能不能洗完澡后拖拖地，打扫下啊?”还特意缀了个“破涕为笑”的表情，我觉得这个表情很适合舒缓气氛。毕竟，人家刚来我就提意见，显得不太友好。万一搞得姑娘尴尬了，我也过意不去。然而在我坐立不安、胡思乱想了两个多小时之后，等来的回复却是一个扎眼的“微笑”表情。那个小黄人的嘴角高高翘起，仿佛充满了对我的不屑。“哦。那希望你自己也注意下啊。你知道你的电动牙刷会把牙膏沫溅到洗手池外吗?”万万没想到，人家对我也有意见。指责了别人，自己却没做好，隔着手机屏幕，我的脸都红了。我买来了专门的抹布，每次用完洗手池子都把周围好好擦一遍，生怕再被挑出错。
可对方却没我这么“玻璃心”。地上的头发和水渍还是那样。过了几天，更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我放在卫生间的洗漱用品似乎被动过了，尤其是香皂，湿漉漉的，上面还沾着几根明显不是头发的体毛。五雷轰顶，女神的人设在我脑海里彻底崩塌了，老祖宗说的“不可以貌取人”真是没错。我一面把所有的洗漱用品紧急收回自己房间，一面毫不犹豫地发去了抗议的微信：“我把洗漱用品收回去了，香皂既然用过了，就留在洗手间共用吧。”思索了一番，我也在话尾加了个“微笑”的表情。对面也很快回复了：“你把洗漱用品收到哪是你自己的事，我没有也不会用你的香皂。”经过一番漫长的隔空争吵之后，我怂了。隔壁姑娘实在是太理直气壮了，坚决否认香皂的污染与她有关。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主动结束了对话，我想，或许真的是我毛病太多，人家不过是甩了几根头发?
不管怎么说，我们俩消停了一段时间。因为工作的缘故，我之后几天都住在了单位。可没想到，这仅仅是暴风雨前的宁静。从单位回来，打开门的那一瞬间，我愣住了：这不再是我熟悉的那间房子了。公共走廊里堆满了垃圾;厕所没有冲，散发出一股恶臭;废纸篓也满了，姑娘就把便后用纸往地上丢，一团团的在地上绽开出肮脏的花儿;最可怕的是，洗漱台上有一瓶倒了的私密部位消炎洗液，洒了满满一台子……我崩溃了。把这些事情一股脑儿地对好多亲朋好友吐了槽，他们很多人的建议都是：“别再迁就了，好好修理她。”可我想的是，上次不愉快地吵了一顿，事情也没有任何解决的迹象。要不要感化她一下试试?
于是，我拿拖把清洁了厕所，扫干净公共走廊的垃圾，收拾好了溢出来的废纸篓。再然后，我拿出红笔和白纸，写了“请注意维护公共区域卫生”，贴在显眼的位置上，内心祈求着能有改观。结果当然是令人失望的。女孩依旧我行我素。她从不会轻声关门，经常听到她在屋内和异地恋的男友大声嘶吼，那关门声还会进一步变成摔门声，足以震撼我的小心脏;她也没有丢垃圾的习惯，把所有垃圾都堆在防盗门外，积累十几个，蔓延到隔壁邻居门口，招来邻居频频侧目;她还总把吃剩的外卖盒就堆在厨房，让食物残渣发酵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作为一个从大三开始就在北京实习，在这座城市待了3年换了4处住所的“北漂”，我无法给予年轻人任何群租生活的建议。在你没钱的时候，你的群租质量基本就是看命：包括能不能碰到好的室友。
尽管按照一些过来人的“攻略”，和朋友、同事、同学合租似乎有1万种坏处，可我现在却觉得，这是保证生活不出太大差错的有效方法。我曾和3个同学蜗居在老旧小区里50平方米的一室一厅——我和另一个男生睡沙发，一个女生睡卧室，还有个女生睡厨房。在这么不方便的空间里，却留下了我对北京最初的美好回忆。大家会轮番买菜、做饭，会一起醒着等某个忘带钥匙却半夜才回来的糊涂蛋，也会在周末去小区外的火锅店胡吃海喝一顿。这与我之后的群租生活形成了鲜明对比。我遇到过每晚都肆无忌惮发出暧昧声音把我吵醒的情侣，每周末都要叫狐朋狗友来屋里开赌局的小年轻，以及一个大腹便便，自称我老乡，借了我500元最后却想不还的中年大叔。现在的我明白了，在北京，你要想过上舒服点儿的生活。除了挑肉眼可见的房屋位置、装修、配套，还要祈祷舍友不是奇葩。可这一点堪称玄学，再口若悬河的房屋中介都不敢打包票。
房型篇：租了个厨房间 然后等着查水表
“你这房是厨房改的吧?”表哥对着天花板打量了半分钟，转头对中介小哥说。看到小哥一脸微笑、不置可否的样子，我的心突然凉了下去。
瞧瞧这个8平方米的小屋子。从上到下贴满了画着蓝天白云的壁纸，脚下柔软的地板垫也是刚换的。推开老式的玻璃窗，就能望到路边的几家小吃店。顺着这条街道再走900米，我还可以混入早8点的上班人潮，与他们一同消失在北京东三环的某个地铁站里。可是表哥一眼看穿了这个“性价比超高”的房间。墙上让人心情舒缓的壁纸，当然是用来裹住泛着锈斑的上下水管道的。关上窗户仔细听，分明都是水流走过的声音。一个有明窗、非隔断、交通方便的房间为什么会租出如此低廉的价格?答案已经显而易见了。不过既然房租和押金已交，指望中介小哥把这些钱全部退回来也不太现实。我不是一向自诩为睡眠质量极好吗，听点水声也不算什么。再想想媒体报道的住地下室的大学生，我的居住条件怎么不比他们好?
就这样，没有任何租房经验的我，在毕业季的某个夏日傍晚搬进了那个厨房。一开始，我还是挺满意自己的选择。工作日白天在单位，周末没事就回家。租的房子，就是个临时睡觉的地方嘛。但厨房岂是寻常卧室能够比拟，它开始慢慢地展示出自己的威力。首先是那些碗口粗的上下水道，它们在晚上11点和早上五六点时会间断发出呜呜的声音。不同于白天舒缓的哗啦啦声，这种声音总让人有点心跳加速的感觉。对于这点小挫折我早有心理准备，防噪耳塞戴上，世界清静多了。
让我没想到的是，噪音的“大boss”竟然来自公交车。每天早上6点半，窗外就会准时传来一阵粗重沉闷的气刹车声。没有白天各种汽笛声、引擎声和行人言语的掩护，这种“嘭”的声音简直和打雷无异。紧接着，一段嘹亮的女高音开始报站：“车辆进站，请注意安全。乘客您好，××路无人售票车，开往×××站。”听过了这两段声音，不管我是在前一天晚上几点睡觉的，都很难再次入眠了。在用防噪耳塞苦撑了两天后，我入手了一副专业级别的降噪消音射击耳机。戴着这款橙色耳机躺在床上，我活像个工作间隙小憩片刻的电工。然而再专业的设备也有疏漏，只要半夜多翻几次身，耳机保准会从头上滑落。
可能是觉得光有声音刺激，不足以让我感受到这里的特别，厨房还特意为我安排了温度上的体验。夏天时还好说，虽然没有空调，我躺在凉席上吹着电扇，似乎也没有特别热。但冬天的确为我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活了20多岁，我第一次摸索出了进门穿衣服、出门减衣服的“生活常识”。好不容易盼到了供暖季，厨房里的温度依然没有丝毫上升。11月中旬的某个冰冷夜晚，我裹着4层秋冬季的衣服坐在床上进行最后的思想斗争：老子干脆不要中介退房租和押金，自己滚蛋算了。幸好下一刻我又注意到那些天蓝色的壁纸，摸着暖气不热，莫非是这些该死的壁纸阻断了传热?不管以后中介怎么怪我破坏房间了，我抓起一把剪子，飞快地把覆盖在暖气片上的壁纸除掉。亮色调的厨房一下子暴露了它的本来面目，暖气片上露出暗红色的锈迹，壁纸的内衬沾满灰尘和蜘蛛网。但这些视觉冲击对我来说都不算什么，重要的是我的屋子终于暖和了。
诸如此类的烦心事经历多了，我在厨房待着的时间越来越少。就算晚上闲来无事，我也会在单位耗着，赶着最后一班地铁回去。那段时间，一位领导上夜班时经常发现我坐在工位上，就会鼓励地说声“还不走啊”或是“又加班呢”。我只好含笑默认。整天耗在单位，有时一出差还好要几天，弄得我和合租的室友一直没熟络起来。有个哥们儿见到我的固定开场白是：“诶，好几天没看到你了!”现在想起来，我和他们最频繁的交流就是在收各种费用的合租微信群里。偶尔接到他们的电话，八成是因为物业查水表进不去门。没错，整间房子的水表就在我的厨房里。
有时，我出差回来会顺手送室友一点特产。作为礼尚往来，他们也会象征性地邀请我一起吃饭。但饭桌上扯来扯去，也没发现大家有什么共同语言。住在我厨房对门次卧的两位哥们儿，貌似在一家企业培训机构工作，每天在微信朋友圈习惯发布与各地小老板的合照以及10条以上的励志鸡汤。住在我斜对门隔断间的两位姐们儿，每天下午五六点开始梳妆打扮，如果降噪耳机脱落，凌晨四五点我又能再次听到她们洗漱的声音。我很少参加室友之间的联谊活动，所以当他们上个月还在一起吃着火锅唱着歌，下个月不知什么原因就互相叫骂的时候，我也没有想过出去相劝。旁边隔断间的大哥大姐在北京打工已有10多个年头，为了给3个孩子节省学费，依然选择住在没有窗户的隔断间。这种房间夏天空气极其污浊，他们只好24小时不关自己的房门和房屋正门，换来一点流通的空气。但正是这对生活压力最大的夫妻，活得最为体面。他们严格按照值日表打扫卫生，使用洗衣机前会征求别人的意见。有次他们的小儿子来北京迷路了，同时手机还停着机。大哥非常客气地请我们帮忙充话费，还一定要加钱给我们充回来。
在与厨房共处半年后，我终于借单位外派的机会逃了出来。中介小哥答应帮我把还剩两个月期限的房间转租出去，最后也没有联系我。一想到谁会在这么短时间租这么个奇葩的房间住，我也就渐渐释然了。
换房篇：每个漂过的人都渴望住处“甚贱且甚好”
把银行卡搜刮干净后，我在来到北京的第三个年头，搬进了第三处住所。每个在京城漂过的人应该都能讲出一串“北京租房故事”。近日翻开《曾国藩日记》，发现这位当年新晋的相当于“副处级”的干部也未能免俗。曾国藩刚到京城的头三四年，隔个一年半载就要跑去看房子，为了找到“甚贱且甚好”的寓所，也得一连跑四五天。古人的嘚瑟之处在于，他们还要找人先看看风水。
170余年后的后辈“北漂”们找房子时，只要租金不要高得让人心碎、离单位不要远得过分，就得争分夺秒地签合同了。我原先住的小区，是某个国有工厂的老家属院，老一辈工人的作风也能从房子里窥到一点端倪：整套房子完全没有装修过的迹象，厨房门和橱柜上还刷着上个世纪末流行的浅绿色油漆，卧室里的空调看起来比我年轻不了几岁，卫生间里挂着用铁丝和白色塑料管自制的卷纸架……房东应该是个讲究人，把两把折叠椅藏在隐蔽的柜子里，只给租客留下一张圆塑料凳。住进去几个月后，我的福尔摩斯式的室友翻出了那些有红色软垫和褐色铁锈的椅子，我们又一次被带回上个世纪末。
对门的老太太则是一位时刻保持警惕的“朝阳群众”。我刚搬来没几天，第一次见到她时就遭遇了查户口级别的一连串发问：多大了、在哪儿上班、上班多久了、几个人住这儿……老太太常一脸严肃，平日打招呼也鲜见笑容，嘴永远向下撇。总见这样的脸孔，算不上愉快，又过了一两个月，老太太再次一脸严肃地对我说：“姑娘，平时有啥事儿言语一声，啊!”啊?什么?顿时觉得她家门楣上灰扑扑的“党员之家”几个字，看起来更鲜艳了。在这个处处陌生人的巨型城市，保持警惕应该是与人打交道时成本最低的模式。信任和互助，能算是奢侈品了吧?
跟对门老太太的友情还没来得及萌芽，就被掐断了——房东老太要卖房了。尽管无意介入别人的家事，还是耳闻了一些故事：房东老头早已过世，当了一辈子工人，没留下什么遗产，赶上房价大涨，子女们催老太太赶紧卖了房子，好留下一份便于瓜分的财产。当时也正值毕业生大潮来袭的6月中旬。在那之前的6个月，北京房价又经历了一波汹涌的上涨，记者们采访了一个又一个恐慌的中产家庭，写出一篇又一篇充满焦虑的故事。涨价的浪头拍到租客身上，就变成高了20%的租金，以及面积更小、位置更差的房子。前一套房子的押金，也就是整整1个月的房租，被中介小哥以N个理由扣光，打扫房间的清洁费也算在我们头上——而带人看房子时，他们素来和蔼可亲，仿佛与我们是失散多年的兄妹。
新租的房子里倒是没有遗留太多上个世纪的气息，但新世纪的气息也同样稀少——签完合同后，室友惊呼了一声，原来这房子是房东“裸租”的!我们这才反应过来，在房子里看到的桌椅、沙发、床，都是刚搬走的房客留下来的。而它们都被笑容可掬的中介小哥悉数写进租房合同的家具清单里——也就是说，如果它们稍有差池，我们交出去的押金很可能又要不保。一个大而无用的沙发占了卧室的小半壁江山，一台锈迹斑斑的旧空调挂机扔在客厅，中介小哥已经不见了踪影。我们哑然失笑。一年一度的糟心时段结束后，生活又回到惯常的节奏。
在一个地方住久了，会生出一种熟悉感，卖菜的大嗓门儿大姐、开粮油店的腼腆小哥、小超市的高个子老板，会慷慨地免掉零头，在你没带钱包、手机又没电的时候主动说“下次再给钱”。但直到又一次搬家，才发现这种熟悉感和熟悉带来的稳定感，只是一种错觉。
在北京租房两年，我终于领悟到鲁迅的那句话：“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比如，租房中建立的友情，总是欠牢固，可以轻易地被租金、工作、个人喜好等挤到后边。送走两位室友后，我也成了离开的那一位。
以上的文章是否也写出了你这些年来租房的经历，而现在有改善吗?那么你又能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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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故事来自《北京青年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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