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又三谈《李骆公淘画记》（略有删节）
20世纪60年代初，我的父亲李骆公先生刚从“右派”转成“摘帽右派”，那时他虽然从劳改农场回到了天津河北师范学院，但失去了教学工作，在美术系资料室工作。那段时间，他经常带我去古旧书店看书，也去劝业场楼上的古书画店、杨柳青画店逛逛。
一次，他在劝业场楼上发现了一幅很破旧的古画，款识为林良，画的是《荷塘集禽图》。很破旧，但他爱不释手，价钱好像是37元。虽然挺便宜，但是当时父亲刚摘了“右派”帽，工资从206元降到126元（劳改期间仅15元），一家7口人以此度日，他让画店伙计帮他留着画，打算去筹钱。
看到父亲对这幅画志在必得的样子，店员有些不解：“这画可能是仿的。”
骆公先生答道：“这张画气韵生动，我很喜欢，即便是仿的，也是仿得很好。”
等他凑足了画款，便将画买了下来，放在工作室，时常把玩欣赏。由于那时在学校没有机会画画，他时常约一些画友在家里搞一些笔会。印象比较深的是画鹰和秃鹫，来的都是老先生，父亲便时常拿出这幅《荷塘集禽图》让大家欣赏。不久，学校里就传开了，美术系的同僚也经常来家里赏画。
有一次，一位老师将画对着日光灯照着看了一下，发现这张画是由一张破碎的画拼裱起来的，拼裱的技术很高。从逻辑上推论，如果是高仿的画作，不会大费周章地用这么高档的装裱水平来裱。
这幅画的真伪问题便在朋友间讨论开了。有一位先生建议拿去让徐邦达先生鉴定一下，于是这幅画就被送到了北京。据说徐先生刚刚看到天头就断言这幅是真迹，接下来看到画后就说：“故宫的那幅是仿的。”
也许这个信息被泄露了，不久，一位不速之客便登门了。一位来自北京的书画收购员，60岁开外，一见面便单刀直入地提出：“希望骆公先生割爱，将《荷塘集禽图》出手。”作为一位艺术家，将自己喜欢的艺术品让出来是很困难的，父亲当即拒绝了他的请求。此后，这位不速之客就变成了常客，几乎每周都来。有时父亲下班还没到家，他就先到了，好在家里有奶奶和我招待。与父亲见面后，他总是先看看那幅画，然后旧话重提：“希望将画捐售给故宫，能让更多的人分享艺术经典，”话语间透露着一丝丝政治压力。父亲摘帽右派的帽子还在头上，难免心有余悸。
久而久之，父亲也感到厌烦了，疲于应对，只能答应了他。
在谈到报酬时，对方出价100多元。时值“四清运动”初期，对经济问题非常敏感，30多元的进价，100多元出手，可谓暴利了，这对于一位“摘帽右派”来说，有可能招来投机倒把的罪名。父亲又犹豫了。于是找到校党委书记高镜明，讲明来龙去脉，希望得到领导的指示。当时高镜明书记回答的大意是“画是你私有物品，自己有处理权”。
心爱之物被迫出手总会难以割舍，在画易手前，父亲征得对方的同意，在作品的左下角盖上了自刻的“李骆公藏画”朱文收藏印。因为这件事，文革期间父亲还曾被批判“有名利思想”。
据说这位书画收购员例行公事去税务单位办理税务手续，由于是文物，要通过文物单位出据证明，文物单位按规定，此件文物不得流出津门，故由天津市博物馆收藏。
《萧朗一家离与聚》
萧朗先生有七个子女，四男三女。1970年萧先生与老伴儿带着刚刚初中毕业的四子萧珑被下放到广西，留在天津的只有次子萧琛和长女萧玲，其他四个子女已先后远走他乡。其中长子萧琦于1955年作为援疆干部被派至新疆工作；三子萧琅于1969年作为“天津6.26农村卫生医疗队”的医生举家落户广西凤山县长洲乡；次女萧玫1963年高中毕业响应号召赴河北唐山林场当了林业工人，后于1965转调到甘肃灵台县林场工作；三女萧珉响应号召于1966年初中毕业后远涉云南红河州支援边疆建设。在萧朗先生到广西之后的1972年，身为护士的长女萧玲也加入了“天津6.26农村卫生医疗队”携一家三口人在内蒙古杭锦旗安了家。
原本亲亲热热的一大家子人，一下子就东西南北分赴六地，为人之父的萧朗先生对孩子们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然而唯一留守天津的次子萧琛心中那种骨肉离别之情也是不言而喻的，尽管已成家立业并在天津工作生活，而且还住在父母留下的老房子里，可瞬间就与父母和兄弟姐妹远隔千里，各种不适应还是令其久久不能释怀。那时亲人间的联系只能依靠书信往来，一封寄往偏远地区的书信少则一个星期，多则十天半月甚至更长，因此对于书信的期盼成了当时生活中很重要的一件事。
在写给父母的信中，萧琛常常会倾诉自己的思念之情，萧朗先生又何况不是如此呢。为了安抚萧琛，他决定以自己擅长的方式为其留下纪念之物，画了本册页送给儿子。这本册页不大，16开，每一开展开后还不足半平尺。然而册页虽小却凝聚着萧朗先生对儿子深深的情感。当时萧朗先生已调入广西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忙于授课和创作的他只能利用工作之余画上几笔，甚至连到柳州出差讲学也不忘将此带在身边抽空画上一开，以至于这本小册页用了很长时间才完成。
1977年，“四人帮”垮台的第二年，大地回春，民心舒畅。人们终于可以尽情抒发自己的情感，再也不用压抑，再也不受桎梏。萧朗先生这本小册页，恰恰是在这样的心情下告竣的。整本册页题材多样，不仅有北方常见的各种花卉，还选择了南方特有的木棉和荔枝，每开画面均水墨润泽雅致，色彩丰富典丽，各种虫鸟更为其增加了勃勃生机。为了表达对儿子的思念，萧先生还在其中的一开郑重地题上“琛儿存”。
萧琛收到册页后，满满的父爱顿时温暖了他整个身心。如获至宝的他，每当想念父母时就会将其取出欣赏一番。
在那个年代，谁也不能预知未来命运会如何，更不知离别的亲人今生今世能否再次相见和团聚。值得庆幸的是，文革的结束令这些未知变为了现实。1979年萧朗先生携老伴儿和萧珑返回天津，萧琅、萧玲、萧玫也都在此前后陆续与家人回到了故土，只有萧琦和萧珉在祖国边疆彻底扎下了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