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里的经济状况的转折，要从爷爷病重说起。

        听母亲说，爷爷得了重病，肚子鼓得老高。

        那时母亲需要照顾两个幼小的女儿，还得伺候卧床不起的爷爷。得了这种病，开销很大，没办法，就一点一点地变卖着辛苦挣来的家产。

        父亲从年轻就喜欢搞收藏，置办了好多比较名贵的家俱，有金丝楠木的大床，有花梨木的衣柜，还有那雕龙绣凤的大太师椅子，等等。

        但迫于生计，这么好的东西，都忍痛一件又件地变卖了，救人要紧，为了治好爷爷的病，几乎倾家荡产。

        可是人还是没留住，在那年的大年初一，爷爷撒手人寰。

        有人说，家中大年初一死人，会殃及后代不兴旺？这个说法，似乎对我们家来说还真应验了。他的后人们，在随后几十年的岁月中，风雨飘摇，吃尽了人间悲苦。

        送走了爷爷，苦难的日子，接踵而来，能变卖的都已变卖的差不多了，可以说除了几件简单的生活用具，也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了。

        六十年代初，赶上三年自然灾害，一家人的生活出现了极度困难。父亲几十多块钱的工资，除了支付这么济南一大家子的开销，还得每月给家里的老人，二娘、孩子寄钱，愁得父亲日不思饭，夜不能寐。

        怎么办，怎么办？父亲消瘦的脸庞，无助的眼神，瞒不过母亲的眼睛，就问：“你这些天怎么了，看着有心事？”

        父亲摇摇头，苦笑着搪塞道：“能有啥事！就是工作上的事，忙的！”

        就在这些天中，他脑子里涌现一个危险的念头，为解困局，他选择了铤而走险，一步一步地犯下了极大的错误。

        为了贴补家用，父亲利用工作之便，开始挪用公款，今天挪一点，明天用一点，渐渐的窟窿越来越大，他深深地陷了进去。一边他深知问题的严重性，良心日夜不安，可一边又是家庭的重担，无力解决。他陷入两难无法自拔，也无力补偿，毫无回天之术。他崩溃了。他想用一种办法去彻底解脱。

        记得有一天，天色已经很晚了，还不见父亲回家。母亲焦急的等待着，孩子们也左顾右盼。但始终不见踪影。十点多了，母亲沉不住气了，便跑出去和邻居们说了。

        大家都慌忙出去，四散开来，寻找父亲。

        单位没人，同事家没人，问遍了所有的亲戚，朋友，大家都没见父亲。

        母亲慌了，邻居们也慌了，大家心中似乎都有一种不祥的预感。

        好心的邻居们在一起又研究了一下路线，派人分头又去了几个地方。结果，找了一个通宵仍然毫无消息。

        母亲怕了，呆坐在那里，面无表情。孩子们也怕了，蜷缩在一旁，不敢吱声。隐隐约约觉得父亲可能永远回不来了。我惊恐地望着眼前人来人去，慌乱无章的场面，噙着泪水睡着了。梦中，父亲笑嘻嘻地向我们走来。

        “爸爸！”我高兴地笑着叫着。结果，醒来，却是一场梦，泪水已打湿了枕头。

        到了第二天的晚上，事情有了转机。我们邻居王大哥和侯叔叔终于在大明湖的一片小树林中发现了父亲。父亲在一颗柳树下，碾转反侧，徘徊了一天一夜，树下已经被父亲踏出了一条明晃晃的圆圈。他的黑色的公文包里，藏着一根麻绳。

        望着满脸土色，眼睛布满血丝的父亲，我们一群孩子扑向他，抱在一起，嚎啕大哭。母亲坐在那里，像个木头人一样直勾勾地望着我们，毫无表情。

        那一刻，我至今难忘。

      从那以后，日子更难熬了，本来就少得可怜的工资，得从里面扣去一部分叫退赔。每月就那么单薄的纸票压在母亲睡觉的铺底下，我每天放学早，就从里面抽一点去北坦大街的菜市场买菜，有时看到别人扔的菜叶比较新鲜，就随手捡回家来做菜吃。

        小小的年纪，就知道过日子，一分钱恨不能掰开花。每到月底，铺底下的钱早就花没了。仍不见父亲的工资发下来，这时，母亲只能问邻居东借一点，西借一点。那个时候，就已经饱尝度日如年的滋味了。

      日子即使再难，一家人整整齐齐在一起就是最大的幸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