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室后排的竹帘半卷着，蝉声从纱窗的破洞钻进来，落在老周批改到一半的试卷上。钢笔尖悬在"张明远"三个字上方，洇开一小片墨渍，像朵没来得及绽放就枯萎的墨梅。
我抱着作业本站在办公室门口时，正撞见他用拇指反复摩挲试卷左上角的折痕。那是张字迹工整的数学卷，最后两道大题却突兀地出现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笔迹。老周从旧藤椅里直起腰，后颈凸起的骨节顶着洗得发白的衬衫领子，像青石板上倔强的笋尖。
二十五年前，他站在同样的位置。那时窗外的紫藤还没爬上三楼，粉笔灰在九月的阳光里起起落落。作为全县最年轻的数学教研组长，他在教师大会上摔了教案——因为校长要求给某个领导的儿子批改分数。"分数不是秤砣，能随便加减。"这句话让他的职称评定永远停在了中级。
此刻他摘下老花镜，镜腿上的胶布在鼻梁留下淡红的印记。我看着他打开上锁的抽屉，取出包着牛皮纸的记分册。册子边角已经磨损，扉页用蓝黑墨水抄着陶行知的句子："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那是他当班主任时送给每届学生的毕业礼物。
蝉声突然尖锐起来。张明远的父亲是教育局新调来的科长，上周刚给学校捐了十台空调。老周的手指在两种笔迹间来回比划，突然抓起红笔，在两种答案交界的空白处画了条笔直的红线。墨迹未干时，他起身走向档案柜，铁皮柜门映出他鬓角的白发，像是落满了粉笔灰。
十年前冬夜，有个家长揣着红包敲开他宿舍的门。老周在蜂窝煤炉上煮了两碗阳春面，热气把眼镜片蒙成毛玻璃。"钱能买分数，但买不到孩子心里那杆秤。"家长摔门而去时，面汤在搪瓷碗里晃出细碎的波纹。那年他带的毕业班数学平均分全县第二，但家长们联名举报他"教学能力不足"。
此刻他抽出一沓泛黄的教案纸，最上面那张写着《相似三角形》。纸页右下角有块褐色的茶渍，形状像株歪斜的树。那是五年前暴雨夜，他为住院的妻子熬中药时打翻的。药罐在煤炉上咕嘟作响时，他正给生病请假的学生补课，窗外的雨把紫藤花打落一地。
蝉声突然停了。老周把试卷按在玻璃板上，红笔尖悬在打分栏。我看见他喉结滚动三次，笔尖终于落下——不是阿拉伯数字，而是一个鲜红的"重"字。墨迹渗透纸背，在玻璃板上开出细小的血花。
三年前春分，他在操场拦住翻墙逃课的学生。男孩挥来的拳头擦过他耳际，带起的风掀动他手里的点名册。"您现在装什么正直？"男孩的咒骂混着玉兰花香，"我叔叔是您顶头上司！"后来他在教师休息室用冰袋敷脸，却坚持不肯调离班主任岗位。
此刻他打开窗，六月的风涌进来，卷起案头那盆文竹的新芽。竹影在"重"字上摇曳，像是给判决书盖上了流动的印章。走廊传来脚步声，张明远低着头进来，运动鞋上沾着篮球场的红土。
老周把试卷推过去时，藤椅发出吱呀的叹息。我看见少年瞳孔里映出那条笔直的红线，像道劈开混沌的闪电。蝉声又起，这次是从少年攥紧的指缝里渗出来的。
黄昏时我经过教师宿舍楼，老周正在小院里给文竹换盆。竹根缠绕着去年的旧土，像纠缠不清的往事。他抬头望见天边火烧云，忽然说起他早逝的父亲——那位在饥荒年月守着粮仓饿死的会计。"人总得给心里那杆秤留块压秤的石头。"他说这话时，竹影正爬上他佝偻的脊背。
暮色渐浓，数学组办公室的灯还亮着。玻璃板下压着那张带红线的试卷，墨渍边缘微微翘起，像面倔强的帆。月光漫过窗台时，记分册上的"重"字正在褪色，而某个少年的人生试卷上，刚刚落下第一道笔直的墨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