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系孙周兴教授2015年12月19日在复旦大学“新传播与新关系:移动城市—传播中国·复旦论坛(2015)”上的主题报告修改而成。原文载《探索与争鸣》2016年03期
摘要：我们生活在一个技术的时代,随着移动互联网的兴起,技术时代日益成为虚拟时代,虚拟化而致虚无,虚无使人自由,而以虚无为根的自由让人无法担当。在技术时代,人类生活世界产生巨大的变化。原子弹造成的历史虚无感、生活世界里词与物的萎靡和消逝、货币/金钱的虚拟化及其对人类精神/心性的虚无化,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本驱动力是现代技术,正是现代技术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工商业(资本社会)导致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巨变。今天的人类生活可以概括为三点:普遍同质、质感丧失和判断失据。
关键词：虚拟;虚无;技术时代;人类生活;词与物;
当下,似乎大都数人的生活都离不开互联网。哲学的一个重要作用就是对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世界加以反思,因此,互联网技术时代的人类生活便是哲学绕不开的一个话题。我的基本想法大抵如标题所示:技术时代日益成为虚拟时代,虚拟化而致虚无,虚无使人自由,而以虚无为根的自由让人无法担当。
技术“三大件”的严重后果
20 世纪真是一个奇怪的时代。1900 年德国哲学家尼采去世,丢下一句狠话:上帝死了。我们今天讲虚无,讲虚无主义,必须跟尼采联系起来。尼采的“上帝死了”已然构成一个标志性事件。直到今天,人类的精神世界依然是按照他这句话来运行的。尼采这句话如今已经是老掉牙了,意思其实也特别简单:旧文化不行了,人类文明进了一个新时代。在欧洲,旧文化的核心是哲学和宗教(基督教)。在尼采生活的时代,哲学和宗教已经不能有效组织欧洲人的精神生活和社会生活了。它们虽然依然存在,但力量大减,对当下生活的影响越来越小,其未来性逐渐丧失。这样一种形势和境况,尼采称之为“虚无主义”。
然而我们也看到,就在1900 年,欧洲哲学和科学开始强劲反弹,出现了像胡塞尔、弗洛伊德这样的大人物,出现了一举改变20 世纪人文科学样态的新哲学(现象学)和新科学(心理分析学),胡塞尔的《逻辑研究》和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都是1900 年出版的。但再来看2000年吧,世纪之交,而且是千年节点,当时我住在德国,我是很期待的,心想2000 年太重要了,比1900 年更加重要,肯定会出现一些伟大的人类文化作品,然而令人失望的是,2000 年什么也没有出现,在人类文化史上没有留下任何伟大的东西;我们只等来了两件东西,一是美国总统克林顿和莱温斯基的艳情故事,二是男人们用的壮阳新药伟歌。这两件事当然很重要,请高度关注这种变化,这大概是人类作为类的没落之始。
延续2500 年左右的旧文化为何就不行了?人们罗列过种种理由,提出过各种各样的解释,但根本的理由其实只有一条,就是技术工业的发展,即资本主义的兴起和发展。资本和货币的权力凸显,人类精神价值的等级体系被敉平了。
如果说19 世纪之前以大机器为特征和基础的技术工业还是初级阶段,那么,20 世纪现代技术的加速发展则更加惊心动魄,对人类生活的改变可谓彻底。世界开始加速运转起来。尽管有冷战时代的阻碍,但以西方技术文明为主导的全球化浪潮终于成功席卷世界各民族。现代技术的进展似乎体现了一种有序的节奏。在20 世纪早、中、晚三期,相继出现了“三大件”,即早期(前三十年)的飞机,中期(中间三十年)的电视,晚期(后三十年)的网络,这“三大件”从根本上改变了人类物质环境和精神生活。而且三者本身就是一个由实到虚的虚拟化序列。它们在20 世纪的进程中渐次地、不断加强地改造和重塑人类生活和人类经验,使人类的时间观、空间观、距离感、美感、视觉和图象经验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20 世纪技术“三大件”,带来的后果很严重。有的后果和效应尚未完全显现出来,故还有未知成分。而当代人类生活的基本特征已经显现,可以表达为:高风险、虚拟化。
原子弹:绝对的虚无主义
贝克、吉登斯等学者把现代社会称为“风险社会”,但历史上哪个社会不是风险社会呢?哪个时代没有风险呢?为什么单说我们时代是“风险社会”呢?我想,我们时代之所以被叫做“风险社会”,是因为自然风险占主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虽然我们对当代风险社会有各种各样的界定和描述,但有一点大概是明确的:风险结构变了,由自然风险占主导逐渐变成了人为不确定性占主导。因此,归根到底还是一个技术工业的问题。人为的不确定性甚至可以概率化,比如飞机失事,我们被告知飞机从概率上讲是最安全的交通工具,但日益紧张的国际政治局势加大了飞行的人为风险,概率果真能让我们心安吗?
飞机还不是最要紧的,20 世纪最大的风险来自核武器(原子弹)技术,这源自著名科学家爱因斯坦当年给罗斯福总统的一个建议。罗斯福开始组织科学家做这项研究,但他本人没能看到原子弹爆炸,是他的继任者杜鲁门下令使用原子弹的。原子弹对于人类意味着什么?有一种观点认为,原子弹固然给人类带来危险,但因其震慑作用也给人类带来了和平,所以未必是一件坏事,也未必可怕。
这是一个相当流行的观点,但实在不值一驳。你不能因为我们头上有一把剑,它还没掉下来,好久好久都没有掉下来,所以认为它是安全的。况且,实际上它已经掉下来过了。1945 年8 月6 日,它掉在了日本广岛。当日8点16 分,相当于两万顿TNT能量的原子弹在600 米上空爆炸,6000 多度的温度把一切化为灰烬,冲击波使所有建筑摧毁殆尽,强烈的光波使成千上万人双目失明,近20 万人丧生。要知道当时的原子弹还是初级的,现在的核弹就更厉害、更恐怖了。
广岛原子弹震惊了海德格尔的弟子、德国哲学家安德斯。五年后他断言:“1945 年8 月6 日人类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从这一天起人类具有了彻底灭绝自己的能力。”[1]在安德斯看来,核武器的产生意味着人类已经无法驾驭自己的产品,它代表了一种“绝对的虚无主义”。原子弹就是世界、人类和时间的终结。现代技术对人类有组织的毁灭,技术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世界将成为一个“没有人的世界”。
让我们注意安德斯的提法:“绝对的虚无主义。”此说当然与尼采的虚无主义诊断相关,但安德斯把它与现代技术关联起来了,认为现代技术的终极后果是“没有人的世界”。今天我们看到,他这个说法恐怕正在实现过程中。作为自然物种的人类正面临双重威胁,即人类自然力的加速下降和高智能机器人的出现。一方面是人类自然力的下降,这在人类繁殖能力方面体现得尤为明显。农业化肥及除草杀虫剂中的有毒物质,装饰材料及塑料制品中所含某些化合物,以及让动物快速增肥的饲料,使人类及动植物赖以生存的土壤、水源、食物和空气受到污染,从而直接或间接地危害了人类的生殖能力。世界卫生组织联合25个国家33 个研究中心组织的一次调查则显示,全世界的不孕症患者人数为5000 万至8000 万,发达国家约有5%~8% 的夫妇受到不孕症影响,部分地区的不孕症患病率高达30%。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人类虽然存在,但恐怕不再是作为自然物种的存在了。另一方面是高智能机器人的出现。在伦敦举行的2015 年Zeitgeist大会上,著名科学家史蒂芬 · 霍金再次发出警告——未来100 年内,人工智能将比人类更为聪明,机器人将控制人类,现在不是担心谁控制人工智能的时候,而应该担心人工智能是否能被完全控制住。未来100 年中,人类将面临比人类更聪明的人工智能的挑战。霍金此前也曾发出警告,他称人工智能可能终结人类。这虽然是尚未证实的预言,但足以让我们警醒。
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固然可以表达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联盟的胜利,也可以表达为人类正义的胜利,等等。这些说法当然没错,但实际上是不够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根本上是现代技术的胜利,是原子弹的胜利。当时德国和日本都已经开始研制原子弹,但美国抢先了一步。当年如果让德国和日本率先研制出原子弹,估计世界历史就得改写了。
原子弹表明的是,人类政治统治时代的结束和技术统治时代的到来,这才是核心所在。什么叫政治统治?现在大国领导人讨论一下,说现在技术进展太快了,比如手机,我们慢慢搞,别两三年一换,十年二十年换一代,如何?这种讨论是政治讨论,但如今基本成了无效的讨论。政治家若做出这样的政治约定,那么后果只可能是:下岗或者不被理睬。技术和资本已经掌握了整个人类生活的节奏,从根本上决定了人类命运。
词的消失与物的变异
前面讲了,原子弹、氢弹等现代武器不单可能构成对人类的屠杀和毁灭,也标志着人类历史进入了另一个阶段:技术统治时代已经到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技术统治已经高于政治统治。同时,人类生活世界也产生巨大的变化。其中最根本的变化可以表达为:词的消失与物的变异。
词与物是民族文化世界(生活世界)的基本元素和基本意义载体。要理解一个民族文化世界,关键在于理解它的词与物。而在今天,以现代技术为基础的全球化进程正导致词的消失与物的变异。
词的消失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其一,纸媒体大面积溃败,越来越被电子媒体所占领和替代。这个速度太快了,以我本人为例,过去十几年中,我的专著印量降低了约十倍。其二,方言以及方言艺术急速崩溃,比如,我大概属于最后一代听得懂老家绍兴三种戏(绍剧、越剧、莲花落)的绍兴人了,这当然也是词的消失的一种。其三,世界各民族语言被整合、被同化,直至消失,在不远的将来,世界上现存五六千种语言大部分将不再存在,估计只会留下若干种通用语言。
另外就是物的变异,同样惊心动魄。物大概有三类,有自然物与人造物之分,而人造物可分为手工物与技术物。现代占据城市生活的物主要不再是自然物和手工物了,城里人已经很少跟自然物接触,甚至也越来越少跟手工物接触了,我们面对的是技术工业的产物,即千篇一律地、普遍地被加工和制造出来的“技术物”。手工物与技术物是大有分别的。手工物是身体与自然的直接关联的结果,而技术物则抽离了身体要素;手工物当然也是按一定程式做出来的,但仍不失随机偶然的个别性格,而技术物则是完全按机械的严格性被批量生产出来的,是漠然无殊的;手工物是具体的、饱满的、真切的、温暖的,而技术物则是抽象的、生硬的、乏味的、冷酷的。简而言之,我的意思是说,手工物是承载意义的,是通过身体做事而在生活世界中呈现的,它们是我们生活世界的一部分,是跟我们的生活世界贴切的,它承载着我们的生命经验,双手的感觉、身体的温度、心灵的记忆,等等;但技术物则把意义敉平了,已经无力承担生活世界的基本意义元素。如今与技术物的巨量相比,承载意义的手工物越来越稀罕,渐趋湮没。
在自然物、人工物、技术物三者之间,表面看起来手工物似乎更接近于技术物,但其实,它更接近于自然物。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手工物跟自然物一样,是有个体性和差异性,两者合起来可称为“殊异性”,是可经验的——经验的前提是经验对象具有个别性和差异性;而巨量的机械制品(即技术物)则千篇一律,失去了个性和差异性,即殊异性,因而会使我们的经验落空,或者说让我们的经验“空转”,我们的经验不知道如何落地了。无差异之物让我们无可辨认。这是一个最根本的区分。另外还有一点关系到空间,自然物、手工物与技术物在空间上也是有差别的,与自然物和手工物对应的是亚里士多德意义上的原始的具体空间,一个物就有一个具体的位置、一个具体的空间;而与技术物对应的则是近代物理学意义上的技术抽象空间。这一点说来话长,极为复杂,限于篇幅,只能点到为止。
技术物的虚无性还表现在今天生活世界的普遍电子化。我们已经不再生活在由自然物和人工物构成的自然世界里面,我们更多地生活在由技术物构成的技术世界里,甚至更应该说,我们已经生活在一个电子世界里。在电子世界里我们会有虚无的恐惧感。大概十几年前,我刚开始用电脑的时候,是经常会有一种恐惧感的。我在电脑上写字,实际上是写在一种被称作电子的物质上面;当我把电脑关掉时,写下的字也消失了,但我经常会担心明天重开电脑时这些文字——这些电子——还在不在。我是农民出身,农民喜欢拿得住的结实的东西,但现在我们却难有这种结实感,而更多地有了虚拟感和虚无感。这种感觉听起来蛮可笑的,且不去说它;更可怕和可恨的是有时候真的丢失了什么。电子化世界是高度虚无的,相信读者诸君也都有过类似的经验。
金钱的虚拟化作用
还有一个问题是金钱或货币。金钱或货币的本质是什么?日常生活中人人都在使用金钱,人人都喜欢钞票,我们就这么用着、喜欢着,但未必深究之,未必能理解金钱的本质。人们一般把金钱视为一种用作交易媒介、储藏价值和记账单位的工具,是专门在物资与服务交换中充当等价物的特殊商品。在人类历史上,金钱大致经历了从金属货币向纸币的转变,在今天更是通过银行转账系统和互联网金融而被电子化,金钱进一步失去了实物性而成了功能本身。这种转变同样可以被理解为一个“虚拟化”过程——所谓“虚拟化”就是形式化、无实质化。货币(金属货币和纸币)本来就是对实物的虚拟,互联网金融则是对货币的虚拟。这是我的一个基本判断。
对金钱或货币讨论得最多的哲学家,应该是马克思和西美尔。马克思关于金钱所做的经典规定是:“钱是从人异化出来的人的劳动和存在的本质;这个外在本质却统治了人,人却向它膜拜。”[2]西美尔关于货币的思考看起来更具哲学性。他认为,货币在最纯粹的形式上代表着纯粹的交互作用,货币成了“人与世界关系的充分表达”。在此意义上,西美尔试图发展出一种把货币当作“人类社会中的经验之中介”[3]的现象学。关于货币的本质特征,西美尔指出如下三点:
第一,货币本身的功能化。货币本有实物与功能双重本性,但在现代社会中,货币的功能化倾向越来越大,货币的实物性已经渐趋消失,从金属货币到纸币,到今天金融时代的电子货币,它的功能化性质越来越大。什么叫功能化性质越来越大呢?实际上是越来越虚拟化,货币本身没有了实物特征,货币本身就是功能了。
第二,货币的量化和平均化特性。货币是“一切价值的公分母”。货币最直接地而有效地实现了社会价值平等的诉求。我认为这是一种进步。以前在传统等级社会里面,我们要通过宗教、政治等手段来实现我们个人的平等要求,货币的出现让我们有这种直接实现平等的可能性。
第三,货币是绝对的手段,也成为绝对的目的。现代生活中神性- 形而上学性消退,以货币为象征的工商主义精神占据统治。欧洲资本主义(资本市场)的产生是跟宗教的崩溃同步发生的。货币本身成为目的了,人们为了赚钱而赚钱。我们一般这样来表达:货币成为现代社会的宗教。
西美尔围绕货币展开的关于“物化、客观化、异化”显得比马克思更为公允些。西美尔认为,物化和客观化是文化成熟的标志,意味着人类劳动和知识等超越了个体的人的局限,比如说经济价值使主观价值客观化,而金钱是经济价值最物化、最客观化的载体。又比如财产转移和更替方式。从前人类的财富转移方式有二,一是抢劫,二是赠送,赠送比较文明,抢劫当然是不文明的;但西美尔说:交换比抢劫和赠送更客观化也更文明些（本文由慧田哲学推送）。在他看来,客观化程度意味着文明发达的程度。货币承载和关联着千差万别的事物和社会阶层,使它们日趋平均化,从而导致社会文化价值的量化、世俗化和理性化;同时货币又最大程度地保持和促进了个人自由和个体性的发展,经济-文化上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与货币经济的兴起和发展齐头并进。概而言之,货币使人与人的关系客观化,从而保证了个人自由。
我完全赞同和欣赏西美尔的上述观点,以为是公允之论。但另一方面,物极必反,现代文化的极端物化和客观化又对精神生活/ 主观世界构成了伤害和威胁。人类几千年辛辛苦苦构造起来的文化价值秩序由此被摧毁掉了,被完全客观化了,主观世界受到了伤害。西美尔也说,商人赚钱后仿佛自由了,但常常处于食利者那种厌倦无聊、生活毫无目的、内心烦躁不安,于是只好竭力使自己忙碌起来,变成赚钱机器(这里的考虑完全是叔本华的悲观主义逻辑)。“因为货币所能提供的自由只是一种潜在的、形式化的、消极的自由,牺牲掉生活的积极内容来换钱暗示着出卖个人价值。”[4]
人的自由及其限度
上面我们讲了原子弹造成的历史虚无感、生活世界里词与物的萎靡和消逝、货币/ 金钱的虚拟化及其对人类精神/ 心性的虚无化。我们认为所有这些现象的根本驱动力是现代技术。正是现代技术以及以之为基础的工商业(资本社会)导致人类精神文化生活的巨变。技术时代的人类生活可以概括为三点:
其一,普遍同质。在技术工业席卷全球的今天,人类正在进入普遍同质状态。无宗教感或无神圣感是这种“普遍同质”的另一种描述。其后果是:传统等级价值和人伦关系法则松动,价值秩序趋于紊乱,可交换性成为唯一可靠的尺度;在制度面上由表现为充分保障个人自由的民主制被普遍采纳。这是19 世纪中期以后的社会文化大变局的结果。
其二,质感丧失。现代技术的虚拟化进展使人类生活失去了质感,生活主体正在被现代技术虚拟化、空心化,变得无所依托和无可把持。生活中已经没有了稳靠的东西。我们经常会处于一种状态,不知道把自己的手往哪里放,不知道去触摸什么。我相信,这种恍惚状态是以前的人类所没有的,甚至我小时候也还不是这样。但现在我们失去了这种可把握性,失去了稳重的质感。构成我们的生活和表达的元素(文本、话语的意义)被动摇了,意义漂移,变得飘动不居。
其三,判断失据。在全球化、多元文化的时代里,一方面是价值多元与价值平面化,另一方面则是个人自我认同/ 同一性确认的困难。一方面是判断和决断的自由,另一方面则是无力自决、无力判断。今天我们个人做判断和决断,可以说是前所未有地自由。眼下中国正在推进和深化各种改革,虽然还有公共讨论的许多限制,但当下中国人大概是历史上最自由的——这恐怕还不是拜政治所赐,而是拜技术和资本所赐。但我们的判断却并不容易,多半失去了依据。今天我们经常持有多元立场,而多元立场往往等于无立场,因为多元立场必致自相矛盾。我们经常会处于国家主义、全球主义、民族主义、个人主义等原则的冲突和矛盾中,从而导致判断失据。
上述三点都可以视为“虚无化”的表现。然而,这种“虚无化”并非全然是一个否定性判断。我自己算是一个“虚无主义者”,但肯定是尼采意义上的“积极的虚无主义者”。自称为“积极的虚无主义者”的尼采宣称:上帝死了,没人管我们了,我们就像沙滩上的裸奔者,无拘无束,奔向自由的大海。“虚无化”意味着个体自由的无限放大,但以“虚无”为根的自由也让人难以承受。“虚无化”更意味着人类自然性的萎缩和沦丧,而这恰恰构成个体自由的限度,甚至人类作为一个类存在的限度。
参考文献
[1]安德斯,范捷平译.过时的人(第一卷).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8.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448.
[3][4]西美尔,陈戎女等译.货币哲学.北京:华夏出版社,2002:4、32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