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不辨不清，理不辨不明。当你想探讨问题时，先收一下你的探讨“欲望”，因为，你是想学有所获，而非其他，当然，如果你只是想吵架或者聊天，你找马路上的大妈就可以了。凡事均有前提，想辨明“理”，就要找到懂“理”的人。

01

亲戚家想投资房屋，但是不知道该购买什么类型的房屋，于是只好求助朋友、邻居。对此，我的看法是想投资什么，就要找专业的人员去咨询，虽然会付出金钱成本，但这可以让你避免很多的其他沉默成本，例如法律风险成本、交易成本等等。凡事找对的人，远比“无头苍蝇”式的“集思广益”更有价值。因为，别人毕竟不是你，不会站在你的角度考虑问题，也不会为你的利益而考虑，但是，专业人士就不同了，他们与你建立了《咨询服务合同》关系，是有义务最大限度的保障你的权利的。但是，现实中去做这样选择的人很少，因为，他们认为这“不值”，毕竟相比付费而言，免费的东西如果运用成功了，那么，自己就赚了一笔了。但是，万一，不管用且造成损失怎么办？你能去找提供免费建议的那个人负责吗？答案是不能，因为免费也意味着给出建议的人无需为此付出任何代价，所以，他才愿意给出免费的建议。

听过一个老者说过一句话：“探讨问题，你不能去找不如你的人，因为他都没有你的认知水平高，如何能给出你高水平的建议呢”。现实中，总有很多人对此不以为然，当你都不以为然时，一个好的结果为什么会出现呢。所以，当你再抱怨一个结果时，先问一下自己，你是如何获得这个结果的。

02

在律所和同事探讨了一个案例，案例中提到了一条“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故被告于2011年购买的公民个人信息不应作为犯罪数额计算”，但是，在2011年之前，《刑法》就已经规定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罪名以及刑罚，所以，该案例的裁判思路引起了我们的探讨：

同事A：案例中提到的“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是否理解错误了，所以，这个判决书本身是否也存在错误。

同事B：判决书错误的可能性不大，因为这是最高院公布的典型案例，虽然我们不是判例法国家，但毕竟是最高院公布的案例，其一定有其合理性，也反映了相应的裁判规则。

我：我们需要回到法律规定本身，为什么人民法院在明确有法律条文规定的前提下会认为2011年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没有规定呢，是法律规定本身没有规定，还是法律规定本身限定了一个范围，而涉案被告并不符合这个范围，所以对于其于2011年所购买的个人信息不计为犯罪数额。

我的一个想法是，凡存在这样一个判决书必然有它的合理性存在，那个合理性也就是人民法院适用上述规则的基础。

之后，我们对比了2011年之前和之后对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法律规定的不同，并从中找到了法院的裁判逻辑，2011年之前关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范围是进行限定的，即“首先是国家金融、电信、教育、医疗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履行工作职责所收集的公民个人信息”，为什么要限定这样一个范围呢，考虑到当时的社会环境，其目的是为了规制“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特殊群体；2011年之后的法律、法规对于公民的个人信息就没有进行限定，原因也在于社会环境，即“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群体越来越多，所以，公民的个人信息被侵犯的可能性也就越大。基于此，我们推测判决书中所述的“个人信息”应该不属于2011年之前法律所规定的“特殊群体所掌握”，故按照这样的逻辑，其购买的个人信息亦不应作为犯罪数额进行计算，案例的逻辑链条、裁判规则顿时清晰。

当然，类似这样的探讨每天都在发生，且每一次探讨，都会学有所获，不是因为我们本身探讨的问题，而是因为每个人都具备扎实的法律功底，能去理解，能去分析一个事件背后所包含的法律。

03

现实生活中，我们每个人都需要“批判性思维”，即辩证的去看一件事物，知道它的好，也知道它的坏，然后去做对我们更为有利的选择。但是，并不是每一个人都具有批判性思维，更多的情况是“小明你说的对，大明你也说的对，你们都对”，那，然后呢，然后你怎么去做选择呢，都去参照吗，万一，他们的建议刚好矛盾呢，这时又该如何处理。

答案就是文章的标题-辩“理”时，先找一个可辨的人，找一个专业的人咨询他的意见，最后，由自己去做决定。因为这是减少风险最有效的方式。

04

一件事情发生了

小猪说“一件事情发生了”

小狗说“是呀”

小驴说“嗯”

小鸡说“我赞成你们的观点”

然后

它们都散了

高兴的

散了

不过

事情还在那里

不增不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