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完十日谈再读堂吉诃德，最后读哈姆雷特，你就知道人类是怎样逐渐进步的了。——对，就是我说的。
虽然十日谈名义上是长篇小说，但小说最外层的故事，即十位青年男女之间发生的事，其实非常简单，甚至可以说缺乏基本的故事性，所以我更愿意关注他们口中讲述的那些故事，并把它看做是一本短篇小说集——虽然更多人看完之后可能会得出这其实是一本黄段子集的结论。
那么我们就要讨论一个很有现实意义的问题了：这种能光明正大看黄段子的书哪里可以找得到呢？（手动滑稽）
咳咳，不许笑！这是一个严肃的文学史发展问题！
我记得《牡丹亭》里也有石道姑讲了整整一出黄段子的情节，所以我们可以寻找一下《十日谈》和《牡丹亭》的共同点。
牡丹亭的作者汤显祖，师从王学左派文人罗汝芳，他的作品正是王学左派遵循本心，无视理学法度的鲜明体现。
而薄伽丘的祖师爷是谁？
但丁。
有件事可以证明薄伽丘的脑残粉程度：但丁的神曲，原名只是“喜剧”，是薄伽丘给它加了一个头衔“神圣的”，这本书才变成了“神曲”。
薄伽丘生在但丁之后，同样处在中世纪的末尾，他也能真切地感受到社会的黑暗，而他选择了与但丁不同的方式对此进行批判：如果说但丁的《神曲》作为叙事长诗，仍旧是传统的雅文学，那么薄伽丘的小说，尤其还是装了一堆黄段子的小说，无疑是教科书式的俗文学了。
中国历史上，俗文学的勃兴是从元朝开始的，明末与清又分别有一个高峰，分别与王学左派以及清启蒙思潮有关。启蒙思潮与王学关系复杂，对传统理学的逆反却一脉相承，而元朝俗文学的勃兴，毫无疑问与独尊理学的宋朝灭亡有关——可以说，中国俗文学的发展，与理学的势力呈现明显的此消彼长关系。
而将同样的情况类比到西方，很容易从压抑人性的层面在中世纪神学与宋明理学中找到共同点，这也是我在上一篇写神曲的时候就提到过的。故在文艺复兴的号角已然响起之时，诸如《十日谈》这类充溢着个性解放气息的俗文学作品的诞生就顺理成章了——实际上无论是西方文艺复兴时期还是中国元朝明末等时代，俗文学中黄段子都屡见不鲜，只不过《牡丹亭》和《十日谈》比较有名罢了（不要找我要别的，我不会说的）。
就像《牡丹亭》的卖点肯定不是石道姑一样，只看到《十日谈》里的黄段子是不合适的（更何况纯粹的黄段子在书中只有两三个而已）——打开书，头几个故事一水儿的花式黑天主教，攻击范围都是地图炮级别，比但丁那种“冤有头债有主”的点射，对封建势力的打击显然更大（当然，地图炮容易误伤是它的缺点）。
对爱情的刻画也是具备时代典型特征的内容，比起但丁挣扎着把弗兰切斯卡丢进地狱，薄伽丘理直气壮地选择了颂扬爱情：第四天的爱情悲剧主题的故事会里，人物动辄猝死或是殉情，颇与汤显祖的“至情”论遥相呼应。
一百个故事的故事性本身参差不齐，其中的精品之曲折工巧，不输之后许多以故事性闻名的短篇小说，诸如第五天第九个故事里那只命运仿佛麦琪礼物的鹰，或第七天第五个故事里将谎言巧妙逻辑自洽的说法，更不用提那些为了偷情无所不用其极的天才男女们，都为我们呈现出了一个个精彩的故事。
在艺术上，《十日谈》的结构比较有创造性，它参考了《一千零一夜》故事中套故事的体制，并进一步发展为故事会形式，这点被后世许多作品参考借鉴，我比较熟悉的一个是九州天神们创作的《七天七夜》。
好，优点说完了开始说缺点：“文欲道”在文学中相互消长的过程中几乎必然出现的一个问题就是矫枉过正，薄伽丘也未能免俗。整部作品除了光明正大地谈恋爱殉情，还有不少单独整理出来简直可以编一本“偷情指导手册”的故事，更有些为了爱情不惜杀人或是强抢的内容——摆脱天主教的人性禁锢的同时，好像合理的法律与道德也要为爱情让步了，这便使小说现在看来有些道德上的瑕疵。
这种情况在早期的希腊罗马文学中很常见，《伊利亚特》里的大英雄阿喀琉斯为了一个女奴拒绝出战，置希腊联军安危于不顾，而后却又因基友（没错，字面意思的基友）的死参战，可以说全程都是以个人欲望作为行动方针，他也因此被但丁丢进了地狱的“色欲”层。
在崇尚修养自律的基督教产生前，以海上商业这种相对农耕更为不稳定的生产方式生活的希腊人，往往崇奉着及时行乐的生活态度，这种态度也蔓延到了文学中。这也就是文艺复兴要打着希腊罗马的旗号呼吁个性解放的原因，然而在这种向古代复归的过程中，本身是一种进步的合理道德约束，也被打破了。
必须承认这种情况在任何一个思想变革时代都不可避免——生物上有一个词叫“补偿性生长”，描述生物体的生长被抑制一段时间后，解除抑制时加速生长的情况：薄伽丘的创作，可以说是西方文学在中世纪压抑之后产生的一次补偿性生长，个人认为其艺术价值与历史意义，可类比时代背景接近的中国短篇小说系列“三言二拍”。
《堂吉诃德》是文艺复兴中后期的作品，之前我读完它时能想到的评价很有限，但看了十日谈之后，鲜明的对比使堂吉诃德的价值陡然提升了许多。
十日谈第五天第八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女人生前对追求自己的男人冷漠非常，导致对方为得不到他的爱情而自杀，死后便被地狱宣判要永远被这个男人的鬼魂追杀虐待，周而复始，然后看到这一景象的女孩开始“反省”自己对追求者的冷漠。以现代视角来看，这是一个典型的单相思直男癌故事，透露出一种“我爱你，所以你必须爱我”的流氓逻辑，但在当时，却是被作为颂扬爱情的典型来叙述的。
对比：堂吉诃德第十二至十四章，牧羊女玛塞拉的故事，同样是追求她的男人因得不到爱情而自杀，玛塞拉义正辞严的回答和堂吉诃德的正直的维护却显然透露出了与薄伽丘截然相反的观念。
十日谈第十天第十个故事，讲述一个贵族男子用假装杀子与休妻的方法来考验自己出身平民的妻子，而妻子逆来顺受，最终迎来美好大结局的故事。虽然作者借书中讲故事的人物之口表达了对这种行为的反对，但作为民间收集来的作品，这个故事的流传和大团圆结局本身就佐证着时人的态度。
对比：堂吉诃德第三十三至三十五章，何必追根究底的故事，同样是丈夫设计考验妻子，结果却是一个显而易见的悲剧，结局的反差也向我们昭示出时代变迁与思想的进步。
这里作对比并不是要贬低十日谈，只是想例证在文艺复兴这个时间跨度数百年的时代中，人类的进步情况：作为早期作品的《十日谈》中包含着个性解放思想，而由于固有的局限，呈现出矫枉过正的态度和道德意识的缺憾；时代发展两百多年后，塞万提斯的作品则成功地在欲望的释放与道德的维护之间达到了平衡。
莎士比亚比塞万提斯小十几岁，但是同一年逝世，基本算是同时代人（有意思的是汤显祖也是同年逝世，比莎士比亚大，比塞万提斯小），在这个伟大时代之中，他又可以算得上其中最著名的人物，以致在之后的数百年间被人不断地拉出来——人们说汤显祖是“东方的莎士比亚”，说席勒是“德国的莎士比亚”，说雨果是“法兰西的莎士比亚”，说《白鲸》的作者麦尔维尔是“美国的莎士比亚”——虽然我不知道以上这些头衔都是谁给他们戴上的，但莎士比亚无疑已经成为了文学界的一根标杆。
作家作品众多，我了解较少不便妄言，这里只提《哈姆雷特》一篇。
故事是这样：丹麦王子哈姆雷特的父亲死亡，母亲改嫁给新国王也就是他的叔叔，他从父亲的亡魂处得知叔叔下毒夺位的真相，装疯安排戏班试探叔叔，确定结论后痛斥母亲并杀死了被叔叔派来偷听的大臣，被叔叔赶到海外却中途回国准备复仇，在与被他杀死的大臣之子决斗中死亡，死前复仇成功。
剧本是由前国王的亡魂重现展开的，这里借用了非现实的手法来揭露真相，然而作品的幻想成分也就到此为止：虽然已经被告知真相，但哈姆雷特仍然使用了谨慎的布置来确证这件事，而后从装疯卖傻到巧换国书，剧本一直在着力塑造一个充满理性的形象，这与通常采用了超现实笔法的作品中的浪漫色彩是相抵触的。
与《牡丹亭》不同，莎翁的作品中幻想成分并非故事核心——不仅不是核心，甚至还是可以用一个现实段落来替代的：反正哈姆雷特都要试探一遍，真相是父亲的鬼魂告诉他还是父亲生前的某个亲信告诉他，看起来好像并无不同。
那么，这个部分的价值在哪里？为什么要在叙述现实背景的故事时加一个幻想段落呢？
回答这个问题前，我们需要注意的是，哈姆雷特在布置戏中戏时已经百分之百地确定叔父杀死父亲的事实了，他在第二幕结尾所说“我要探视到他的灵魂的深处，要是他稍露惊骇不安之态，我就知道我应该怎么办”例证了他试探计划的唯一作用——坚定自己报仇的决心。
而现实情况下的这段故事，在逻辑严密的情况下应该会变成这样：父亲生前的亲信告知哈姆雷特父亲被叔父杀死的事实，哈姆雷特有所怀疑，设计戏中戏验证，确证真相，展开复仇。
这两种展开的区别，简单地表示出来就是“相信而犹豫→试探→相信而坚定”与“怀疑而犹豫→试探→相信而坚定”的区别，可以看出，后一种情况直接从“怀疑而犹豫”跳跃到“相信而坚定”，一次改变了两个维度的心理。
而这是作者所并不准备做的：莎翁意在深入地勾画哈姆雷特的感悟，将仅仅一个维度的变化刻画地细致入微。所以，他选择了前一种方法。而要让哈姆雷特一开始就不假思索地相信事情的真相，要么用缜密的逻辑叙述一大段和剧本主题关系不大的现实事件，要么就动用魔幻色彩或感性成分来填补合理性上的缺口——感性成分就是在人物设计上就将哈姆雷特设计为感性的，易轻信的性格（在我的《解忧杂货店》笔记里有提到过以感性人设弥补理性空缺的手段），但在本作中，哈姆雷特作为莎翁想要凸显的理性的代言人，自然不可能在性格上产生变动——加以排除后，用父亲的亡灵陈述真相这种稍显魔幻的手法，便成了唯一合适的选择。
经此精心设计，才有了被人们奉为经典的那段“To be or not to be”的独白，这段话展现的，正是哈姆雷特的挣扎——恐惧死亡屈从现实，与反抗命运视死如归，两种截然相反的选择之间的挣扎。这也正是哈姆雷特的思考，是他从“相信而犹豫”向“相信而坚定”转变的过程，是他的理性绽放光辉的场景。
整部《哈姆雷特》展现的正是对理性与意志的歌颂，对“挺身反抗人世无涯的苦难”者的称赞，对“漠然忍受命运暴虐的毒箭”者的否定，对在中世纪神学禁锢人自由意志的控诉。比起表层的欲望解放与道德回归，是一种更深层次的，对时代内涵的思考。
此外，剧中某些细节也颇有价值——国王的亡魂在敦促哈姆雷特为自己复仇的同时也提醒他不要犯下弑母的罪行，让人不得不想起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俄瑞斯忒亚》：相比于弑母之后才去寻求救赎的俄瑞斯忒斯，提前避免犯下罪行的态度也侧面反映了文艺复兴后期对古希腊罗马个性解放与基督教道德规范平衡的结果。
总而言之，以《哈姆雷特》为代表的一系列文艺复兴后期作品，可谓是这个伟大时代的集大成者，代表了这个时代文学的最高成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