还原与升华

——电影《革命者》创作理念三题

一、从生活出发，从人性出发，是艺术创作的基本原则

一个时期以来，一些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在领袖人物塑造上有模式化、定型化的态势，演员在塑造领袖人物时一招一式都要求“形似”，不能有丝毫的马虎。新近上映的电影《革命者》却有所不同，“革命者”的名字不可谓不响亮，饰演者也力求寻找二人之间的“形似”，但显然重心已不在这里。在表演的过程中，不再纠结于如何伸手、顿足、甚至于说话这些所谓套路性的东西，而是完全进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去塑造李大钊不仅作为一个革命领袖，而且作为一个普通人——这一点似乎更为重要——那种具有质朴而又丰富的人文内涵和情感特征的形象。笔者甚至觉得，这个电影着眼点不在把李大钊作为一个预设的革命领袖来塑造，而是在于表现李大钊如何从一个普通人成长为革命领袖的过程，当然，也可以理解为如何将革命领袖作为一个普通人的形象来塑造。

我们可以把这种创作的理念或方法称之为“还原”，如果再时尚一点说，那就是“回归”，其实就是回到艺术创作的原初或本真状态，从生活出发，从人性出发，去表现普通而本真的生活。革命领袖或英雄人物固然有不同于常人的特立独行之处，但是，革命领袖的独特之处似乎也并不完全在于他们的言语举止上，甚至也不完全在于纵横驰骋、金戈铁马、指点江山这些豪迈的情状事迹上，还在于他们丰富的情感和精神世界，在于他们心底的人文内涵，而这，也正是观众对领袖人物的兴趣所在，是领袖人物、当然也是电影艺术的魅力所在。由此，就可以理解编导人员为什么特别花心思对李大钊作关心报童、乞丐、自己的儿女这些弱小的生命，在监牢里还不停地作鸽子的手型，不讲教科书上那些耳熟能详的豪言壮语、而是如拉家常地与人交谈这样的艺术处理了。

“每个人都是典型，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正如老黑格尔所说的，是一个‘这个’。”（恩格斯）不揣谫陋地套用一下，每个人都是英雄，但同时又是一定的单个人，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去塑造他。美国电影《阿甘正传》就是生生地把一个十分普通甚至是普通以下的人塑造成了民族的英雄，成为美国人乃至全世界人崇拜的偶像。当然，这与《革命者》不可同日而语，但是，从普通生活中、从普通人身上发现闪光的东西进行升华创造，或者将英雄人物还原为普通人，挖掘他们如何突破了自己的不平凡，其道理也许是一致的。电影的制片人梁静也表达过这样的意思，主旋律电影其实就是主流电影，在很多国家都有这样的电影。是的，艺术创造者的才能，正在于将普通变为主流，正如将普通人塑造成英雄人物一样。

二、这是一群灵魂的冒险者，但不乏浪漫的情怀和诗意的判断

艺术家是“灵魂的冒险者”，（李健吾）他们进行艺术创作，实际上就是追随自己的理想和信仰，游走在人类灵魂的深处，进行一次次艰难而又深入的探险。有才能的优秀艺术家，又总是能够以探索和发现人类最可珍贵的美丽事物、达到人类能够企及的最高境界为旨趣。他所经历的也许是一段异常艰难困苦的过程，他所面对的也许是一个极其丑恶的对象，但是，他总是会用那种不失浪漫主义的情怀去面对，总是会以充盈着诗意的眼光去判断，永远都不会失去热情崇拜美的理想之光。在我看来，电影《革命者》的编创人员，就是一群这样的艺术家，而作为“革命者”的李大钊等早期共产党人，又何尝不是一群浪漫主义的艺术家！

电影的艺术监制管虎先生说过，李大钊身上有一种东西——信仰！是的，如果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已经成为大钊先生一生信仰的高度浓缩的话，那么，他为了这个信仰而苦苦求索，矢志不渝，直至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又无怨无悔，这是不是一种彻底的、纯粹的浪漫主义情怀？他那一声声如洪钟大吕的演讲，对反动派声嘶力竭的怒喝，与战友们手拉手走向敌人的枪口，与毛泽东并肩登楼远眺祖国面貌、憧憬赤旗插遍神州大地的神采飞扬的状态，在狱中拒绝同志的营救，淡然地说出“为了能够让更多的人可以奋勇前进，我可以去死，我应该去死”的话，甚至在听完判决书后还能跷起二郎腿，用河北乐亭话说一声“中”，轻轻摘下眼镜，那种坚毅而又笃定的眼神……我更愿意从一个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伟大的共产主义战士散发出来的浪漫主义精神的基点和角度上去理解、去体会。

然而也想，将一个革命者的英雄行为比附为艺术创作上的浪漫主义，是否有轻慢之嫌？毕竟他们牺牲了一切包括生命。但是，正如前言，他们并不是一开始就是坚定的革命者，当他们投身拯救中华民族于倒悬、立志探寻革命真理的时候，也不过是二十几岁的青年，这正是一个充满激情和幻想的年纪，也正是与理想为伴的年纪，而理想又恰恰是浪漫主义的核心要素。从这个角度说，把李大钊的革命壮举誉为浪漫主义行为，把李大钊的一生誉为革命浪漫主义的一生，似乎也并无不当。只不过，李大钊等革命先驱的牺牲，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鲁迅），带给我们的是悲壮、豪迈的审美风尚。而且，这批电影艺术家也是一群热血青年，他们也是在浪漫主义气质上与大钊先生神遇，正像他们把那场波澜壮阔的伟大斗争浓缩在38个小时纵横交错的时空之中、从而与革命者共同完成这次人生艺术或艺术人生的精神探险一样。

三、艺术的魅力就在于“似”与“不似”之间

有观众指出，电影《革命者》存在与历史事实不符的问题，创作者只是抓住了一些历史的片段，而缺乏宏观的系统的艺术观照等。这是影视剧创作、尤其是历史题材影视剧创作中的一个老问题。曾几何时，有论者还强烈地诟病某些影视剧对于文学作品的改编不忠实于原著的问题。近些年来，经过人们不断的探讨以及美学风尚的嬗变，人们渐渐认可，影视剧是一种深刻的“二度创作”，文学原著在某种程度上仅仅是一个引子或契机，编导者是借此进行自我创造和表达，体现的是个人的思想情感和审美取向，不再以是否与原著相符为判定优劣好坏的标准。这不仅是允许的，而且是应该的，无数来自于改编的优秀影视剧作品的案例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一点。

电影《革命者》不是改编自文学作品，不存在是否与原著相符的问题，但是它来自于历史事件，而且是真实的具有确凿记载的革命历史事件。这种重大革命历史题材的影视剧创作，自有它的规范和审美要求，但在笔者看来，似仍可以坚持传统的“大事不虚，小事不拘”的创作理念。这是因为，第一，电影《革命者》是艺术片而不是传记片，它是艺术的传达而不是史料的传播，它忠实于历史但又不应该被历史所束缚；第二，它是编创者个人对于那一段历史生活的认识和剪裁，因而用概括、铺排等艺术变形的手段进行处理以满足于个人的内心需要就成为一种必然；第三，艺术创作诉诸于情感而不是理性，它的指向首先是审美而不是知识，不可用事实进行比附，也不可进行逻辑上的推理与论证。正因为如此，个人认为这部电影的风格不是写实，而是创造，甚至具有象征的意味，它是在大体符合历史背景、历史框架、历史逻辑的基础上进行了具有个性化、精细化的艺术追求与创造。还以前面所举李大钊在狱中做鸽子手型为例，这个细节（事实）是否符合历史，甚至是否真的存在，可能已经无法考证了，但是，观众却无法否认它在表现李大钊这位革命英雄的性格特点上所产生的无可替代的作用，换言之，它十分贴切地表现了人物性格发展的逻辑，因而丝毫也没有怀疑它的真实性。不然，一味地追求所谓符合历史事实，那可能就真的成了黑格尔先生说的“蚂蚁追大象”。

也有人纠结于这种历史题材影视剧对接受者——尤其是青少年观众的知识传授问题，认为可能会产生误导，我认为这仍然是把艺术鉴赏与学习知识混淆了。艺术作品当然是有传授知识的功能的，但任何一个艺术创作者决不可能将科学地传授知识放在第一位，他们更明白艺术的无穷魅力恰恰在于“似”与“不似”之间；艺术作品缺乏魅力甚至是基本的趣味性，其知识和教育功能又如何附丽？从这个角度说，《革命者》应该是成功的，虽然它并不是完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