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秦圣宝
解放初期，在四川南充乡下的山道上，三个抬滑竿的农民，遇到了一对落魄的夫妻。男人自称杨大发，说自己是逃难的，他拿出一块银元，流着泪对挑夫们说：帮他找个地方安身。
看着他们凄惨模样，善良的农民滕明宗便把他们带到二十里外的青林村，帮他们找到了房子暂住，过后，又把他们夫妻俩引荐给了村长。
杨大发摆了一桌酒菜感谢乡邻后，便在青林村落了户。土改时，夫妻俩分到一亩田地和一间半土房。平日干活也能吃苦耐劳，每到秋收，杨大发还把自己分得的谷子拿出一部分捐给农协。他很快得到村民信任，当上了互助组组长，后来又被评为村里的劳动模范。
但没有人知道，这个待人和善的外乡人，真名叫做杨进兴。他早年是军统头子戴笠的侍从副官，后任重庆白公馆看守所看守长，手上欠下大量革命烈士的血债。
1946年8月18日，杨进兴带领特务，在歌乐山松林坡枪杀了中共四川省委书记罗世文、川西特委军委委员车耀先，事后在烈士遗体上浇上汽油，焚尸灭迹。在白公馆，特务为测试电刑器械，对尚承文、朱念群、张在敷三名革命先烈施加电刑。电刑设备发生故障，杨进兴就指挥特务们用十字镐将三人杀害。1949年9月，杨虎城将军、宋绮云一家在松林坡遇害。年龄最小的烈士宋振中，也就是大家熟知的小萝卜头，同样牺牲在白公馆，杨进兴还亲手杀害了，东北抗日志士黄显声将军，黄显声遇害后，他手上的夜光手表也被杨进兴掠走。其他烈士的私人财产被他们洗劫一空，全部中饱私囊。
在1949年12月期间，刘邓大军逼近重庆。杨进兴带领十几名特务赶往机场，准备乘最后一架飞机出逃。结果机场已被解放军占领，杨进兴下令掉头，向华蓥山方向逃窜。因司机过度紧张，汽车翻入沟里。杨进兴和十八名特务只好就地解散，分头潜伏。他带着妻子田德俊，化装成难民，沿途把金条和银元埋藏起来，做好标记，以便安身之后取用。
夫妻俩翻山越岭走了七天七夜，就是开头讲的，终于来到四川南充县永安镇青林村，隐藏下来。
潜伏期间，杨进兴到镇上买东西时，从报纸上看到，和他一同出逃的特务大多已经被抓捕，并且已经供出了他。他不敢离开四川，也去不了台湾，只能继续躲在青林村。
杨进兴反复叮嘱田德俊：“你一定要记住，你就是一个普通的农民，一个大字不识的农村妇女，千万不能张扬。”但毕竟两人过惯了以前奢侈的生活，时间长了忍受不了，就偷偷取了一些埋藏的财物，去换了点钱，买些好东西吃，一次村民路过他们屋前，竟无意发现了，他们扔屋外荒草里吃剩下的鸡骨头。
村里办起妇女扫盲班，田德俊每天都去上课，装作文盲。有一天，一位妇女上厕所时，竟撞见田德俊这个文盲在厕所偷看报纸。知道被人发现后，田德俊说：只是瞎看，随便翻翻。
一次乡卫生所里看病的人多，医生忙不过来。当医生说出复杂的药名时，身旁的人都听不明白，但田德俊却能从药架上准确地取出药品。这对一个没读过书的农村妇女来说，是绝对不可的，这些反常举动，让在场的百姓很吃惊。
一次田德俊在家里摆弄着那块夜光手表，被串门的村民撞见。她起初还想遮掩，但已经晚了，就索性演示起来：用棉被把手表蒙住，让来人趴在被子上，去看那表盘上发出蓝光和指针，这就是从黄显声将军身上抢走的那块夜光表。
那个时候，群众的警惕性都很高，发现这些异常情况后，就逐级向上反映，公安人员也开始对他们进行秘密调查。第一次获取照片失败。村里要给劳动模范拍照，就包括杨大发。但杨大发态度异常，坚决不肯，推托说要把荣誉让给别人。
之后，村里开全体社员大会，通知拍集体合影，全体村民必须到场。杨大发无法推脱，参加了拍照。
侦查人员取到照片后，就把照片送到重庆，找到在押的沈醉、徐远举辨认，二人都说不认识。侦查人员又找到大屠杀幸存者，《红岩》的作者罗广斌和原白公馆工作人员辩认。罗广斌看了一眼就说：没错，他就是军统特务杨进兴。
1955年6月16日，村长孙顺勇通知杨大发，到乡公所领取劳模审批表。杨大发一走进乡公所，就被埋伏的公安人员当场逮捕。
临刑前，他痛恨自己的妻子耐不住清贫，才暴露了自己。1958年5月16日，重庆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杨进兴死刑，这个罪大恶极的特务终于得到应有惩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