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扬州有关的名流不可胜数。但随着岁月的迁延，或风轻云淡，或踪迹杳无，逐渐消逝在历史的地平线上。唯史可法三字掷地有声，不曾湮没。史可法不止与扬州曾经的悲壮联系在一起，更与临危受命、威武不屈的浩然之气融为一体。

“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挂在扬州梅花岭史公“飨堂”门口的这幅楹联，凡过目者多半印象深刻。此联可谓匠心独运之力作。以梅花溅泪喻国仇家恨，借二分明月照孤忠亮节。寥寥数语，孤愤悲烈之气跃然纸上。“飨堂”塑史可法深褐色坐像，旁陈郭沫若1964年题：“骑鹤搂头难忘十日，梅花岭畔共仰千秋”。另有道光年间丹徒人严保庸撰：“生有自来文信国，死而后已武乡侯”。大堂高悬“气壮山河”牌匾。后人常把史可法比作文天祥和诸葛武侯，实至名归、当之无愧。

绕像出堂门便是史可法的衣冠冢了。小院黛瓦粉壁，精致清秀。一株白果老树伴着一个孤胆忠魂守望一牖天地。据载，顺治二年（1645）史可法扬州城中战败罹难，众人四处觅其遗骸而不得。“天暑，众尸蒸变，不可辨识”。第二年，“家人举袍笏招魂，葬于扬州郭外之梅花岭”（《明史》卷二百七十四，列传第一百六十二）。

史可法，时为南明弘光王朝的东阁大学士兼兵部尚书，受马士英、阮大铖、刘孔昭之流排斥，自请督师扬州，赴江北一线。此时，北望中原，一片狼藉。崇祯煤山上吊后，清人借“剿匪”为名，蜂拥入关、挥师南下，如入无人之境。李自成一把火烧了紫禁城，远遁西北。李麾下各部基本失控，各自为政，混战一气。北方各地纷纷趁乱捕杀大顺政权的“伪官”，自立门户以求自保。史可法面对纷乱形势，是阻滞洪水般南下的清军，还是剿灭犯下诛君之罪的大顺？作为明朝重臣，史可法清楚，单凭南明王朝根基未稳、一盘散沙、内讧不断的实力阻滞清军过江的可能性极小，加上讨贼雪耻的道统心态，因此一开始心存联合清军“剿匪”复仇以求划江而治的一线希望，是可以理解的。但清军岂是只为“剿匪”而来，又岂肯放下唾手可得、指日可待的半壁河山？从清摄政王多尔衮致史可法的那封劝降的信可以看出，语气虽说表面客气，始终以“先生”尊称，拿吴三桂降清及清入京厚葬崇祯帝说事，讲了一大套讨逆复仇的春秋大义，但字里行间相当露骨霸道，俨然一檄咄咄逼人的战书：“将以为天堑不能飞渡，投鞭不能断流耶？”“今若拥号称尊，便是天有二日，俨为勍敌。”“兵行在即，可东可西。南国安危，在此一举。愿诸君子同以讨贼为心，毋贪一身瞬息之荣，而重故国无穷之祸，为乱臣贼子所窃笑，予实有厚望焉”（《清史稿》卷二百十八，列传五，诸王四）。

史可法很快派人回信，不卑不亢，表明自己的立场：本朝传十六世，正统相承，继绝存亡，合乎礼法，无可指责。你们痛心本朝之难而来帮忙驱除乱逆，这也合乎道义。但若要移师东下，义利兼收，实乃违背仗义扶危之初衷。最后，史可法表达了不屈之志：“传曰‘竭股肱之力，继之忠贞’。法处今日，鞠躬致命，克尽臣节，所以报也”（计六奇《明季南略》二卷，“史可法答书”）。史可法言谈中似有说不出的无奈。面对来势汹汹的虎狼之师，面对早被马士英左右了的无能的弘光皇上，面对危难形势下还在三日两头“窝里斗”、根本无法调遣的黄德功、高杰、刘泽清、刘良佐这些江北四镇总兵，史可法除了用自己有限的力量挡住北来的寒风，还能有何良策？

顺治二年，战事告紧。史可法在极为悲凉的气氛中、夜不解甲地过了平生最后一个除夕（《明史》，同前）。

年三十，史可法阅公文至半夜，倦意正兴，欲索酒解困。厨子报已无菜肴，都分给守城将士了。于是，取咸菜下酒。史可法平时从不在军中饮酒，尽管酒量很大，“数斗不乱”。除夕之夜，只念山河破碎、国恨未消，不由潸然泪下，数十杯下肚，凭几而卧。早晨，将士们在辕门外集中，等不到督师，门也推不开，甚觉奇怪，以前从未发生过这种情况。知府任民育说：“相公今夜能睡着了实属不易”。让将士们警戒四周、继续操练，不要打扰督师……

四月初，清兵连破徐、砀、亳、泗等州，扬州告急。史可法三报十万火急，弘光皇帝听从马士英之言，置之不理，却抽调黄德功、刘良佐到燕子矶阻截沿江而下南京“清君侧”的左良玉。马士英厉声呵斥众臣：“宁可君臣皆死于清，不可死于良玉之手”（《明季南略》，同前）。四月二十四日，清军突袭扬州城。史可法血书求兵未果。四月二十五日，清兵破城。史可法欲拔剑自刎，被参将救下。面对蜂拥而上的清兵大喝“我史督师也”。随即被俘，押至清豫王多铎前，“正言不屈，遂遇害”。史可法于扬州孤军奋战至最后一刻，其生命的全部意义已经完成。他在自己的位置上践履了一个士大夫的最后使命，为了一个无力回天的最后的明朝，更为了一个至高无上的民族气节。

城破之日，知府任民育、提督总镇刘肇基等200余名文武官吏壮烈殉难。

回眸史公堂庭院，遍地黄叶，满目秋悲。远处看，正对大门、居于中轴线上的史可法坐像，细节已隐，仅现一个黑色轮廓，方方正正地端坐堂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