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南明朝滅亡二十一年後，康熙二十一年（1682年）清政府為加強對南疆的管制，派遣鑲黃、正白、正黃上三旗自京師挈眷屬駐防廣州，正白旗漢軍中有一名商國秀旗兵自此在廣州開枝散葉，至今已有十五、六代了。根據廣州駐防正白旗漢軍商氏族譜、大族譜碑傳記載商國秀的祖籍為瀋陽，與《欽定八旗通志》在“氏族志”中的“商氏系出瀋陽”是相吻合。國秀公的先祖何時遷入瀋陽境的已無法考證，在明朝末年國秀公之父宏鳴公得子六人，國秀公排行第四，由於世亂年荒難於生計，乃命國秀公從軍，在瀋陽隸正白旗漢軍籍後從龍入關。
根據《駐粵八旗志》的記載，商氏家族在駐防八旗軍中的軍階雖然不高，但功績也是得到肯定的。在《駐粵八旗志》卷十職官表，漢軍東四旗官員有商守道，乾隆朝鑲白旗漢軍驍騎校；商守信，嘉慶朝正藍旗漢軍驍騎校；商興鐸，嘉慶朝水師旗營驍騎校。卷十一職官表有商守道、商守信，乾隆朝廣州將軍府衙門筆帖式。卷十九人物志有守道公、守信公的傳略，記有“（商守道）嚴束兵丁，少踰規範者，必繩治之。所管下，皆斤斤守法，至衣履亦不敢少踰制。守信亦由筆帖式改補正藍旗驍騎校，其約束兵丁亦略如守道，官僅一年卒。”卷二十人物志中有商興鐸傳略紀有“由水師兵薦擢（音zhuó，提拔）右翼驍騎校。管理船槳。船泊珠江漱珠橋畔，遇民舍火災及有盜賊，即率兵登岸救護，抓賊不遺餘力。或謂此地汛弁（音biàn，汛弁指汛地官兵）事與旗營無涉，何自苦為？興鐸曰：‘不然。泊船與此，即與汛地同居，民遭難何可安分畛（音zhěn，界限）域，坐視弗救！’後終於官。”卷十二選舉表有商廷修，廪善生；举人表有商廷燕，咸丰十一年（1861年）辛酉科并补行戊午科翻译举人。卷十三勇烈表有商建標，為咸豐四年剿辦省垣北路紅匪打仗陣亡三百一十三名勇烈之一；耆壽表中有商銊“年逾八旬恭逢，恩詔賞給九品頂戴。”；貞節表有為正白旗漢軍礮兵商建濱之妻施氏、正白旗漢軍甲兵商興瀚之妻張氏立貞節牌坊的記載。
由於八旗制度固有的缺陷，導致不少廣州駐防旗人後裔不得不自謀出路，雖然他們都繼續擁有旗籍，有些繼續在旗營當官當兵外，不少的旗人都在外從教從醫經商。隨著重文輕武參加科舉之風在旗人中盛行，廣州駐防漢軍商氏家族逐步有人獲取功名，商廷燕先生是商氏最早在科舉中獲得功名的翻译举人，之後又有商廷修先生、商衍瀛先生、商衍鎏先生等。
商廷修先生（1860～1911，字少芝，又字梅生，號蒲澗舊樵），是廣州駐防漢軍商氏家族獲取進士功名的第一人，商廷修先生是光緒十五年（1889年）己丑恩科中順天舉人三十五名，光緒二十四年（1898年）戊戌科會試中式一百二十六名貢士，殿試二甲第一百三十名進士。旋入庶常館學習三年，之後任欽加四品銜戶部主事。商廷修先生為人正直为官清廉，卒時從侄商衍鎏先生的日記中記有：“叔京官二十餘年，清苦自持，窮愁備至，無百金之產，無嶄新之衣。祇遺詩稿數尺，畫冊數簏 。文人之困，至斯極矣。”商廷修先生的友人陳步墀有詩悼曰：“畫裏梅花見性真，分曹風骨更無人。如何吹到江城笛，亂落羅浮五月春。”
商衍瀛先生（1871～1960，字雲汀、筠汀、雲亭，號丹石），光緒十六年庚寅（1890年）科考取錄中以第一名的成績與弟商衍鎏同案。光緒二十九年癸卯（1903年）由北京至河南開封，應補行辛丑、壬寅恩、正並科會試，中式第八十九名貢士，覆試一等第四十八名，殿試二甲第十八名，賜進士出身，朝考一等第七名，欽點翰林院庶吉士，入進士館習法政，光緒三十二年丙午（1906年）進士館畢業，授翰林院編修加侍講銜，國史館協修。功臣館篡修；文淵閣校理；清祕堂協辦院事。派赴日本考察政治，歸後兼任京師大學堂（今北京大學）齋務提調；次年調任京師大學堂教務提調；光緒三十四年（1908年）奏派赴日本考察大學學制以備建立大學分科。宣統元年己酉（1909年）兼任京師高等學堂監督，次年升翰林院祕書郎任資政院欽選議員。1911年辛亥革命后為逃避動亂與弟商衍鎏先生舉家遷往青島，任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也稱 Deutsch-Chinesische Hochschule 德華大學，青島大學前身）中文總教習。1914年冬就任張勛徐州幕府顧問，為清遺室周旋於北洋軍閥諸派系和各國公使之間。1924年受溥儀委派至奉天（瀋陽）會辦內務府皇產事宜，後任清室辦事處總辦。1929-1931年出任天津紅卍字會名譽會長幫同設立難民收容所，並在河南、河北、山西、陝西等省從事賑濟。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往天津旋隨扈至旅順，次年至長春歷任滿洲國宮內府秘書、宮內府會計審查局局長、宮內府內務處長。在此期間他對日本統治集團的侵略野心深感擔憂，在《衍瀛自編年譜》中寫道：“東洋明治維新，更用同文同種之言以掩飾其野心陰謀之惡”。1937年“七七”事變後，商衍瀛先生以老請辭，後專注於倡導和從事社會慈善活動，任紅卍字會副會長，盡自己所能接濟戰亂下流離失所的難民和貧苦百姓。1945年滿洲國終結後攜家往天津，翌年至北平鬻字為生。1956年任中央文史館任館員，1959年12月溥儀特赦後曾專門前往商衍瀛先生的病榻前探望（參見溥儀《我的前半生》559頁）。商衍瀛先生臨終有詩《垂暮自題》：
殉道殉身衷一是，唯從初念見其真，殺機人發天反覆，直道心存動鬼神。
稚柏能安冰刺骨，貞松寧畏麝成塵，紛紛成敗歸元理，定論留將後世人。
商衍鎏先生（1875～1963，字藻亭，号又章、冕臣，晚号康乐老人），十七岁中秀才，二十一岁中举人。清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甲辰恩科中殿试一甲第三名（即探花）赐进士及第，授翰林院编修，时年三十一岁。光緒三十二年（1906年）被派往日本东京法政大学留学，回国后任翰林院侍讲衔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官等职。1911年辛亥革命后為逃避動亂與兄商衍瀛先生舉家遷往青島，1912年受聘于德国汉堡殖民学院（Hamburgisches Kolonialinstitut，汉堡大学前身）任德国汉学家福兰克（Otto Franke）的研究助理。在德期间帮助校方建立起高水平的汉语教學课程，并協助校方直接从中国采购大批经典图书。1916年回国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总统顾问、咨议、财政部秘书、江西省财政特派员，雖為官員但身正清廉拒贿。1927年后鉴于时政腐败，愤然辞职以鬻字为生。抗日战争期间流徙于重庆、成都、眉山、乐山等地，雖生活清贫但从未间断过诗书画寫作。战后客居北京、广州、澳门、香港等地继续诗书画寫作。1949年后定居南京、广州，曾任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首任馆长、江苏省政协委员、广东省政协常委、广东省文史研究馆副馆长、中央文史研究馆副馆长。著有《清代科举考试述录》、《太平天国科举考试纪略》、《广东清末的韦姓》、《科举考试的八股文》等，以丰富的历史资料尤其是以亲身经历，对清代科举制度作全面记叙。自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至六十年代，留下诗作五百多篇，八十七岁時自书自费于香港刊行的《商衍鎏诗书画集》。
廣州駐防正白旗漢軍商氏除了從軍、讀書、從教、從官外，在民國期間尚有一支在廣州經商顯赫一時。
廣州駐防正白旗漢軍商氏目前已易籍廣東番禺，原因是中華民國建立後《中華民國臨時約法》要求：“中華民國人民一律平等，無種族、階級、宗教之區別。”八旗制度作為維護旗人特權利益的制度也就成為歷史。民國成立後頒佈的《關於滿、蒙、回、藏各族待遇之條件》的第六條規定:“從前營業、居住等限制，一律蠲除，各州縣聽其自由入籍”。到民國十七年（1928年）旗人全部歸入民籍，八旗制度徹底終結。改入何處民籍，“一般情況，無論京旗還是駐防，多選擇在祖宗墳墓所在地。”商氏在粵祖墳與大部分廣州旗人墓地是在當時廣州城小北門外獅帶崗、獅尾崗一帶，此地域屬番禺縣。實際上在民國後旗人易籍較混亂，也有用居所祖屋所在地的，廣州城東西分東屬番禺西屬於南海，駐防漢軍居住地在南海縣境內，因此商衍瀛先生在青島特別高等專門學堂時填報的籍貫為廣東南海。在清代有“不分滿漢，但問旗民”一說，旗人只能與旗人通婚，如有違反會被按大清律法治罪。商氏姻親中，商衍瀛先生夫人馮氏家族是正白旗漢軍人籍，商衍鎏先生元配夫人談氏家族是鑲白旗漢軍人籍，商衍瀛、商衍鎏的大姐商寶珊所嫁的賀氏家族也是漢軍籍，已知談、賀兩家族均易籍廣東南海。廣州駐防正白旗漢軍商氏後嗣最終確定使用廣東番禺籍貫時間，是在1951年7月16日，因公安部頒布並執行《城市戶口管理暫行條例》，籍貫僅為戶籍填報所用，籍貫更與任何村落無關。
廣州駐防正白旗漢軍商氏即現今的廣東番禺商氏的後嗣遍佈全國各地，除了居於廣州、北京、上海、南京、武漢、深圳等地外，部分也移居香港、北美、澳洲，所從事的行業從大學教授學者院系負責人、中學幼兒園老師、軍工企業的廠長兼總工、私營中外合資高精尖企業董事、醫生、圖書館專家、工程技術專家到普通公司、政府職員都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