窥衅图王霸，伺机又逞凶，
逆天窃命敢擒龙。
狼子野心难驯，根性是奸雄。
一念贪私欲，余生噩梦中，
孽镜台上去何从。
犹有惊惶，犹有半颠风。
犹有历然因果，业火炽彤彤。
——调寄【喝火令】
《涅槃经》曰：“善恶之报，如影随形，三世因果，循环不失。”但后秦三藏法师鸠摩罗什却在《中论》中强调：“过去世不存在，未来世不存在，现在世亦不存在。”然若“三世皆空”，“善恶之报”的流转被切断，“因果”之间必然的关系便可以被误读为一场“宿命论”，这在十六国时期，佛教刚大规模传入汉地，其理论和本土化都还不成熟的时候，“三世有无”引发了一场争论。而最终，是一位胡人国君在中国第一个也是当时最大的官方译经场里作了定调与论述：“三世一统，循环为用，过去虽灭，其理常在。”这便是《通三世论》，这位国君便是后秦文桓帝姚兴，也是佛教徒心目中的“护法圣王”。
《通三世论》，以“三世实有”解决了佛教哲理争端，肯定了佛教义理是“因果论”而非“宿命论”，开启中国佛学独立进程，其理论后来也被融入天台宗、华严宗等诸多大乘流派，成为中国佛教“因果论”的底色，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及深远的影响意义。但在儒家思想为主流意识形态的封建时代里，回看后秦的兴衰，“前世”姚苌弑君建国“造业”，“今世”姚兴礼佛赎罪但“业力难除”，“来世”姚泓身死国灭得“果报”，不多不少，正好三世，后秦姚氏三代人恰成为《通三世论》的现实世俗的悲剧注脚。当然，后秦的兴亡不能简单地被视为“因果业报”，但历史本身可以被多维度解读，所以现在就让我们以《通三世论》的视角去重新解构一下十六国后期这个最大的佛国的自我救赎之路。
一. 前世造业
晋太元八年（383年）八月，前秦主苻坚诏以阳平公苻融督张蚝、慕容垂为先锋，共发步骑八十万出关中，御驾亲征伐晋。这是自永嘉之乱，衣冠南渡，海内战乱七十余年后，首次发起的统一中国的尝试。战前任命上，苻坚授羌酋姚苌龙骧将军之号，命其督益梁军事，并对他说：“朕以龙骧建业，龙骧之号未曾授予别人，现在把它授予你了，你要好好努力。”“龙骧将军”，是当年苻坚称帝以前，顺天应人起兵废暴君苻生时的封号，苻坚也是也由此开启霸业，所以“龙骧将军”有着特殊的象征意义。现在，苻坚将这个珍藏二十余年都未授人的封号授给了姚苌，可见苻坚对姚苌的重视。但是，尽管是授予神圣封号，实际却派姚苌去处理益梁的军事事务。益梁（四川地区）在此次战役主战场（荆州、淮南）的后方，这分明是派姚苌去大后方搞后勤，对于姚苌这么一个擅长阵前作战又渴望功业的将领来说，无疑带着轻视。这个任命内含矛盾，似乎有些不妥，左将军窦冲当即提醒：“君无戏言，这是不详之征。”这一句话醍醐灌顶，苻坚当时的反应是“默然”，显然是意识到其中的问题了，但话已出口，覆水难收。而后来的事实也证明了，这次任命将是一个致命的错误。
十一月，秦晋主力会战于寿阳城前淝水，秦军大败，苻融死于乱军之中，苻坚也被流箭射中，匹马逃亡。这一败前秦元气大伤，秦主威仪扫地，这又彻底激发了领内心怀异志之人的野心。十二月，劫后余生的苻坚终于狼狈回到长安，而就此同时，丁零人翟斌首先叛秦自立，进攻洛阳；不久后鲜卑人慕容垂也在河南起兵，踏上复辟燕国之路，开始转战河北。次年（384年）三月，在听闻慕容垂正围攻河北邺城，关中降秦的前燕皇室成员、北地长史慕容泓潜逃至关东，召集了数千鲜卑人，然后又返回华阴，击败了前秦大将强永，自称都督陕西诸军事、大将军、雍州牧、济北王，这一来关中鲜卑遗民纷纷响应来投，慕容泓的声势迅速壮大起来。而此同时，慕容泓胞弟、平阳太守慕容冲也在平阳起兵响应，率众两万，进攻蒲坂。
此时前秦帝国已经支离破碎，局面不容乐观，苻坚知道关东肯定是守不住了可以放弃，但关中是他老家，也是图谋东山再起最后的资本，所以他要集中全力剿灭慕容泓。于是他派儿子雍州牧，巨鹿公苻睿督中外军事，配兵五万，讨伐慕容泓。而这时候姚苌也派上用常了，被任命为司马随苻睿一同出征。这本是姚苌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可是历史剧本总不如人意。慕容泓听说秦军来了，心生畏惧，往关东方面退走。苻睿这一看大为高兴，觉得慕容泓好欺，便要立刻率军前去追打。苻睿鲁莽轻敌，但姚苌脑子清醒，立刻劝阻他：“鲜卑人志在回关东故地，所以起兵作乱，把他们驱逐出关中就可以了，不要去阻拦他们。就像抓住鼷鼠的尾巴，会遭鼷鼠反噬，一旦鲜卑人势穷，必定会奋起反抗，这对我们不利。我们只需要大张旗鼓跟在他们后面就行了，他们很快就会逃散的。”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不要把别人逼成绝路困兽，激发他们决一死战的斗志。但苻睿急于立功，并没有听从，仍旧自顾追上去战鲜卑人于华泽，结果战败身死。
虽说胜败乃兵家常事，可华阴之战毕竟是败了，苻坚的儿子苻睿也战死了，问责肯定是要的。姚苌害怕苻坚降罪，便派自己麾下长史赵都、参军姜协去苻坚那里请罪，没想到苻坚盛怒之下，将赵都、姜协全部处死。这一来，姚苌更慌了，直接逃遁渭北马牧。此时再想想长安肯定是回不去了，与其下半辈子亡命天涯，不如趁现在关中大乱也称个王，说不定还能闯出一番事业，当年汉高祖斩蛇起兵芒砀山时不也是这么想的。于是，在天水尹纬、南安庞演等羌豪的拥戴下，姚苌自称大将军、大单于、万年秦王，建元白雀，后秦就这样登上历史舞台。
五月，慕容冲在河东战败，带着残兵来投慕容泓。此时慕容泓已经拥众十万，慕容冲与之一合计，开始进攻长安。姚苌这也就趁机率军进屯北地，收了华阴、北地、新平、安定羌胡十余万众，然后厉兵积粟，以待时变。此间苻坚曾带兵来剿过姚苌一回，但没有成功。六月，慕容泓被叛将所杀，慕容冲被立拥为皇太弟，带着鲜卑人继续围攻长安。此时众将劝姚苌进据咸阳以制天下，但姚苌没有采纳，因为他知道鲜卑人是思复燕国起兵的，即使攻下长安，也不会在关中久留，现在没必要消耗自己去赶长安这趟浑水，所以他便转战守备相对较弱的岭北，一方面获取资源以充实自身实力，另一方面等待秦燕争得差不多了再去收卞庄子之功。
太元十年（385年），机会终于来了。在数十万鲜卑人不断地进攻与暴掠下，关中士民流散，道路断绝，千里无烟。苻坚困守长安，身边能够征战的大将都在与慕容冲的战斗中或死或降，外头有忠义之士想奔赴长安来勤王的，也被慕容冲围点打援干掉。长安成为一座孤城，苻坚也终于坚持不下去了。于是，是年五月某夜，苻坚留下太子苻宏继续守长安，自己则带着数百骑及张夫人、中山公苻诜还有两个女儿突围离开长安，奔入五将山。此时，人在新平的姚苌得到消息，立刻派出大将吴忠率军赶赴五将山，将苻坚等人围住。最后吴忠竟然真的不辱使命，把苻坚活捉了回来，送到新平，囚禁起来。
苻坚是前秦的国君，也是姚苌的旧主，曾今还被视为带有“天命”的“天子”，但现在他成了姚苌的阶下囚。新兴的后秦来到了十字路口，接下来会去往何方，完全取决于姚苌如何打好苻坚这一张大牌。姚苌见到苻坚时，一上来便索要传国玉玺，说道：“我次膺符历，可以接受（玉玺）了。”所谓的“次膺符历”，分明指的是苻坚把“龙骧将军”号传给了他，他现在也已经以“龙骧将军”的身份完成“建业”（自称万年秦王）了，也就是在暗示：“苻坚你的天命现在传到我手上了”。苻坚当时授其“龙骧将军”，是对他能力的认可，怎想到现在他会拿“龙骧将军”号来作谶言，想必苻坚可以直接气晕过去了。但现在后悔也没用了，苻坚嗔目视之，骂道：“小羌乃敢干逼天子，岂以传国玺授汝羌也，图纬符命，何所依据？五胡次序，无汝羌名。违天不祥，其能久乎！ 玺已送晋，不可得也。”姚苌不死心，又派尹纬来劝苻坚行禅代之事，苻坚又骂道：“禅代者，圣贤之事。姚苌叛贼，奈何拟之古人！”这一来，显然也没什么回旋余地了，姚苌便派人将苻坚缢死于新平寺。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里评论姚苌时，是把他和慕容垂并在一起比作曹操这类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这个评价己经相当高了，由此可见姚苌的能力是值得肯定的。但现在就姚苌这个弑君的逻辑来看，显然不合理，不太像一个成熟的野心政治家该做的事。事实上，仔细分析一下的话，苻坚当时是个穷途末路的王者，实际上也就是个留着难伺候，杀了背黑锅的“烫手山芋”，而姚苌主动把这个“烫手山芋”接到自己手里来，这就是一个非常愚蠢的低级错误，他把苻坚活捉回来，其实怎么处理都是错的：首先，苻坚不是汉献帝，是一个年富力壮有号召力的人，所以姚苌不可能学曹操那样把他留着“挟天子以令诸侯”；其次，杀了也不行，乱世争霸的潜规则里，降叛很常见，你哪怕就是胡乱编个理由大家也都不会深究，但“弑君”就不一样了，这就相当于踩儒家伦理的底线了，是要永远被道德审判，被钉在耻辱柱上的；再次，放走更不行，当时姚苌已经自称万年秦王了，也就是早已和苻坚撕破脸了，放了苻坚就是放虎归山，苻坚肯定也不会领情的，反而更会激发苻坚的复仇意志。
相比之下，同时期慕容垂面对苻坚这个“烫手山芋”的处理，就显得非常成熟完美。慕容垂先给苻坚兵马，然后护送苻坚回关中，走到渑池的时候，慕容垂提出要去河北安抚戎狄顺便祭拜祖陵，然后两人分道扬镳，这样一来，恩情还了，大义名分有了，“烫手山芋”送走了，自己也彻底摆脱束缚了。而姚苌作为能和慕容垂甚至魏武帝比肩的枭雄，却把此事处理的相当糟糕。如果说苻坚是他想要夺取关中的绊脚石一定要被清除，那他完全可以直接让吴忠把苻坚的尸体带回来就行了，这样中间还会有许多可以操作的空间，而他的选择却是将苻坚活捉回来，可以看出他的原始动机不是要除掉苻坚，就是要玉玺、要禅代，这是唯一只有活着的苻坚才有可能给他的东西。而玉玺是封建王朝“正统性”存在的物理认证，禅代是华夏文明“正统性”传承的仪式认证，所以说，从构建“谶言”到求“玉玺”、“禅代”，归根究底姚苌的核心动机就只有一个：要“正统性”的合法认证。纵观十六国时期，这么多称王称帝的人，会去追求“正统性”的合法认证，但几乎没人会以这么极端的方式去强求“正统性”的合法认证，为什么独姚苌对这个“正统性”的合法认证有这么深的执念，或许可以从姚苌的出身背景中寻找一些线索。
姚苌是羌人。《晋书》中虽然称姚氏是南安赤亭羌人、有虞氏（舜）的苗裔，但比《晋书》更早的《后汉书·西羌传》中开篇总括了羌人的来历：“西羌之本，出自三苗，姜姓之别也。”三苗，与欢兜、共工、鲧并称“四罪”，后来被舜流放到三危，又被大禹讨伐。也就是说，从有官方历史文献记载开始，羌人这个大族群就已经被认证定性为“罪人之后”。当然，《后汉书》成书于南朝宋文帝元嘉年间，姚苌不可能读过，但有一点是可以确定的，范晔编写《后汉书》，素材来源于更早期的史料和传统认识框架，例如《史记》、《尚书》中都有关于三苗被舜流放到三危形成西戎的记载，东汉王符的《潜夫论·氏姓》中也提到：“舜流四凶，徙之三危，今羌多是其后也。”这就说明了，至少从东汉开始，一直到南朝刘宋时期，在华夏传统或官方普遍的观念里，羌人就是三苗之后，是“罪人之后”（《晋书》成书于二百多年后的唐朝贞观年间，此时历经南北朝的民族大融合，再加上唐朝更包容开放民族政策、唐朝皇室及关陇贵族血统中也有一部分胡人血统，所以史家笔法随时代改变，完全有可能翻案重构羌人的起源）。羌人族群本身自带的这个标签，再加上十六国时期，羌人相比氐人、鲜卑人，汉化较晚，汉化程度较低，所以很可能苻坚骂出的“小羌”、“五胡次序，无汝羌名”并不是一句单纯的气话，而就是当时人们潜意识里胡人等级的排序情况，这也侧面反应了羌人族群在当时就是一个社会等级低下、被边缘化的族群。
这一来，许多事都解释得通了。姚苌的父亲姚弋仲，曾经是西羌酋帅，先后追随过石勒、石虎父子，并受其器重。石氏覆亡后，姚弋仲归晋，这时候他常常训诫子孙：“自古以来未有戎狄作天子者”，应当尊奉晋室。“自古以来戎狄未有作天子者”，实际上就是当时华夷之辨激烈、汉文化霸权下边缘少数民族的自我矮化，再结合羌人为“罪人之后”的普遍认知，可以看出羌人潜意识里存在文化不自信，或者说文化自卑。而正因为有这种文化自卑，又想要打破这种文化自卑，所以不惜代价去寻求主流文化（汉文化）的认同，去寻求“正统性”的官方认证，也就情有可原了。
而姚苌与苻坚之间的微妙关系变化发展，在羌人先天文化自卑这层背景下重新梳理，其中一些疑点也变得合理了。姚弋仲死后，其子也就是姚苌的哥哥姚襄承袭家业。后来，姚襄在洛阳一带被桓温击败后北走，想进图关中之地，与前秦当时的国君苻生发生军事冲突，是苻坚领兵在三原击败姚襄，并将姚襄杀死，姚苌也是在这时投降了前秦。尽管苻生以公礼为姚襄下葬，但毕竟是“杀兄之仇”，多少也会为姚苌、苻坚之间的关系蒙上一些阴影。这之后，姚苌被封为扬威将军、步兵校尉、益都侯，后作为苻坚的大将征战二十多年，在前秦平定北方的日子里，正史中仅以“累有大功”四字概括略过，这里面有三层含义：一是姚苌的功劳不小也挺多，第二就是没有什么值得大书的事情，第三就是姚苌也没得到升官晋爵。直到淝水之战前那次任命，苻坚才肯定了姚苌的“累有大功”，授其龙骧将军的殊荣，但羌人地位低，苻坚骨子里有“氐人本位”思想一直看不起羌人，且羌人祖居地在关中可能也潜在地威胁着苻坚“关中本位”思想，再加上和姚苌之间有“杀兄之仇”这层隔阂，所以苻坚又不完全信任，或者说提防着姚苌，便没怎么仔细想就派姚苌去益梁搞后勤。窦冲提醒了一下，苻坚意识到了错误，但已经晚了。龙骧将军这个特殊封号彻底引爆了姚苌的野心，而督益梁军事又彻底堵死了姚苌建立西晋王睿那般大功业的路。两人关系滑向恶化的边缘。
姚苌本来背负着羌人先天的文化自卑，渴望寻求认同，却长期压抑在这种既被人利用又被人轻视堤防的环境下，潜移默化，势必会慢慢积累怨愤和恐惧，心理也会扭曲变得过度敏感和脆弱易伤。华阴之战中苻睿败死，尽管此战错在于苻睿自己，但毕是竟死了一个重要的皇子，又是在淝水新败的特殊时期，苻坚杀两个无关紧要的小将宣泄愤怒和丧子之痛，并籍此安抚皇族宗室、强调军事纪律，客观上讲做得也不过分。苻坚作为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如果真想杀姚苌，不可能蠢到打草惊蛇直接杀姚苌派来请罪的人，所以说苻坚当时并没想好要如何处置姚苌，或者说压根就没想要杀姚苌，这件事不管对苻坚还是对姚苌来说都有许多可回旋的余地。但苻坚内心深植的对羌人的轻视也让他没想到，让他低估了姚苌的心理承受能力及其内心深处的敏感易伤。姚苌则延续了苻坚轻视我，不信任我那种惯性思维，觉得如今他儿子因我死了，也不接受我派去请罪的人，接下来肯定是要清算我了，这一刻求生的本能压过了理性的分析判断。至此两人关系崩盘。
现在再对比一下慕容垂。慕容垂本来就是前燕皇室贵族，没有先天文化自卑的思想包袱，也不需要从别人那里得到“正统性”的合法认证，其先天自带的太祖（慕容皝）嫡子光环就是他所有行动的底气，所以他能从容地应对苻坚，潇洒地离开苻坚，理直气壮地建国（复国）。姚苌则不同，出身就被打上了“罪人之后”的标签，而且史书记载他的性格“廓落任率，不修行业”，相当于性子比较直比较爽快，但也没修习过操行学业，也就是说自我道德约束能力较弱。如今他自称万年秦王算是建国了，但内化的先天文化自卑让他转而渴望自己建立的后秦能获得“正统性”的合法认证，而像他这种直率又不注重操行修养的人能想到的最快最见效方法，就是通过暴力夺取了。
于是，当得知苻坚落荒于五将山，姚苌便精心构画了一张获得“正统性”合法认证的蓝图：我已经像苻坚那样完成“以龙骧建业”了，“天命”可以转给我了，只要再抓住苻坚，威胁他交出玉玺，逼迫他实行禅代，苻坚想活命肯定会就范，我就能获得“正统性”的合法认证了。但他完全低估了“大秦天王”的傲气与节气，苻坚心底鄙视羌人，又怎么会把这些“天命认证”交给一个羌人。于是出现了新平寺的那一幕，“五胡次序，无汝羌名”，意思就是：“小羌”你别做梦了，你连玩这游戏的资格都没有！这一句羞辱，扯开姚苌最想掩盖的伤疤，直击他心底的最痛处，彻底地否定了他所有的努力，无情地粉碎了他所有的幻想，成为压死毛驴的最后一根稻草。结果姚苌恼羞成怒，不计后果，甚至连编个理由的程序都省略了，就直接缢死苻坚。但凡他当时还有那么一丝丝的理智，以他的能力稍微花点心思设个局或者找个理由（比如为兄报仇）并非难事，这样好歹也可以有块遮羞布来掩饰一些“弑君”带来的恶劣影响。但他没有。所以说姚苌最后的“弑君”，不是政治算计，也不是军事清除，纯粹就是一个人精神受激，情绪失控以后理智丧失的总爆发。
就这样，后秦带着“建国无合法性”的先天缺陷，背负着“弑君”原罪，跻身十六国春秋争霸行列。太元十一年（386年），果然如姚苌之前所料，鲜卑人在攻陷长安以后，劫掠了一番，又经历了内乱，最后在慕容永的带领下离开关中，踏上东归燕地之路。之后，卢水郝奴鸠占鹊巢据长安称帝。此时，姚苌趁虚赶来收了卞庄子之功，收降郝奴，占据长安。然后姚苌就在长安即帝位，改元建初，国号大秦，立其子姚兴为太子，置百官，自称以火德承苻氏木行，服色如汉室承周故事。姚苌向外求“正统性”的合法认证不得，以华夏最古老的阐释王朝更替与天道循环之间规律的《五德终始说》为理论依据，自己构建一个“正统性”的合法叙事，是个常规操作没什么毛病。可深究一下这里又有个矛盾，木生火，苻秦生姚秦，这个没问题。而服色却是汉承周，周是火德，西汉初年官宣汉以水德承周（水克火），后来在汉武帝时期官宣改成土德（火生土），姚苌选择了“生”而非“克”的说法，释放的信号就是后秦替代前秦是自然孕育的“承”而非暴力取代的“革”，这就是欲盖弥彰了，明确要掩饰其弑君篡国的污点。可无论是“生”还是“克”，按照汉高祖或汉武帝的深层意图，都是故意把中间始皇帝的秦（尚黑，理论上讲也是水德）给踢出五德系统了。这从侧面反应了姚苌对前秦（苻坚）的矛盾且撕裂的心理，既崇拜前秦，期望像苻坚一样龙骧建业，期望从前秦这里获得正统性延续，心底又因内化的先天文化自卑，衍生的氐羌等级矛盾，以及被苻坚彻底击碎“正统性”合法延续梦后的羞愤，他深深痛恨着苻坚并希望把前秦彻底从正统叙事中抹除。
当然，《五德终始说》终归是把王朝更替强行附会到阴阳五行生克上的一种玄学，怎么理解怎么解释都有办法说得通，不可能在实质上影响到一个王朝或国家的兴废。按照中国历史上其他枭雄的正常思路来看，一般来说不管这些说法合不合逻辑或有没有人信，“弑君”也好，“建国非法”也好，这件事到此就基本结束了，接下来就应该全身心投入争霸事业或者去享受权利快感了。可对姚苌来说，“弑君”的道德原罪，“合法性”的身份焦虑，那句如影随行的祖训“自古未有戎狄作天子者”，这些只是一个无尽噩梦的开始。
首先就是氐人残余势力的疯狂反扑。苻坚死后，原太子苻宏流落去投了东晋，庶长子苻丕在晋阳继位，但不久苻丕就被慕容永攻灭，位于陇西的苻坚族孙、略阳公苻登即位为前秦续命。而在这之后，苻登擎“死休”血旗于阵前，铸苻坚神像于军中，以极其顽强的意志紧紧咬着后秦死缠烂打了长达十年之久。当时岁旱众饥，道路上到处都是饿死的人，但苻登的氐人军队白天作战，晚上却有熟肉吃，肉是哪里来的，全是白天交战战死的羌人尸体上剐来的。“壮志饥餐胡虏肉”在八百年前的具象化，竟真的能成为人战斗动力的源泉。对比慕容垂复辟燕国后平均每两年扫掉一个对手的效率，姚苌终其一生都没解决苻登的问题，这个时期的后秦根本还谈不上扩张争霸。
在氐羌本身文化优劣、等级差异的观念背景下，氐人这种程度的复仇是完全可以预见的，但姚苌接下来的行为举止，就有点让人匪夷所思了。一方面在政治上他修德政，布惠化，省下非急用的钱粮以救济时弊；置学官，根据考试优劣擢才任用；禁止报私仇；百姓中七十岁以上有德行者都拜中大夫，赐牛酒。无论这些“德政”是为了洗白“弑君”原罪的政治表演，还是发自内心的善举，这些政策对于国家发展来说确实是有积极意义的。但另一方面特别是在与苻登的交战中，姚苌又表现出了他的野性和残暴：在击败苻师奴后，他竟然又回去把苻坚的尸体挖出来鞭尸辱尸；在抓住符登的皇后毛氏之后将其虐杀，不是传统封建史上对于地位比较尊贵的女性的“赐死”，就是字面意思上的“虐杀”。试想伍子胥怒鞭楚平王，都要被扣上“离经叛道”的帽子，姚苌掘墓鞭尸和虐杀毛后，蔑弃人伦，已经不是简单的军事震慑了。实际上“德行”与“暴行”的割裂，是想“赎罪”与想“脱罪”的并存，恰是一种基于内在的文化自卑，极力想掩饰源于内心罪恶感的愧疚、恐惧而产生的“精神分裂”。
而这些还不是最离谱的。在胡空堡之战中，苻登率万余骑将姚苌的大营围住，让部下四面大哭，哀声动人。这应该是仿“四面楚歌”的心理战术，而且氐人哭苻坚之死，哭得真切动人也说得过去。但姚苌也让三军大哭以应对，还真把氐人给哭跑了。这种两军在阵前对哭的大场面，也算军事史上绝无仅有的奇葩了。氐羌之战十年，总体来看后秦是败多胜少，姚苌越是想从物理、精神双重层面抹掉前秦的存在，苻登就越像无常鬼一样缠着他，仿佛时时在提醒他：你是“弑君者”，你得下地狱！于是姚苌后来干脆也铸了一尊苻坚神像放在自己军中，每次出战前也向这尊苻坚神像告拜，时而认罪求饶，时而又把弑君之罪全部推到姚襄身上。这种方法显然对改善战绩没什么帮助，反而引起了军中将士的恐慌，最后姚苌将苻坚像“斩首”，把“首级”送于苻登。这个阶段，姚苌的行为明显异常了，毫无逻辑可言，这不是权术做作，而是真的“颠疯”，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看，这就是“创伤后应激障碍”典型的临床表现，而这“创伤”就是其内心深处的心魔：无法自洽的身份焦虑和无法逃避的罪恶感。
一念之差，半世噩梦。《晋书·姚苌载记》中关于姚苌临终前那段记录相当魔幻生动。当时姚苌在新支堡，病重，某夜忽然梦见苻坚带着天官使者、鬼兵百余闯入营中，姚苌大惧，赶紧往宫里逃。宫人见状，连忙执矛帮忙迎着姚苌刺其身后的鬼，没想道刺中姚苌的阴处。鬼追上来看看说：“正中死处。”然后拔出长矛，顿时血流如注。此时姚苌惊醒过来，确实得了阴处肿胀的病，医官用针刺之，还真像梦中那样出了十几斗的血。姚苌又吓得大呼：“陛下，杀你的是我兄长姚襄，不是臣姚苌，你千万不要冤枉我啊！”之后姚苌回到长安，立完遗嘱就死了。
至此，用“阴兵索命”这么一件怪力乱神的事来做大结局，确实让人有完成了道德终极审判和制裁的酣畅。但姚苌临终时嘱咐其子姚兴的遗言，仍值得再补充探讨一下：“汝抚骨肉以恩，接大臣以礼，待物以信，遇民以仁，四者既备，吾无忧矣。”首先可以肯定的是，这句遗言条理清晰，逻辑严谨，说明当时姚苌的精神状态是正常的，而非之前的半癫疯状态。其次毕竟这种时候所有的事基本都盖棺定论了，已经没有再表演立人设的必要了，再结合姚弋仲、姚襄为政时期确实也有类此“德政”、“德训”的家族史，所以可以认为这句话确实是姚苌自己一生总结出的治国经验，是一个成熟的政治家在最后时刻卸下所有思想包袱后“本我”的浮现。而从遗言内容上看，“恩”、“礼”、“信”、“仁”，全是儒家传统治国之道，说明了姚苌临终前念念不忘的，还是渴望获得主流文化的认可，希望姚兴能完成他未竟的愿望。再次，一个没有正确道德价值观的人是不会有这种程度的负罪感和割裂感的，所以姚苌的本性里还是存有正确的儒家道德价值观，这也反证了姚苌当年的“弑君”，不是精心慎密的算计，就是一次被决绝被羞辱后一时冲动的“激情杀人”。最后再回到司马光的评价，姚苌确实有能力配得上“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但他最核心的错误，在于先天性的文化自卑导致他对自己具备的那些儒家“正统性”精神内核信心不足，转而去执迷于外部的形式认证，最终本末倒置，知行割裂，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姚苌和其他“弑君者”不同，是在当时华夷之辨尖锐的大环境下，一个边缘少数民族为寻求华夏文明认同而挣扎的悲剧。但不管怎么说，就像一个犯罪份子，我们再怎么剖析他的心理动机及成因背后的环境问题、社会问题，其目的是反省和警示，而不是为罪行开脱，更不是让犯罪份子可以逍遥法外。“弑君”是违背儒家伦理底线的原罪，是客观存在的，姚苌最终在精神上受到了惩罚，在临终时进行了忏悔，从儒家思想的框架看，他的故事善恶有报已经形成闭环结束了，但后秦还需要背负着“建国非法”的先天性缺陷，在残酷的十六国乱世中继续生存下去。“过去虽灭，其理常在”，姚苌求不得、五盛阴、怨憎会，所造的“业”就是弑君篡国、后秦“建国非法”，而“业障”则是羌人的先天文化自卑、“合法性”身份焦虑，按照《通三世论》的理论，业力仍将继续流转，还没到业火燃起的时候，接下来就要看姚兴了，看他是否能够破除业障，消解业力。
二. 业力流转
“宿命论”和“因果论”最核心的区别在于：“宿命论”是完全被动的，是只能承受而不能被改变的，但如果说前世的“业”在今世也无法被改变，无论如何“报”终归会宿命般的如期而至，那么修行就完全失去了意义，人就会走向消极。而佛教强调修行，通过今世的修行，可以消解业力，这样哪怕你前世造的是“恶业”，只要今世修行攒够了，还是可以抵消恶业，以为来世获得一个“善果”。所以佛教原旨是“因果论”，“果”是可以随“缘”改变的，是主动的，是积极的。而“业力”会流转三世，会增长，也会消解，至于它能在来世结出怎样的“果”，关键还得看它今世遇到怎样的“缘”。
太元十九年（394年）夏天，秦主苻登自六陌向废桥发兵，又一次对后秦发起进攻。十年来，类似的进攻已经数不清多少次了，但这次略有不同，因为年前（393年）十一月，姚苌病死了。现在后秦国家大丧，新主未固，确实也是个进攻的好时机。苻登根本看不起这个刚继位的新主姚兴，只笑道：“姚兴小儿，看我折杖笞他。”在姚苌的时代，姚兴都是作为太子留统后方，没什么军功战绩，与苻登这十年的“身经百战”相比，确实是个初出茅庐的“小儿”。
这一次也算是姚兴的处女战了，所以他也比较谨慎。当时后秦始平太守姚详占据马嵬堡抵御符登，姚兴派出尹纬前去救援。尹纬到了废桥占据水源，苻登的军队没抢到水源，军中渴死的十分之二三，便急着来寻尹纬决战。姚兴告诉尹纬：“苻登是穷寇，最好持重不要轻易决战。”尹纬说：“先帝登暇，人情忧惧。如果我们现在不思进取全力破敌，则大事去矣。”从这里也能看出，姚兴的军事能力确实一般，多是教条。不过他有个优点，知道自己短板，没有再拦着尹纬。结果这一战尹纬大发神威，大败前秦军队，苻登单骑逃亡。后来苻登收了残兵逃入马毛山，没多久就被姚兴带兵进一步围剿，苻登兵败身死，前秦寿终正寝。
姚苌十年都没有解决的苻登问题，姚兴继位后只花了月余功夫便彻底解决了，确实让人大跌眼镜。姚兴并不以军事能力见长，尹纬也是从后秦建国开始就一直在的元老，而废桥之战，也就是尹纬占据水源主动权后，把握好出击时间而制胜的，其中也没有什么值得称赞的高阶谋略操作，由此也可见，苻登的军事能力也就是一般水平。现在再回看姚苌时代氐羌交战十年，苻登从未建立过战略根据地，从未吸纳过新鲜血液，从未与周围其他势力（比如后凉、西燕、北魏）纵横捭阖，在胜多败少的情况下也从未将战术胜利转化为战略优势，从未对后秦造成伤筋动骨的打击，实际上就是单纯为了复仇而战，为了战而战，再没有更深远的战略意图。这也可以看出，苻登的水平就是一个平庸的猛将，甚至连需要宏观把控的统帅都称不上。而就这么一个平庸的猛将，整整缠了一个“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十年，这里边唯一的解释就是，问题根源不在于苻登有多强，而是在于姚苌的自身：姚苌弑君后的精神割裂的状态，明显影响了他的判断和决策。姚苌最后不是被苻登拖死的，而是被自己的心魔吞噬的。
在废桥之战后，姚兴才正式为其父姚苌发丧行服，即帝位于槐里，改元皇初，大赦境内，同时谥姚苌为武昭皇帝，庙号太祖。至此，上一代的氐羌恩怨，算是彻底了断，后秦终于摆脱了一个“心魔”。而之后的日子里，留心政事，平定叛乱，巩固政权，扩张发展，后秦走在常规的发展道路上。直到晋安帝隆安三年（399年），天下时局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代北草原上北魏迅速崛起，在参合陂之战中击败后燕，其铁蹄已踏入华北平原；河北霸主后燕在与北魏争霸中失利后迅速衰落，如今已是岌岌可危；南方东晋会稽王司马元显专权擅国，纵暴吴会，导致“五斗米教”孙恩起义，江东三吴八郡陷入一片混乱；而在后秦的西北，三河王吕光也称帝建立后凉，并讨伐西秦迫使乞伏乾归称臣，摆出一副坐断西北的架势。姚兴则在这段时间里趁着后燕的衰落夺取了河东地区，并向关东河南地区进军，齐公姚崇、镇东将军杨佛嵩甚至攻克了前朝旧都洛阳，并且控制了淮河、汉江以北大部分地区。总体来看，这个时期后秦是一支“潜力股”，正处于上升期，但就这个时候，姚兴做了一个惊人的决定。
隆安三年（399年）九月，姚兴以日月薄蚀、灾异屡见，降号称王，也就是去帝号改称“王”，并下诏令群公、卿士、将牧、守宰各降一等。太尉赵公旻等五十多人联合上书谏曰：“伏惟陛下勋格皇天，功济四海，威灵振于殊域，声教暨于遐方，虽成汤之隆殷基，武王之崇周业，未足比喻。方当廓靖江吴，告成中岳，岂宜过垂冲损，违皇天之眷命乎！”姚兴对曰：“殷汤、夏禹德冠百王，然犹顺守谦冲，未居崇极，况朕寡昧，安可以处之哉！”于是，便让赵公旻告于社稷宗庙，同时改元弘始。
中国封建史上自去帝号降称王这种事极其罕见。姚兴降号的起因是“日月薄蚀、灾异屡见”，就是天灾多，古代自然科学不发达，“天灾”都被看为是“天谴”，一般封建君主发个“罪己诏”，这事基本就过去了，姚兴却对自己更狠，直接削了自己的帝号。这件事初看不可思议，但放在羌人先天文化自卑、姚苌弑君原罪、后秦“建国非法”、以及姚弋仲那句祖训“自古以来戎狄未有作天子者”的框架下去看，就变的相当合理。实际上就是天灾被解读为“天谴”，再次激活并加重了姚兴内心深的身份焦虑和负罪感，所以他效仿先贤顺守谦冲，一方面可以安抚民心，另一方面这种纯儒家文化的“德行表演”，主动拥抱儒家文化的投诚态度，可以争取到更多汉人士族同情认可，淡化后秦脸上“弑君”及“建国非法”这两个标签。而更深层意义，对姚兴个人的内心来说，这不是一次纯“德行表演”，而是一种自我慰籍、自我救赎。
但在当时的外人看来，“降号”终归是一个带着政治目的的“德行表演”，所以其所造成的影响可能并不止于姚兴的初衷，不同的观众势必会有不同的解读。第一个观众是外部竞争对手。“降号”乍一看类似于“缓称王”的战略性“示弱”，可以避免被竞争者集火针对，但仔细分析一下，“缓称王”的提法是处于元末汉蒙战争时期，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等集团争夺的核心是汉人的领导权，所以谁先称王谁就被人枪打出头鸟；而十六国乱世争霸逻辑与元末有本质区别，十六国是土地、人口、资源的争夺，是各民族间生存空间的争夺，不是“帝号”（领导权）的争夺。所以说，对拓跋珪、吕光这类信奉“弱肉强食”的枭雄来说，“示弱”反而会刺激其野心进一步膨胀。第二个观众就是内部贵族官僚。首先有一点可以确定的，降号后姚绪、姚硕德也固让王爵，但姚兴没有同意，所以削藩不是姚兴降号的主要目的。其次降号以后所有公卿、将官品秩都要降一等，实际上是道德绑架所有人了，不是所有人都会心甘情愿接受的，尤其后秦的政权结构是基于羌豪构建的，而豪族大多是争名逐利的，而非克己复礼的。太尉赵公旻搬出汤武来反对，也说明了不是所有人都愿意陪姚兴这样玩的，并且赵公旻其实是代表大家在暗示：我们想追随的是一个能向汤武一样把“命”革到底的“天命所归”的人。所以说降号容易引发内部不满情绪，不利于政权稳固。哪怕是把“降号”看作是一次对贵族官僚忠诚度摸底排查，那也是一场风险极高的“政治冒险”。第三个观众的身份有点特殊：正统性的法人代表东晋。姚兴降号，其潜台词就是姚弋仲那句祖训：要尊奉晋室。如果“降号”能当作一张“投名状”，来换取晋室的封号，也就是换取一张官方的华夏文明圈子入场券，那所有的问题都解决了，这也是划算的。可惜当时东晋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了，根本没心思来关注这场“德行表演”。更何况，江东士族要给封号认证也只会给能帮他们摆平孙恩的强者、给有政治价值或有军事威胁的强者，而不会给个自逊谦冲自降等级的“示弱者”。由此可见，从实用主义的角度来看，“降号”的弊大于利，在当时的时局下算不上是一个成熟合理的政策。
从后续的事情来看，“降号”就像是一块小石头丢到大湖里，稍稍漾起了一点涟漪，却也没掀起太大的波澜，而后石头沉入水底，它并没有解决后秦“合法性”的身份困境。后秦依旧背负着“建国非法”的先天缺陷前行。接着时间又来到隆安五年（401年），这一年河北方面拓跋珪对后燕的战争进入最后的垃圾时间；南方孙恩之乱虽然也接近尾声，但桓温之子桓玄与司马元显之间的角逐进入白热化阶段；西北方最大的势力后凉，在吕光病死后，吕氏诸子争位大打出手，这也引起秃发利鹿孤、沮渠蒙逊等参和进来趁火打劫。
是年七月，后秦陇西公姚硕德受命征西，起兵六万，自金城渡过黄河，向广武逼近。后秦兵锋劲盛，河西王秃发利鹿孤率广武守军避退，后秦军长驱直入，一口气杀到后凉国都姑臧城下。后凉王吕隆遣辅国大将军吕超、龙骧将军吕邈等前去迎战，结果姚硕德大破后凉军，生擒吕邈，俘斩万计。这一战也算是威震雍凉了，战后巴西公吕佗率东苑之众二万五千来降，西凉李暠、秃发利鹿孤、沮渠蒙逊也各遣使奉表入贡于后秦。之后姚硕德进围姑臧累月，城中人心离贰，多谋外叛，吕隆大开杀戒也无济于事，终于在九月遣使请降。后秦攻灭后凉，意味着历经姚兴七年的精心经营，后秦已经由一支“潜力股”升为“绩优股”，基本具备逐鹿中原的资本了。而也就是在这个时候，姚兴遇到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人，一个彻底改变了他和后秦的命运轨迹的人——鸠摩罗什。
鸠摩罗什，其父鸠摩罗炎出身天竺望族，后来到了龟兹，娶龟兹王妹，生下罗什。罗什七岁随母亲出家，据说是聪明绝顶，才华横溢，深得般若之旨，精通大小乘教。后来吕光征西域，攻灭龟兹，便将鸠摩罗什带回凉州雪藏起来。这一藏便是十七年，直到姚硕德攻取姑臧，罗什得以被迎入长安。佛教史上把后秦攻灭后凉这一件事说成是姚兴为了得到鸠摩罗什而兴兵的，是一个虔诚的“护法王”不惜代价去追求佛法的故事。但深究一下，这个说法经不起推敲，它只是一个类似阿伽门农为了海伦而发动特洛伊战争的浪漫神话，是一种文学化、艺术化的叙事手段，并不能客观反映历史的真相。
首先，看鸠摩罗什入秦的时间线：鸠摩罗什于401年入长安，直到405年才被正式拜为国师，后秦全面开始大兴佛事，这里隔了四年。如果说姚兴是为了得到罗什攻后凉的话，那么伐凉之前他肯定已经对罗什及佛教有深入了解及并有迫切需求，在花了这么大的政治军事代价后，他应该当时就拜罗什为国师，不会再等四年。其次，从401年鸠摩罗什的状态看：罗什在凉州的十七年主要还是处于积累沉淀时期，是他学习汉语、汉文化时期，还没到他的思想学术大爆发时期，这段时间里他并没有大的有影响力的思想学术成果。吕光父子不信佛，并没有重用罗什，从没有支持过罗什从事佛教相关事业，完全是把罗什当成一个会占卜预言的方士来对待的（比如罗什曾预言吕光回凉州会有福地，预言吕光屯兵河谷会遭山洪等）。这种情况下，当时的姚兴根据口口相传的传闻，对罗什的认知很可能就是和吕光一样的，认为罗什只是一个有名气的“能人异士”而非一个“佛学大咖”。再次，从401年姚兴的状态看：姚兴继位到401年这段时间里，他的行为逻辑和治国方针都是以典型的儒家思想为框架的，看不出任何佛教对政策的影响，所以这时候的姚兴对鸠摩罗什的态度很可能仅限于好奇这个层面，对佛教的认知也仅停留在当时世俗普遍对佛教的表面认知上。所以综合这三点来看，实际上401年到405年这四年就是姚兴从好奇到接触佛教再到深入了解并最终皈依佛教最关键的四年。这反过来也说明401年的时候，姚兴最多也就是很肤浅地知道佛教，对鸠摩罗什的了解也只流于表面一些神异事迹，从一个成熟的政治家的角度看，这种程度的了解不足以兴师动众去发动一场灭国级别的军事战争。
再放眼宏观战略角度上，首先，从当时的时局看：当时内部政治斗争激烈的东晋可以忽略；北魏是最大的威胁。虽然河北还有鲜卑慕容氏残余在抵抗，北魏要完全抽身河北暂时还不行，但可以预见北魏在完全控制河北后不可能再继续南下了，南方有黄河、长江两道天险，拓跋珪就算能过黄河也绝对过不了长江，他只有先谋取荆襄上游关中的控制权才有可能对东晋形成战略优势，所以拓跋珪下一步攻略目标肯定是关中的后秦；后凉吕氏诸子内乱，是目前最好拿捏的软柿子。所以对后秦来说，现在是个稍纵即逝的窗口期，正好趁这个窗口期攻灭内乱的后凉，稳定西北后方，接下来就可以全力应付北魏，同时把天下时局打成一个新的“三国演义”。其次，从后秦的扩张步骤及凉州的战略价值看：这段时间后秦实力一直处于上升时期，接下来后秦想进一步扩张的话，北魏是个绝对的硬茬子，直接惹风险高；东晋虽然半死不活的也不稳定，但毕竟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而且从关中攻略东晋必须经过荆襄、淮北、淮南，不仅战线长不现实，还可能和北魏的前线有部分接触，再一个姚兴潜意识里是认东晋为“宗”的，不可能也没理由去图东晋；最后往凉州方向，隔壁邻居后凉目前吕光新丧，诸子争位，主昏国疑，国力极度虚弱，所以夺取凉州是当时风险最小、成本最低、收益最大的事。凉州不仅有优质战马资源，控制凉州后还可进一步控制河西走廊，甚至打通西域，可获得极大的战略纵深，以及极丰富的经济战略资源，后秦只有占据凉州才能全力对抗北魏的终极威胁，或者为将来出关东争夺天下打好坚实基础。
姚兴作为一个能把后秦带到鼎盛的君主，他首先还是个政治家、战略家，而非一个宗教狂热分子，所以说姚兴攻后凉主要还是出于地缘政治、国家利益综合考虑的战略需要。而鸠摩罗什最初只是一个灭国战争附带的顶级“文化战利品”，姚兴迎鸠摩罗什入长安时的心态，和石虎迎佛图澄、苻坚迎道安一样带着清晰的“政治目的”，是将一个“文化名人”做为“文化标签”或“文化藏品”，以用来光耀门楣、彰显德运及提高国家声望，《高僧传》说“待以国师之礼”也是十六国时期胡族君主迎请高僧的常规礼仪，并非特殊的宗教虔诚。
佛教最早在汉明帝时期传入中国，但在当时并没有广泛流传开。后来到了西晋，八王之乱、永嘉之乱导致礼崩乐坏，传统儒家思想受到严重冲击。这时期战乱不休，人不堪命，百姓生活贫苦，看不到一点希望，传统儒家规则与伦理无法解释这种苦难，形成了精神真空，佛教便在这种乱世背景下才得以在中国慢慢流传开来。但当时被文化程度并不高的底层百姓所接受的佛教，是更倾向于“宿命论”的被误信的佛教，认为我今生吃的苦是前世造的孽，是一支乱世“麻醉剂”；认为拜菩萨可以得到菩萨的保佑而转运，是一支自我“安慰剂”。401年的姚兴，对佛教理解多半也停留在这种佛教是用来“禳灾”和“祈福”的误信上，直到鸠摩罗什带来正信的佛教，才让姚兴发现佛教原来是一种高深的哲学思想。这是一次“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般的美妙邂逅：可以想象在一千六百年前的某个夜里，长安逍遥园的青灯下，姚兴在与鸠摩罗什促膝长谈间忽然顿悟，“因果业报”观终于解开了他的心结。那一刻，“众生平等”消解了世俗的华夷之辨；“修行”与“业力可转”为他父亲的弑君原罪提供了赎罪的可能；“转轮圣王”取代了儒家君主，重新构建了一个超越华夷的普世精神共主。这不正是多年来自己苦苦追寻的，可以渡越“合法性”身份困境“迷津”的“罗筏”，可以破除先天文化自卑“业障”的“慧剑”。于是，义熙元年（405年）姚兴正式拜鸠摩罗什为国师，奉之如神。
实际上前秦本来就礼佛的，后秦作为前秦的接班人，在鸠摩罗什到来之前也是有一定佛教基础的，姚兴为什么在鸠摩罗什到来之后才会如此虔诚地皈依佛教，除了鸠摩罗什带来的是正信的佛教，另一个原因就是姚兴本身文化素养与学识水平非常高，一般的僧人根本就架不住姚兴的学识水平，所以完全不能向姚兴传递更深刻的佛学知识，只有鸠摩罗什的智慧与才华，才能配的上姚兴的学识，才能启发他的思想，并让他完成精神上的跃迁。可以说姚兴天生就是为佛教而生，但需要一把钥匙去打开他，而鸠摩罗什就是他命中注定的那把钥匙。再总结起来说，就是十六国争霸史中的一次精密冷酷的地缘政治战略算计，成就了中国佛教史上最绚烂动人的一次因缘巧合。
现在“罗筏”有了，“慧剑”也有了，后秦是否就能够顺利涅槃重生了，恐怕现实未必尽如人意。隆安六年（402年），后秦在与北魏的柴壁之战中落败。这场战争的起因先是拓跋珪前来提亲，姚兴答应了，但后来拓跋珪立了慕容氏为皇后，姚兴便拒绝了婚事。之后北魏攻没弈干、黜弗、素古延等后秦藩属，秦、魏由此构隙。隆安六年（402年）二月，北魏常山王拓跋遵率军至高平，没弈干与刘勃勃（刘卫辰之子，即后来的赫连勃勃）逃奔秦州。同时北魏平阳太守贰尘侵河东，长安惊震，秦、魏之间的军事冲突已在所难免。五月，姚兴遣义阳公姚平、尚书右仆射狄伯支等将步骑四万往河东伐魏，花了近两月，攻陷乾壁。七月，魏主拓跋珪遣毘陵王拓跋顺及豫州刺史长孙肥率六万骑为前锋，自将大军继发以攻姚平，柴壁之战爆发。
这场战争的规模及影响力放在十六国诸多战争中并不显眼。尽管最终以北魏完胜收场，但看之后的后秦还可以投入如此大的人力、物力、财力从事佛事，可见柴壁之败并没有对后秦造成伤筋动骨的打击，最多只是让姚兴重新认识了北魏的战力，让后秦失去了河东这一个战略缓冲地带。后续看北魏似乎暂时也无力吞并关中，实际上战后后秦、北魏隔着黄河进入了战略僵持阶段。而此时天下大势，也进入了后秦、北魏、东晋三足鼎立的又一个“三国”时期。这时候的后秦，核心统治区包括关中、陇东、陇西及河南部分地区，通过藩属间接控制着河西走廊、川北及部分河套地区，还是非常有竞争力的。尤其是关中，阻山带河，金城千里，是中国前半个封建时代几乎所有大一统王朝（周、秦、汉、隋、唐）统一中国的始发地。
而也就是在这个时期，后秦走上了不一样的发展道路。义熙元年（405年）姚兴正式拜鸠摩罗什为国师，这是中国佛教史上最引人瞩目的转折点，佛教在中国也迎来了第一个高光时刻。此后至鸠摩罗什坐化的八年中，在姚兴的大力支持和投入下，鸠摩罗什与其门下三千弟子，翻译了来自西域的《大品般若经》、《法华经》、《金刚经》等经书三百多卷，系统地介绍了龙树中观学派的学说。而整个后秦，大兴佛事，大营塔寺，公卿以下皆奉佛，州郡化之，事佛者十室有九。长安的逍遥园成为当时汉地佛教的中心，常有大规模讲经、辩经及法事活动。姚兴也是在此时，与佛徒的思辨中提出了《通三世论》，以“三世实有”解决了佛教哲理争端，开启中国佛学“因果论”的独立进程。
佛教思想确实可以从理论上解决华夷之辨、身份焦虑等问题，姚兴也确实用这个思想武器把自己和后秦武装起来了。但也就是在大兴佛事的同时，同年七月，东晋的刘裕在军旅中崛起，在平定了桓玄之乱后，遣使于后秦，求南乡等诸郡。后秦群臣都认为这事不能答应，但姚兴同意了，理由是：刘裕讨灭桓玄，匡扶晋室，是个大英雄。之后便割南乡、顺阳、新野、舞阴等十二郡归于晋。首先看南乡十二郡的地理位置，主要位于荆北，淮汉流域一带，是后秦和东晋之间一块非常重要的战略缓冲地带，所以割南乡十二郡的影响实际上和石敬瑭割幽云十六州一样。不过石敬瑭有明确的政治诉求，要辽国支持他称帝，姚兴却没有，只是说“敬刘裕是个大英雄”。这种割地逻辑，站在一个成熟的政治家、战略家的角度看显然是不合理的。之后又有颍川太守姚平都自许昌来朝时说刘裕有寇边之志，姚兴说：“刘裕轻弱，安敢窥吾疆场”，并派杨佛嵩去淮南烧其积蓄，这里可以看出姚兴对刘裕的态度更倾向于轻视，反过来说明把割南乡十二郡看作是交“保护费”、送地买平安也不太说的过去。所以割地唯一的解释可能真的就是“敬刘裕是个大英雄”。至于为什么会敬到这种程度，还是姚弋仲的祖训“自古戎狄没有做天子的，要遵奉晋室”，以及当时华夷之辨下的羌人本身的文化自卑、后秦弑君建国的身份焦虑，在暗中作祟。那个“心魔”又回来了。这个举动的深层动机，和隆安三年“降号”如出一辙。
姚兴在这个时候已经深度接触佛教了，在他精神上皈依了佛教并找到应对华夷之辨、身份焦虑的思想武器下，仍做出这种有百害而无一利的割地举动，这就是一种知行割裂了。一方面崇佛教、用佛教，但推佛教是文化建设，是需要细水长流的，不会很快形成正反馈，所以另一方面他仍旧在继续追求那套儒家伦理价值，割地求认同。而他对于刘裕这个“寒门”出身的武夫的轻视，也是潜意识里承于东晋儒家传统的门阀等级观念。这实际上是他不知不觉又走回了当年其父姚苌错误的老路上去了。
由此可见，推崇佛教并没有如愿地破除业障、消解业力，反而长安的这一派文化繁荣的“盛世”，掩盖了后秦的内忧外患。首先是先前投靠后秦的赫连勃勃，于义熙二年（406年）袭杀没弈干，自号天王，建国大夏。接踵而来的是周边一些势力如秃发傉檀、沮渠蒙逊、乞伏乾归、仇池杨盛等反复叛服，之后的后秦，大多时不是在平叛，就是在去平叛的路上。事实上，这些势力都是典型“畏威不怀德”的，当年之所以称藩后秦，主要是靠姚硕德攻灭后凉那一战的军事震慑。而自从后秦崇佛以后，再没有人能打出当年姚硕德那样的战绩，这些势力的反叛也就在意料之中了。而为什么后期后秦再也打不出像样的战绩，就是因为有限国家资源全部投入佛教事业去了，此长彼消，军事力量就衰弱了。不断的叛乱，需要不断用兵，但军备投入有限，用兵效果自然不好，没有决定性的或有震慑性的胜利，这就导致叛乱又更多，叛乱更多又导致资源收入进一步下降，这就是一个“死循环”了，渐渐把后秦的国力掏空了。
此时这个“死循环”还是有可能打破的，学习“三武一宗”（北魏太武帝、北周武帝、唐武宗、周世宗）壮士断腕，“灭佛”即可，重新分配国家资源。但现在姚兴已经是个虔诚的“护法王”了，佛教在他的心目中已经不是单纯的一种统治工具了，而是一种“真·信仰”和精神支柱了，所以他不可能拿佛教开刀，他的做法是增加关津之税，盐竹山木都上税，这个就是动豪族的蛋糕了，也加重了百姓的负担。这样做虽然能在短时间内敛财，但动摇了后秦以羌豪为联盟的统治根基，同时引起百姓不满，也会导致叛乱增加，这是“饮鸩止渴”，让这个“死循环”更无解了。
在姚兴晚年，《晋书·姚兴载记》同样记录了一件堪比“姚苌梦鬼”的奇闻逸事。有一次姚兴在太极前殿朝会群臣的时候，有个叫贺僧的沙门忽然在朝堂上恸泣不已，群臣都觉得很奇怪。吊诡的是没人知道这个贺僧的来历，只是知道贺僧占卜比较准，姚兴待之如神，并且经常与贺僧及几个隐士宴会。这件事发生在鸠摩罗什圆寂以后。在帝国最高权力中枢，这么一个正规严肃强调威仪礼节的朝会场合下，一个来历不明的僧人可以堂而皇之地上朝并肆无忌惮地恸哭，而姚兴对贺僧放纵宠信的原因仅是这个和尚“占卜准”，这件令人瞠目结舌的事情，实际上说明鸠摩罗什去世后，就没有正信的佛教了，佛教在后秦又倒退回鸠摩罗什入长安以前那种“迷信”的状态。同时也说明了这时候的姚兴，所追求的已经不再是佛教的义理了，而是神棍、方术，已经从“尊佛”彻底沦为“佞佛”了。究其原因，实际上和其父姚苌晚年时常噩梦梦鬼是一个道理，理想与现实的脱节、佛教无法解决“合法性”身份焦虑、“知行割裂”到最后的走火入魔。
然而贺僧事件中最可怕的，还是群臣的反应，大家看见贺僧撒泼亵渎朝堂，只是觉得奇怪，却无人出来制止。由此可见，此时的所有人都已经默认并接受了正常国家秩序的崩塌，实际上也就是皇权礼仪形同虚设，国家机器及官僚系统也已失去了自我纠错及修正能力。至此，“前世”业力流转，在“今世”已经遇到了所有的“缘”并完成转化，接下来，便是待看“来世”的“果报”。
三. 来世果报
义熙十二年（416年）八月，东晋太尉刘裕从建康发兵，兵分五路，向后秦的领地许昌、洛阳进军。次年正月，晋军先后攻克项城、许昌、洛阳，至二月，晋军先锋已至关中最后一道门户潼关前，同时刘裕自将大军主力，自淮河、泗水入清河，一路西进也向潼关赶来。关中告急，而此时秦主姚泓朝会百官于前殿，面对内外危迫，君臣相泣，却束手无策。此时距姚兴病逝才刚整一年，当年轻描淡写的那句“刘裕轻弱，安敢窥吾疆场”，反过来打的却是自己儿子的脸。
“前世”所有的“业力”终于在此聚集，化作“业火”燃起。首先是当年割南乡十二郡，无论是敬刘裕还是求认同，抑或说真的是寄希望于送地买平安，现在回头去看，刘裕根本不领情，也根本没把关中这个胡族君主放在眼里。此次刘裕北伐，晋军从建康出发经许昌、洛阳、渑池至潼关，南乡十二郡保护了晋军的侧翼，并为晋军的进军提供了后勤保障，也就是说姚兴送出的南乡十二郡，直接成了刘裕北伐的跳板。这就可见姚兴执政后期的战略短视。
而割南乡十二郡的战略短视及姚兴后来对刘裕的轻视，放在当时整个天下时局里去看，更暴露出了姚兴对于这个新“三国演义”格局的严重误判。这个“三国”的格局，和汉末魏（晋）蜀吴的三国有本质区别。汉末的“三国”是一强两弱，最强的曹魏控制整个北方，吴控制荆扬，蜀汉控制四川一带，且吴蜀有唇齿关系，所以是一个稳定的三角关系，能够存在大半个世纪。而这次的“三国”，则是一个“倒三角”：先看南方的东晋，在刘裕讨灭桓玄、卢循、南燕、谯蜀后，已经完成了对东晋的重新整合，打造出一支当时战斗力最强、战斗欲最旺的部队，实际上属于最强；再看北方的北魏，北魏虽然在攻灭后燕后扩张上显得有些后劲不足，但此并非国力衰弱导致，而是他在憋大招，在为下一轮扩张蓄势，属于次强；最后看后秦，自姚兴崇佛以后，国力大衰，属于最弱。且刘裕北伐后秦，主要目的不是扩张，是和桓温北伐一样为自己篡晋积累政治资本，所以就算他攻灭了后秦，不会也不可能对北魏形成实质性威胁。这一点，在姚泓向北魏求援时，博士祭酒崔浩说得很清楚：“姚泓懦劣，国内多难，刘裕此次伐秦志在必得，如果我们阻拦，刘裕必定会转而北上攻侵，我们就会代秦受敌。我们只需要任刘裕西进，屯兵于他的东面，若刘裕克捷，会感激我们借道，若刘裕失败，我们也算是救过后秦了。而且南北异俗，就算我们放弃恒山以南，刘裕也不可能以吴越之兵与我们争守河北之地，他又怎么能成为我们的大患！”崔浩这个主意挺损的，但冷酷清晰地点明了后秦与北魏之间并无唇亡齿寒的关系，北魏完全可以放心地隔岸观火。所以说，这个“三国”，是个不稳定的“倒三角”，是一个刀子已经磨亮了的屠夫、加一个正在磨刀子的屠夫，再加一块砧板上的肉组成的“三角”，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格局，最终将转变为南北对峙。姚兴在世时，并没有正确地分析形势，割南乡十二郡有可能还为了“联晋抗魏”，但事实上他对天下时局的认知，明显还停留在攻灭后凉或柴壁之战时期，忽视了刘裕的横空出世对天下格局的颠覆，高估了北魏，低估了东晋（刘裕），所以最终只能留下一个烂摊子给儿子让他独自面对正处巅峰状态的刘裕。
这个烂摊子究竟有多少烂，内部佛事掏空了国力、朝臣没有用命的、再加上姚兴晚年屡次由其子姚弼引发的宗室内乱，后秦根本拿不出一支像样的部队来抵御晋军。而外部赫连勃勃不断地蚕食，后秦的领地也只剩下关中一隅，根本没有战略纵深可与刘裕周旋。当年攻灭后凉的那个后秦早已不复存在。再盘点一下后秦沦落的现状：朝臣没有用命的，这完全是姚兴晚年宠信贺僧之类的神棍造成的，主子遇到问题只寄希望于方术迷信，又怎能要求臣子理性思考用命；宗室矛盾，这在十六国时期是个共性问题，几乎所有的政权都会遇到，就是同时期的拓跋珪，最后也没躲过子弑父的命运，但北魏并没有因这场宗室内乱而衰弱，这说明一个强大稳固的政权，是完全可以内部消化宗室内乱带来的不利影响；至于外部赫连勃勃的崛起与蚕食，相信姚硕德若在，后秦武功足够，西凉诸胡依旧称藩于后秦，一个赫连勃勃也难翻起什么风浪。所以说，造成后秦从“绩优股”最终堕落为“垃圾股”而被历史抛弃的核心原因，就是崇佛导致的国力衰弱，朝臣不用命与赫连勃勃的蚕食是“并发症”，宗室内乱是“条件致病菌” ，当年长安的文化繁荣，只是这所有病症的“潜伏期”。而这一切最关键的转折点，就在鸠摩罗什入长安。
义熙十三年（417年）七月，潼关、武关相继失守；八月，刘裕亲抵潼关，重新调整战略部署，沿渭河向长安进军。姚泓“孝友宽和”，这本是一种传统美德，但在此情此景下却成为“无能”的代名词，成为亡国的“催命符”。他接手这么一个烂摊子，没有任何翻盘的机会，只能默默地承受。当北府军的铁蹄无情地踏过灞上的秋霜，逍遥园中的诵声梵唱显得苍白无力，这一刻，莲台上的佛祖并没有显灵，只是冷冰冰地看着刘裕掀起的业火将长安吞噬。当年姚兴“敬刘裕为大英雄”时，可曾想到自己送出的南乡十二郡成就了这个“大英雄”最辉煌的霸业；当年姚兴嘲笑“刘裕轻弱”时，又可曾想到自己的国家和儿子终成为这个“轻弱”之人加冕的最后一块垫脚石。“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鸠摩罗什在译《金刚经》时写下的谒语，成了后秦似昙花一现的文化繁荣最真实的写照。
四. 因缘和合
野心、罪孽、赎罪、挣扎、幻灭，后秦姚氏三代人，演绎了一出完整的，令人唏嘘的悲剧故事；“前世”姚苌为突破华夷之辨的壁垒，求“合法性”认证而弑君，所造的“业”是“恶业”，“弑君”的原罪、“合法性缺失”的困境成为强大“业力”继续流转了下去。“今世”是“三世论”中最重要的一世，在姚苌暴力夺取“合法性”认证失败以后，其子姚兴转而寻求以文化建设为主的平和手段来获取“合法性”认证，于是“业力”在“今世”遇到了最重要的“缘”——佛教。但事实上佛教并没有解决身份焦虑困境，佛教作为“缘”不仅没能消解“业力”，反而使“业力”增长，掏空了后秦的国力，最终作为“来世”的姚泓，没有选择，只能接受“业力”的成熟，“业火”的焚身。
华夷之辨是十六国时期所有胡族政权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大部分胡族君主通过假托中原名号、攀附谶纬祥瑞等方式来构建“合法性”叙事，以军事强权、怀柔妥协来支撑这种“合法性”叙事。而羌人潜意识里存在着“先天文化自卑”的业障，及其当时被边缘化的社会地位，放大了华夷之辨带来的身份焦虑，所以姚氏父子两代人，走向了两个极端，一个用力过猛地破坏旧规则，一个用力过猛地建立新规则，到最后却是殊途同归。姚苌晚年无法摆脱对过去的负罪感，姚兴晚年则是无法接受对未来的恐惧感，一个造苻坚像，一个拜神棍，同一个心魔以不同的表现形式折磨了两代人，拖垮了一个帝国。
理论上，佛教的教义， “众生平等”可以消解华夷之辨；“修行”与“业力可转”可以为弑君原罪提供赎罪的可能；“转轮圣王”提供了一个超越华夷的普世精神共主。但事实上，佛教作为“缘”，与“合法性”身份焦虑的业因结合，反而使“业力”增长，其中的原因，还是在于佛教若是作为统治的主要意识形态，存在先天缺陷：第一，寺院经济会动摇国本。对比后世封建君主对于佛教的宗教政策，梁武帝在崇佛以后，同样导致国力大衰，侯景之乱仅八千人马就能攻破建康，直接把这个文武双兼、南朝在位时间最长的帝王逼死于台城；反之“三武一宗”灭佛法难中的太武帝灭佛后统一了北方，唐武宗灭佛后完成了会昌中兴，周武帝与周世宗的灭佛，更是促成了后来中国的统一，这说明宗教政策是影响国力的重要因素之一。佛教的寺院经济，占土地、占人口，却不供赋役，而在农耕社会，土地、人口就是最重要的战略资源、是国本，所以从国家财政的角度看，佛教投入大、产出小，就是一件烧钱的奢侈品，只能浅尝则止，否则就是一个永远填不满的无底洞。第二，佛教的教义的“出世”性，“因果报应”、“五蕴皆空”、“慈悲为怀”、“积德行善”、“戒杀生”、“布施”等，弱化了民众的反抗意识、斗争意识，弱化了统治阶层及精英集团的“入世”进取心。这个在治世大家“不争”利于社会稳定没问题，但在崇尚丛林法则的乱世，“不争”也是一种原罪，等于自掘坟墓。关中自古就是军国主义高地，但佛教削弱了人的尚武精神，后秦在崇佛以后基本停止了扩张、姚兴的战略眼光在崇佛前后判若两人，便充分说明这一点，所以最终后秦不仅失去了争霸的决心与实力，连生存自保的能力都没有了。
而最致命一点，是佛教没有实体化的崇拜对象，并且赋予这个实体化崇拜对象于至高无上的权利或者神圣不可侵犯性。对比儒家思想至少在汉武帝以后有实体化的崇拜对象天子，基督教有教皇，伊斯兰教有哈里发。所以儒家思想能统治中国千年，欧洲虽然没有完成地域上的统一，但基督教完成了宗教上的统一，伊斯兰教也建立了强大的政教合一帝国称霸中亚数个世纪。佛教的崇拜对象是抽象的“佛”，且“众生都可以成佛”，这个先天缺陷最为致命，弱化了君臣关系，削弱了君主权威，削弱了中央集权，注定其很难被统治阶层直接利用。然而就是这个先天缺陷，后来完美地被武则天利用了，她把佛教的崇拜对象实体化了，实体化为自己，所以这也是她成功的原因之一。但武则天利用佛教和姚兴本质上不同，武则天有强力的政治铁腕作支撑，她的统治核心只是披着袈裟的儒法国家机器，她当时处在成熟的大一统王朝中，这些都是姚兴所不具备的。而且武则天实体化过头了，实体化成她这么一个个体，她的后人也不再有弥勒转身的身份，所以即使她最后没有还政李唐，武周也过不了武二代，她利用佛教只能作为一个个例，具有不可传承性与不可复制性。
总结起来说，佛教的这些特性，无法适应乱世争霸逻辑，只能作为装饰，不能作为解药，姚兴试图单纯以佛立国的策略是行不通的，这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当然，这个错不在佛教，也不在鸠摩罗什，只能说姚兴在身份焦虑被“业障”无限放大的困境下，病急乱投医，抓住了这么一根看似能救命的稻草，但它只是一根稻草，在乱世的惊涛骇浪中托不起后秦的份量。这也是时代的局限性，在十六国的乱世，只有先构建强力高效的国家机器，提高国家的核心竞争力，然后在此基础上去进行思想文化的软实力建设，北魏先行霸道再行王道，从拓跋珪起兵到孝文帝彻底汉化改革历经五代人相隔七十余年之久才完成便是一个最好的例子。姚兴的不幸就在于这种时代的错配，用一种本不属于这个时代的事物去应对这个时代的困境，这一层政治上的“因缘和合”，在“因”与“缘”相遇的刹那，就注定将是一个悲剧。
姚兴不是暴君，不是昏君，他的失败是理想主义的失败，是实用主义的胜利，仅用史家的眼光来评判，未免过于薄情残酷。但把时间线放得更长远一些看，姚兴与鸠摩罗什携手栽下的佛学理论体系种子，历经朝代变迁的风霜雨雪，于一百多后在浙江的天台山国清寺开出了名为“天台宗”的花，于两百多年后在中原腹地的嵩山少林寺结出了名为“禅宗”的果。相较于十六国时期其他胡族政权物理精神层面的双重灭亡，长安的城墙会倒塌，逍遥园的寺舍会成墟，哪怕刘裕、拓跋珪盛极一时的霸业也终成茔土，但释迦涅槃处的娑罗树永远一枯一荣地并生着，姚兴留下的文化遗产在后世真真切切、完完全全地融入了华夏文明的血脉并开枝散叶流传了下去，成为滋润一代又一代中原人心灵的沛雨甘霖。这一层文化上的“因缘和合”，让物理层面灭亡的后秦于百年后完成了精神上的终极自我救赎，这也算是对姚兴这个“护法圣王”的最后一点慰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