渐行渐远

原创首发 文责自负

明部处理

我赶上了成都到梓潼的末班车。车窗外,嘹唳的雁鸣和邈远的暮色混在一起。如果当时知道这声音后来还会一次次回来,我也许会中途下车,返回成都。

车到站了,故事也就从这里开始。我往老城区走,房屋渐疏,墙垣坍圮。我不打算先回家,想先拜访老朋友邱红。她离了婚,带着女儿搬回了梓潼。我提着一袋枇杷,沿干涸的河道走上柏油路的斜坡,又在河边的石阶上坐下,剥了一个枇杷。远处夕晖渐淡,添起一层质朴的蓝。我的目光一遍遍抚过对岸的巷子:门框,墙根,坡道尽头还没亮起的灯。它们彼此挨着,在最后一点光里显出远近。这样的远近,我从前能一层一层铺出来,哪一笔该退,闭着眼也知道。现在我只是看着。巷子往后退了一步,我没动。下一刻,几声雁鸣飘过去,眼前的景色又退了一步,半透明、半冷彻。

袋子的提手勒着两根手指,我换了只手。指腹仍旧发黏,想来是剥枇杷时沾的汁。我把拇指在食指上搓了搓,细小的白落下来,留在膝上。

我对雁这样敏感,是因为学画多年,始终没有画好过它。画法谈不上复杂,可我极力寻找,还是找不到神韵所在。郭万里常取笑我视野狭窄,我总不服气。现在看来,他未必全错。如果当初画雁的时候,我能越过眼前的形状,想一想自己究竟要什么,也许不必走那么多弯路。这个想法最早出现在国考结束以后。毫无根据地认定自己与众不同,很容易把人困在近在咫尺的幻景里。

在这朦胧的夜景下,我忽然觉得,回到故乡,在这样的时刻坐坐,确实让人温馨。这里总归是我的归宿。我已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完成了妈交代的事。我相信,多年以后再回来,回顾一生,即使看见许多现在看不见的瑕疵,也会因为还有这样一个地方可以回来,觉得那些瑕疵不再那么要紧。

在许多时机的把握上,我的判断基本是正确的。考上川美以后,我曾以为绘画就是生命的全部;后来放弃绘画,又相信公务员的工作更适合我。我把这叫作隧道视角效应:人在里面,只能看见有限的东西,直到受了外部事件的触动,才发现还有别的方向。后来的工作也证明,我并非不能做好别的事情。

这两年,同学群里转发的东西也变了。以前是招生简章、复试名单,谁差了几分,谁准备再考一年,都有人接着问。我说不读了,他们替我可惜,说已经考进川美,总该再往上走走。如今群里常转职位表,问美术学能不能报这一栏,乡镇到县城有没有直达的车。有时一晚上几十条消息,我翻到最后,也没看到谁又画了什么。

有个读完研究生的同学,前阵子也问起我这边的岗位。他说孩子一直跟着老人,想回来。我很理解,告诉他先看看要求,别急着辞职。他回了一句,还是你早有打算。我把这句话又看了一遍,没有提起他从前劝我的话。人总要走过一些路,才知道什么适合自己。

我做党建、纪检,有时担任红色景点的讲解员。讲解词我背得很熟。到那幅大油画前,我说,请大家看画面中央,所有人物的视线汇向远处这一点,这叫灭点,整幅画的纵深都从这里来。游客顺着我的手看过去,有人点头。我的手指停在那一点上,那一点比指尖还小。我说,请跟我往前走。疫情期间,早起进村组织核酸检测,晚上回来整理台账。只要发现一处可能的疏漏,我都会重新检查。有时领导把几项工作一并交到我手上,下面交不齐的材料,也要由我兜底。这当然辛苦,但我并不觉得自己的时间被白白耗掉了。我看到了事情一点点落实,也感到自己参与其中。这份价值,是从前独自对着画布时不容易体会的。

领导也看在眼里,平时很照顾我。我汇报完工作,会留心他是否仍在看材料,或者是否露出了笑容。如果他心情不错,我就顺势讲一点能使他开怀的小事,再请他到不那么严肃的场合坐坐,送上一份薄礼。有些不便在办公室提出的个人安排,也就可以谨慎地提一提。比如这次在工作日请假。我知道分寸,不会让照顾我的人为难。

有时,下班后还有亲戚把职位表发来。有个表妹准备了两年,去年没进面试,今年又来问我。她在电话里说,不挑地方,能先进去就行。我把表格放大,从学历看到专业,再看到工作地点;遇到拿不准的,就叫她记下招录单位的电话,明天问清楚。她一直没打断,最后说,还是问你放心。我本来已经说了再见,听见这句话,又叮嘱她一遍,报名的日子千万别记错。

我走到斜坡尽头,在邱红的住所前敲门。房屋比记忆里旧,街上已经没什么人了。一棵枇杷树经过秋风,枝头冒出了花苞。我站在树下,手里提着那袋枇杷,又敲了一次。这些年,我常有一种强烈的孤独感。直到此时,才觉得自己似乎已经孤身一人太久,以至于所有人都渐渐把我忘了。

简单寒暄以后,邱红邀我去潼江边走走,我答应了。电站旁的小屋还在。那些年,它长期是我们的避难所,因为偏僻,又离学校近。那时候除了绘画还是绘画,我们觉得青春总该献给一点值得献身的东西。我也羡慕过把时间花在别处的同龄人,他们的日子似乎更热闹,回忆起来,也不至于总是同一张画架。不过,一离开学校,许多人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这个行业除了天赋,还需要长久的热爱与耐性。我曾自诩有些天赋,一心扑在画上,在小屋里完成过几张不错的作品,获过国家级奖项。那时我先想到自己画得如何,后来才想起小屋漏风,屋里还坐着别人。必须承认,我体会过成就感。即使到了现在,也愿意自己仍是那个学画的、满怀理想的年轻人。

我和邱红就是那时成为朋友的。她说话朴实,又有一份矜持。我们能谈绘画,也能谈一张画到底能不能卖出去。那些日子,至今仍是我最愿意回忆的。每次和她谈起过去,总绕不开郭万里。他没有一张和善的脸,性子却直。任何失败似乎都摧毁不了他的意志。有一年冬天,他一直住在小屋里,不愿提家里的事,只说这样挺好,寒冷能使人看见平时看不见的颜色。后来他被迫休学,仍旧画画,也想办法挣钱。他有时很幼稚,但我从来没有轻视过他。他的确比我更适合绘画。

我和郭万里七年没见了。小屋墙角还靠着一张他的自画像,是他很早以前留下的。技法糟,没什么层次,握不稳炭笔,连轮廓都没勾好。很难想象,这样一个人,从一开始就认定自己要当画家。

最后一次见面,他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盯了我很久。我记得他说:“我知道,但感到狼狈时就已经结束了。”

也许我记错了,毕竟隔了七年。按他的性子,他大概是想说:“我知道,但我相信狼狈的日子会结束的。”

我不止一次劝过他,做不了严肃画家,也可以画游戏插画,或者教人画画。他不听,跟头犟驴似的。那次我笑出了声,他说完就走了。他从我身边下去时,画夹擦过我的膝盖。我还往旁边让了一点。现在想起,我的确有不妥的地方。我盼他回来,好向他道个歉,一起吃点枇杷。我相信甜的东西多少能缓和关系。

可是七年过去,一直没回来的其实是我。我总说忙,工作并不像他想得那么简单。政务公开、党建、宣传,哪一样都占时间。当然,也有人整夜泡在茶馆,打牌,消磨日子。我没有这样做,至少不能因为自己想松懈,就把该做的事情放下。

邱红说,郭万里去了上海。有一阵温饱都困难,常向她借钱。他在夜店和书店做过零工,空下来就研究油画。

“就像你刚才说的,隧道视角。”她说,“他后来也换过方向。”

郭万里选择了超写实绘画。听邱红讲,他会在一件东西上花很长时间,把那些乍看无关紧要的细节也画进去。邱红家里挂着一幅他送的油画。我们回去后,她让我看。

画里是我低头画雁的样子。我的脸大半藏在暗处,额头落着一点光。远方绿色的光晕照下来,下面一片白,像雪地。我没有去过北国,却觉得这地方似曾相识。

那片白贴在我的鞋底,隔着画框,我觉得袜子有些潮,往后挪了一步,屋里是干的。邱红还在等我说话,我就把脚站稳。

我想起很早以前的一个半夜,披着毛衣上楼顶,望着远处的灯,看见了一片极光般的颜色。梓潼不该有极光,我当然知道。但学画的人总会比别人多看见一点东西。我那时想,如果能把它画下来,也许就能成为画家。这样的念头,难道我也告诉过郭万里?

但他画得太满了。我说,这种写实看着细腻,也容易流于浮华,何必连暗处都交代得这样清楚。画得再真,总不能只是为了胜过一张照片。

“刘毅,你以前不是这么说的。”邱红说。

我等着她往下讲。

“你教我画暗部,说不能一暗就都涂黑。暗处也有远近,亮处也有东西,明暗的关系没处理好,画面就平了。你还记得吗?”

“这和他这张画——”

“你刚才看了多久?”她问,“总说他小时候连炭笔都握不稳。他现在的画就在这里。”

我先愣了一下,随后笑了。我知道这会让她觉得傲慢,可她是邱红。她知道我的家庭情况,知道我为什么放弃绘画,拼命考取那份被人看重的工作。我以为这些事不需要再向她解释。我坐下去,抑制不住地笑。我只觉得被背叛了。所有人都把我忘了,包括我爱的她。

“年轻时候的你,不是这样笑的。”她说。

她看着我,我把脸转开了。墙上那个人低着头。我忽然找不到更好的说辞,只能告诉她,选择现在这样的生活,是经过慎重考虑的,事情很复杂。

准备考试时,我把范文里一些稳妥的说法抄在本子上,吃饭也翻着看。后来讲自己的事,也习惯先把处境交代清楚,免得别人只听见一个结果,就急着作判断。我尽量说得平和,事情越难解释,越不能带情绪。邱红没有接话。我觉得还得再往前讲一点。

故事讲到这里,显得我只是个逃跑的人。曾经的我大概也不会原谅现在的我。可是,如果把我为什么作出这些选择也算进去,就不该这样轻易地下结论。我究竟想守住什么?母亲。是的,母亲。想到这个答案,我的肩膀松了一点,终于可以接着往下说。

我不愿回忆那些事,但要让邱红理解,就不能避开。绘画先不谈,我告诉她,我妈很天真,认准了一个人,就以为那个人也会一直对她好。可我父亲有了钱,便开始在外面找女人,最后要离婚。他不肯给我妈钱,还想办法把贷款留给她。那些年她吃了太多苦。邱红也见过照片,知道她年轻时很漂亮,后来满脸皱纹,两鬓都白了。她租在一间冷屋子里,一个冬天咳嗽起来,后来咳出了血。

“我那时就想,往后不能再让她受这样的委屈。”我说,“你知道画画有多冒险。今天卖出去一张,那明天呢?”

我记得以前做零工,有一次工钱拖到月底还没结。问了两回,都说过两天。我想问第三次,又怕显得自己催得太急,往后连活也接不到。房东的消息却一天一条,措辞越来越客气。我先回他,再去问工钱。后来钱到账,我正在买饭,便站到一旁,把欠的几笔转出去,付自己那份饭钱时又看了一眼余额。那时候我就想,每个月知道哪一天有钱进来,哪怕少一点,也能把日子安排妥当。

考公那年,母亲的病已经很重了。她不肯告诉我,我却不能说自己毫无察觉。她让我安心准备,说自己没读过什么书,只希望孩子将来过得好。提起她,我总会掉眼泪。我记得她摸着我的脸笑,说她至少还可以想一想,自己的孩子以后能成器。

我把头低了下去。

杯子在桌上磕了一下。我以为她又要酒,抬起头,邱红正把水往我这边推。水是清的,我看见她的手指隔着杯壁断开,又在另一边接上。

她为我付出了一切。我也不是没有想过另一种生活:早上教油画,晚上画自己的画,把母亲接到身边,安顿好。许多夜晚,我把这些事安排得很仔细,连屋里朝哪边放画架都想过。可那毕竟只是想。疫情,收入,还有家里的事,一件压着一件。我不可能只对着画布,等它们自己解决。

邱红的脸涨红了。她几次想开口,直到我说完,才问:“我去医院那天,你也是这样说的。你还记得吗?”

我看着她。

“那时候你也说,你得先顾你妈。”

我想告诉她,两件事不能混在一起。她抬起手,扇了我一巴掌。

杯子还在桌上。我看着里面的水,过了一会儿,才抬起头。邱红脸上有泪,却没有再说什么。

我不知道自己从什么时候开始,对周围的人和事渐渐熟视无睹,最后也变成了从前不会喜欢的那种人。我拼命用功,考上公务员,得到了一些敬重,可为什么谁也不喜欢我?忽然间,我又感到非常寂寞,非常孤独。

也许故事该结束了。至少,我的这一部分讲述该结束了。

暗部处理

暗里有白,白还没有干。我坐在邱红家的沙发上,对着郭万里那幅画,拇指在膝盖上来回刮。我以为盖住了,手再过去,底下的绿就跟着浮上来,一点点,先是在边沿,随后连中央也泛出灰。我把拇指在裤腿上擦了又擦。房间太小,手肘一动便碰到墙,墙上的旧颜色也没有干似的,蹭在我的袖口。窗缝里进来的,是河声。

背后有邱红的呼吸,她睡着了。我记得她身体的温暖,记得自己曾经贴得很近,近到不能再向前,还是非常寂寞,非常孤独。我以为只要她醒过来,转过身,便会好一些;她真的醒了,我却希望她接着睡。她醒着的时候,总有一些我还没办法回答的事。我把被角给她掖好,手放在外面,等她的呼吸重新变匀。她看不见这个动作。可我记得,我的手还在这里,为什么这些后来全不算了。

今天,今天是哪一天?手机在桌上亮过,日期很小,我没去看,只有一笔钱的数目留在眼前。我知道哪天交房租,哪天查成绩,母亲哪天要去医院。那些日子都没忘,可现在说不清这个夜晚夹在哪两天之间。杯盖碰着杯沿,茶馆里的人又笑起来。我嫌他们吵,蔑视他们把一生用在这地方,低下头,接着画。过了很久,杯盖又响了一下,我才发现自己的笔还停在原处。

桌角有一只蟑螂。我先看见它的触须从纸底下伸出来,然后才看见纸。是准考证,考公那年的,折过几次,背面用来试颜色。我把它抽出来,蟑螂缩回桌脚,我的照片露在灯下,领子很平整,脖子上没有一滴汗。拍照那天,我把染上颜料的袖口挽在了外套里面。现在那只蟑螂沿桌腿往下爬,我不由得收起脚,膝盖抵着桌沿,肩膀也缩起来。这样坐了一夜的人,从门缝里看,究竟还有多大?巨型蟑螂也好,巨型蟑螂就行,只要桌底下还有一小块地方能把脚放下来。我把准考证翻过去,压在一只杯子下面。

杯子底下还有一张,边角被颜料粘住。考研的。把它揭开时,我怕纸破,又想破了也好,偏偏照片完整地露出来,比上面那张更年轻一点。查成绩那天,我把分数加了两遍,后来又去翻复试名单,群里有人说过了,有人说差一点,我也打出差一点,没发出去。研究生没有考上。邱红问我多少分,我把手机往她那边递,递到一半,又收回来。

我说不读了。说的时候,查分的页面还开着。我把手机扣在那本专业书上,别人再问,就说早点工作也好,母亲不能一直等,读完研究生又能怎样。我已经能把这些话说得很周全,可夜里翻身碰到书脊,还是想再考一次,想让人看见属于我的河边,亮的水域,以及退到后面的巷子。远处那条巷子,我闭上眼睛也能走进去,可一推门,迎面的是房东晾在过道的床单,潮的,挡在眼前。故乡的门去了哪里?我把脸从布里挣出来,枇杷还在手里,指甲缝里却已成绿。那声音又过去了,嘹唳,够高,够远,我为它找到了一个这样的词,不肯让它落下来。

火车从旧窄巷外面开过去。我和邱红看着它,谁也不说哪一班才是我们要坐的,只要它还在往远处去,就总有一班。到了那里,可以滑雪,可以给她买没有吃过的水果,屋子里放两张画架,一张离窗近一些,我已经把那一张让给她了。后来车门真的关上,我坐下来,把行李塞进座位下面,腿忽然有地方放了。我先想到的是这个。她有没有来送,我记不清。我记得自己把腿伸直了。

郭万里在上海做零工。邱红刚把上海说出来,我的鞋底就潮了。白天,夜里,书店,夜店,哪扇门开得早,哪扇门到天亮才关,门口那道窄窄的干砖要留给客人。有时那边少算一个班,我得等人从里面出来,叫住他,再把日期报一遍。他让我别急。我不急,我很体谅,谁都有难处,手机上的房租却不能跟着体谅。邱红还在讲郭万里,我已经等到门口的人换了两拨,她才说他那时候很难。我把手机攥得更紧,掌心那点潮意被焐热了,屏幕上仍是我删过一半的那句话:方便的话,能不能先——

不能这样写,显得没有底气。我把后面补齐,加上称呼,再添一个表示感谢的字。后来备考公务员,我把考研的书塞到桌下,腾出地方摆行测和申论,灯还是那盏,照着下一年的日期。行测题做完一套,错的重做;申论里的句子,我一行行抄,让它从头到尾都站得住。情况比较复杂,已经积极沟通,后续仍需统筹考虑。我知道这些话该放在什么位置。我甚至知道汇报时怎样停一下,等领导把目光从纸上抬起来。可是现在我等的是收款提示,钱一直没到,我已经把下午所有的礼貌用完了。母亲还在等。邱红还在等。我要先把这项工作落实,不能让她们失望。

我已经有一份稳定的工作。这句话说完,连我的呼吸也平下来。每月固定的一天,钱会进来,桌子不用搬,柜子里有我的杯子,谁找我,只要问这个名字便能找到。刘毅。名字在屏幕上往上滑,一行,一行,我用手指压住,又放开。没有。再往上。刚才一定滑得太快了。我把姓刘的那几行看过,也把别的姓看了,有一瞬间竟觉得,只要名字后面的几位数字对得上,姓什么并不要紧。屏幕暗了,我把它点亮,还是这些人。

第一年,公务员也没有考上。我把手机放下,拇指还在往上蹭,仿佛名单没有到头。这个晚上可以这样说,第二天却还得起来,听别人问,吃饭,等工钱,给母亲回电话。她问得很慢,仿佛问快一点就会把结果碰坏。我告诉她,还没到最后。她说,那就再等等。我听见她把杯子放下,不知为什么,那声音比她刚才的话响得多。我没有挂电话,她也没挂,有一小会儿,我们都可以什么也不说。

第二年名单出来,不用往上滑,名字在第十一行。报到那天填表。最后一栏是特长,我写了绘画,笔画很稳。收表的姑娘扫了一眼,说,这个好,宣传科正缺人。她把表放进文件夹,我那两个字就看不见了。下楼的时候我想,那一栏如果换成别的呢。我把自己会的事从上往下过了一遍,过得很快,像对账,没有别的可填。走到一楼,发现手里还攥着那支笔,是他们桌上的。我上楼去还,姑娘说,不用,送你了。我道了谢,把它放进口袋,一路上都能感觉到硌腿。

不过第一年没考上时,我也想过,没考上也好,真考上了,我又会惦记画画。我不能让一张名单把我这些年都抹掉。继续画,继续,郭万里能在冷屋子里熬过一个冬天,我也能。至少我没有把画笔丢掉。年轻人来找我的时候,我会告诉他们这一点;他们站在画前,等我说完,问我明暗之间那一层究竟怎样处理,为什么远处的绿仿佛能透过人的身体。我很耐心,有些颜色必须一遍遍试,急不得。也有人向我打听艺术委员会的事。我不随便替别人作决定,只把知道的说给他们听,话要有分寸,不能让照顾我的人为难。表妹在电话里说,还是问你放心。我已经说了再见,又把她叫住。

不要站得太近。我对画前那些人说。近了只看得见颜料,往后退,才能看见邱红坐在河边,茶馆的光散在水里,她的脸安静,周围的一切都在流动。我画过她低头的样子,知道她颈后有一处皮肤不容易照亮,我喜欢那里,喜欢她不转过来时留给我的这一小片地方。我把它处理得很好。她为什么不能一直这样坐着?我还没画完,她把手伸到桌上,挡住了我正在看的部分。手里是一张纸。也许是医院的,也许是借款时留下的那张。我只看见上面有她的名字,后面的字还没有看清。

我已经说过了,得先顾我妈。母亲。这个称呼一到嘴边,热的东西往眼眶里涌,我没有装,我确实想她。她从冷屋子里出来,把手捧到我脸上,说只要你以后过得好。她的手是冷的,掌心有一点黏,喝过酒以后也是这样摸我。我不该在这里提酒。母亲在为我受苦,她已经够苦了,嘴里再有那股气味,我就不知道该怎样把这句话说完。我握住她的手,想替她暖一暖,她却要拿回去,杯子还在桌上。

幸好那个冬天,她死了。

幸好她不必再过那样的日子。我原本想说的是后面这一句,前面走得太快,后面还没跟上,不能只拿前面来判断我。心脏病,癌症,到底是哪一种?病名挨在一起,我一个个念过去,也记不起那天她躺在哪里。床靠着窗,水汽在玻璃上结成一道一道,最右边那道总也流不到底。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手背的胶布翘着一角,碰到被沿,又折回去。我没有回去。那段时间我很忙,正要去一个地方,正准备把事情做成。谁也不能要求一个人同时在两处,可后来我哪一处也说不清了。电话里的声音叫我早点回来,我说好,把手机从耳边拿开,握在手里,没有马上放下。

我把她年轻时的照片找出来。照片里的她漂亮,头发还没有白,正好适合从这里重新讲起:她为我付出了一切。我看着那个年轻的女人,觉得刚才有些话实在不应该说。酒瓶不在照片里,我也不在。是父亲拍的吗?我把照片翻过来,看见背面一道褪了色的折痕,又翻回去。她应该先把自己照顾好,我也劝过她。可她总不听。我的声音硬起来,像隔着房门在说,别再来烦我,我明天还要——我把明天忘了。

邱红没有忘。这个月,她把这几个字又说了一遍。我听见了,还在往后想,手指从她暖着的那一小片床单上摸过去;她的身体曾经那么暖,我在那里待过,以为那一点暖可以一直替我留着,她有了身孕,我却开始问日期,算钱,想车什么时候开。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是真的,我没有钱也是真的,这两件事我都能说清楚。她坐着听,听到后来,把我说过的金额又问了一遍。我请她先帮我还。然后呢?然后我会有工作,然后我会把她接走,然后母亲也住过来。屋子朝哪边开窗我都想好了,她却一直不问窗子。

我后来向她表过态,我说,只能做朋友。她说行。这个字很短,我记得十分清楚,往后每次说起我们,我都可以从这里开始。她说话的时候在做什么?我试着把她的手画出来,手指下面应当还有东西,或者什么也没有,只画手也可以。我不是故意忘记的,可我越把那个字听清,周围的声音就越轻。行。然后是她问,这个月的钱怎么还。我把笔停在半空,觉得这只手的位置不对。

父亲才是那种人。他把人丢下,把贷款留下,自己走了。我知道他没有一张和善的脸,可一想那张脸,先出来的却是郭万里。我站在高一级的台阶上,往下看他。他低着头,画夹湿了一角,水滴在鞋面上。我笑了一声,先转身往上走。身后没有脚步声。可他又分明站得比我高,那双眼睛一直压着我。我已经说过他善良,说过从来没有轻视他,这些都是真的,为什么他还这样看着?我知道,但感到狼狈时就已经结束了。不是,他那么倔,怎么可能说前面那一句。我把中间几个字挪了一下,听起来就好多了。他可以转过身去了。七年了,我还让他站在那里。

我知道自己有些混蛋,你看到了,我承认。如果有下辈子,下辈子一定和邱红结婚。可她在这辈子的桌子旁坐着,手没有收回去。我把已经说完的话再讲一遍,连声音也比刚才低些;说到她听过的地方,她就把目光移开。我只好接着讲。

讲画总还有地方可去。超写实,印象派,极光从北国落,雪把地往上抬,使那些靠得太近的东西重新有了远近。我没有去过那里,但我见过梓潼的极光,邱红让我再看一眼,我一眼就看见,站在那里,向她讲雪。

雪盖住了极光。白刚挤出来的时候很干净,下面的颜色还湿着,笔来回一带,白就不再是白。我添得更厚些,手腕也用上了力,河边的石阶逐渐没了,积水没了,她伸在桌上的手也可以收回去。我把她的手放到膝上,那里暗,远一点看,姿势很安静。我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膝盖麻得弯不过去。

再退一步,画面就好了。不是每个地方都必须交代清楚,我也有权留下自己愿意记得的部分。这样想着,心里渐渐又有了温馨,仿佛已经坐回那条河边,天色还没有完全暗,我仍来得及去敲门,枇杷还甜,母亲正在家里等我。我把笔放下,才发现手一直攥得很紧。窗外那一声又响起来,我抬了抬头,没有看见雁。再等一会儿,也许就会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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