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先秦时期，夫子缔造了儒家，试图让礼乐崩坏诸侯林立的格局恢复，夫子周列国14年，希望各国的君主，可以推行仁政，让自己的国家成为礼乐之邦，随后孟子也推行发展儒家学说。后来到了汉朝，实行罢除百家独尊儒术的政策，儒家看似到达了顶峰，可事实上，此时的儒学已经偏离了原先孔孟所持有的观念和本心。到了宋明时期，以朱子为首的格物致知的理学逐渐兴盛，天下的读书人都知道理学，甚至那时的科学考试，也让朱子理学四书五经，编入其中。只是，这时的儒家学问已经与先前孔孟的学说大有不同，读书人开始向外逐物追求功名利禄，满腹算计，衣冠禽兽。到了明朝，阳明先生以心学为主，提出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学说，重修孔孟之道，那么阳明先生提出了怎样的学说？这样的学说对于我们而言只是过去式吗？

首先阳明先生提出了心即理，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都是由心而发，心外无物，心外无理，我们的心最初就像一面明镜一样，可以让万物如其所示。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世间万物都是不存在的，“你未看此花时，此花与汝同归于寂，你来看此花时，则此花颜色，一时明白起来，便知此花不在你的心外”阳明先生用寂表示在我们没有看到一个物时，物的状态，而当我们那一个如明镜一般的心看到，看到花的时候，花的颜色才会在镜子上如其所是地呈现出来。同时，我们并不需要去学如何做才能做好，比如不需要去学，如何侍奉父母，自然而然就可以知道父母冬天会冷，夏天会热，就会为父母考虑。如果仅仅是这样，那么世间的人不都是善的吗？像孝敬父母，侍奉兄长，有的人就能做到，有一些人做不到。只是这并不意味着做不到的人心中无理，而是那颗心没有如明镜一般。人的心本来刚出生的时候是纤尘不染的一面明镜，但是由于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和自身的选择，人心可能会有杂质，不是纤尘不染的明镜了，有杂质的一面镜子就无法让万物如其所示，自然就没有办法做到心即理。

但是，不管是对于那时候的读书人，还是现在的我们，都会有问题。有些人会懵懵懂懂任意去做，完全不思考为什么那样做。还有些人会妄想，全然不去做。这便是知行不合一的问题。“知之真切笃行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阳明先生所说的知行合一中的知行，并不仅仅是咱们现在所说的知道和行为，阳明先生所说的行是意动，比如我们过马路的时候是红灯，没有车，这时按照原则，我们本不应该过马路，因为没有车，我们去想过马路，最后还是等红灯结束了才过去。这一番举动在行为这个角度来说就是没有行，但是对于阳明来说就是行了，因为我们心中想了要过马路这件事，意动即是行。同时阳明先生所说的只也不仅仅是知道了，而是被分为见闻之知和德性之知，见闻之知是我们现在所说的自然科学等客观知识，而德性之知，在当时被分为朱熹之学和阳明之学，也就是心学和理学。朱熹的德性之知，是天理在外，依照天理而行“灭人欲，存天理”整个过程是较为被动的。而阳明的心学心即理，是说天理在内，每个人都有向善的可能性，有外界环境和自身内心对人的影响，人会立道德主体。所以对于阳明来说，他反对朱熹是因为如果按照朱熹的学说，那么有些读书人只会向外逐物追求功名利禄，而成为宋明时期的衣冠禽兽，将朱熹的理学当作教条，失去人的主体。所以最后阳明提出的知行合一致良知。希望人去寻求人之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就像爱因斯坦研究到最后去参与政治，正是在探求研究科学的价值与意义，康德研究哲学最后也在追问人存在的价值与意义到底是什么。

而这也就是为什么阳明先生写出了四句教，“无善无恶心之体，有善有恶意之动，知善知恶是良知，为善去恶是格物”我们的心原本是无善无恶的，但是由于异动了受到外界环境的影响，心之窍，于是我们的心变成了有善有恶的，同时当我们知善知恶的时候，就有了良知，直到最后我们为善去恶。其实这也就是体与用之间的关系，体就是心，用就是意动格物和良知，在提到用的过程当中，我们可能会向外逐物，没事在用最后我们必须要回到体，我们要寻求自身的价值与意义，在渐修当中领悟，最终成就自我。

只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到了近代清朝末年，西方的科学技术逐渐强大，当时的中国也被称为弱国，任人欺辱。所以在海外留学过的陈独秀等读书人，提出了全盘西化，学习西方的科学与技术。于是第3代的新儒家，牟宗三将西方哲学与中国传统儒家结合最后提出了自己的方法。牟宗三翻译了康德哲学的真善美三大批判，并用佛家一心开二门的学说与康德中学相融合，康德哲学可以被分为德性门和思辨门，也就是实践理性和思辨理性，并且毛泽东三用佛家的学说又解释了儒家的德性之知和见闻之知，儒家的德性之知就是德性门见闻之知就是见闻门，在见闻门和德性门中便是心，这就是人之主体，也就是无善无恶的本体。对于儒家来说，从先秦时期的夫子再到宋明时期的阳明先生，儒家的德性之知早已可以与西方哲学相比拟。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在于见闻门，也就是科学技术，客观知识。牟宗三想用康德西方哲学的思辨理性和实践理性，与中国儒学相结合，从而发展出以中国儒家文化本体为中心的发展之路。

所以我们会发现中国儒家文化，与西方哲学是有很大的相似之处的。就像柏拉图的洞穴隐喻。在柏拉图的洞穴隐喻之中，每一个人的脚上都戴上锁链，他们的思想灵魂心，被所锁链困，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虚幻的幻想，每天都活在幻像的世界当中。在他们身后，有一群人正在操控着他们的思想和行为，将那些幻象呈现在带上锁链的那些人面前，这些人存在于意见世界中。在这些人身前有一团火，这团火代表着的就是无形，却深刻的影响着人们的东西，它可以是孔子的礼乐制度，是几千年来的儒家文化的思想。而对于柏拉图来说，他认为我们每个人都活在现象世界当中，也就是活在洞穴下的世界，在一个不可靠的世界中。而在洞穴之上就是真理的世界，在真理世界我们可以看到蓝天和大地。可是如果我们已经到了真理世界，那么我们还要不要返回洞穴当中呢？其实，对于道家来说，他们肯定是不会返回到洞穴当中的，他们所要做的是享受山水之乐。对于佛家来说，有一些修炼极高的大乘佛会返回到洞穴当中，并且拯救洞穴当中的人，只是在拯救之后，他们最后会出世，去掉欲念，去掉贪嗔痴，最后成空。而对于柏拉图与儒家的学说来说，他们都要让真理世界中的人回到洞穴当中拯救众生，建立起柏拉图所说的理想国或夫子所说的仁政的世界。这些回到洞穴当中的人，他们所要遭遇的首先是生理上的威胁，他们无法适应洞穴的世界，同时，他们会受到意见世界当中的人的威胁，因为这些拯救的人影响了他们的控制。那些最需要被拯救的幻想当中的人，却因为从来没有听说过头顶在洞穴之外还有蓝天与大地以及白云，所以他们并不相信拯救者所说的一切。最后，就是那一团永远都灭不了的火，对于这团火来说，永远无法改变，就比如近代知识全盘西化的人们，他们最容易产生的问题就是理性的自负，这些拯救者也是，他们需要节制，需要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是难以改变的。那对于我们，此时的我们就需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回去或者为什么不回去？选择回去是我们的心之所向，是初心。而在回去之后，就像法国大革命中的改革者，以及，美国独立战争中的拥有独立思想的人们，他们所面临的困难比独立战争要难上很多，在独立战争之后是南北战争，南北战争之后，费城会议又开了长达小半年。所以，我们此时所需要思考的就是我们回到洞穴当中的价值与意义是什么。

儒家从夫子到阳明到牟宗三，再到现在，他一直想要，告诉我们的就是，我们需要去追求人之为人的价值与意义，去寻求我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究竟是什么，去安放我们的内心。在现在的生活当中，我们会面临各种各样的抉择，各种各样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拥有见闻知之见闻门中的创造力和领导力，同时也需要拥有那颗本性，去追求人之存在意义与价值的本心，拥有爱。创造力，领导力和爱，这三个是在我们未来面临各种各样的问题时的通行证。

最后，在我们站在脚下的这片土地上时，当我们面对各种困难各种抉择的时候，我们便不断的需要去思考，我们为什么要做这样的选择，需要去想我们存在的价值与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