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冯忠利
清明前后，风里还裹着一丝凉意，姨姥家院子前那棵老榆树已经挂满了一串串嫩绿的“铜钱”。
我踮起脚尖，伸手撸下一把，塞进嘴里，甜丝丝的汁水在唇齿间溢开，越嚼越香。
这是春天赐予邢西山里人的第三道鲜味——继小蒜炒鸡蛋的辛辣、香椿芽拌面的浓郁之后，榆钱饭以一种朴素到近乎寡淡的姿态，被端上了餐桌。
姨姥站在院门口，看着我狼吞虎咽的样子，笑了：“慢点儿吃，没人跟你抢。”
她转身进屋，翻箱倒柜找了半天，出来时手里端着一只搪瓷盆，盆底薄薄地铺着一层玉米面。
“就剩这点儿了，还是去年秋天你姨从城里捎回来的。”她叹了口气，“搁在以前，这算啥稀罕物件？现如今，倒成了宝贝。”
我望着那层细碎的玉米面，忽然觉得喉咙里那一把生榆钱，咽不下去了。
著名作家刘绍棠在文章中写过：“我自幼常吃榆钱饭，现在却很难得了。”
“小时候，年年青黄不接春三月，榆钱儿就是穷苦人的救命粮。杨芽儿和柳叶儿也能吃，可是没有榆钱儿好吃，也当不了饭。”
青黄不接——这四个字，今天的年轻人大概已经很难理解其中蕴含的饥饿与惶恐了。
但在邢西的山沟沟里，在老一辈人的记忆深处，那是一段刻骨铭心的日子。
农历三月，上一年的粮食吃完了，地里的庄稼还没熟，正是最难熬的光景。
榆树偏偏在这个时候开花，一串串形似铜钱的花朵，仿佛老天爷特意留给穷人的一点口粮。
姨姥指着那棵老榆树让我看。
我这才注意到，树干朝南的一面，有大半截树皮被剥去了，露出灰白的木质，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树皮早已长出了新茬，边缘卷曲着，但被剥过的那一片始终光秃秃的，寸皮不生。
“上世纪三年自然灾害的时候，”姨姥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一件很久远的事，“村里能吃的树皮都剥光了。
这棵榆树命大，剥了一半，活下来了。
人也是，吃榆树皮、榆钱儿、杨树芽儿、柳叶儿，这才熬过来了。”
她没有细说那三年是怎么过来的。
有些苦难，经历过的人反而不愿多提。
但我知道，在那个饥饿的年代，榆钱儿不只是春天的鲜味，它是救命的东西。
没有它，很多人家撑不到麦子黄梢。
我小时候也吃过榆钱饭，但不是为了充饥，而是贪嘴吃鲜。
每年春天，跟着姨姥捋榆钱，是雷打不动的节目。
她挎着柳条筐，我扛着竹竿，走到老榆树下。
低处的枝桠，她踮踮脚就能够到；高处的，要用竹竿敲，榆钱便簌簌地落下来，像下了一场嫩绿的雪。
捋满一大筐，背回家去，姨姥就开始忙活。
她的做法跟刘绍棠笔下描写的一模一样：九成榆钱儿搅合一成玉米面，上屉锅里蒸，水一开花就算熟，只添一灶柴火就够火候儿。
然后，盛进碗里，把切碎的碧绿白嫩的春葱，泡上隔年的老腌汤，拌在榆钱饭里。
那种味道，我至今忘不掉。
榆钱的清甜裹着玉米面的粗粝，老腌汤的咸鲜激出春葱的辛辣，几种味道在舌尖上打架，最后奇妙地融合在一起。
吃一碗，肚子里暖烘烘的，浑身都有了力气。姨姥说，这叫“哄饱肚皮”——不是真的饱了，是心里觉得饱了。
可是今年，当我再次站在老榆树下，却发现很多东西都变了。
姨姥家灶台上的玉米面见了底。
村里的小卖部早就不卖玉米面了，家家户户每天的主食不是米饭就是白面。
偶尔有人磨点玉米面，也是熬粥喝，当个稀罕。
没有人再拿它掺榆钱蒸饭了——因为没有人再需要靠榆钱饭来“哄饱肚皮”了。
我跑了大半个村子，也没借到一把玉米面。
年轻的主妇们茫然地看着我：“榆钱饭？那玩意儿谁还吃啊？”年纪大些的婶子倒是知道，但家里也没有玉米面。“早就不磨了，”她说，“现在谁还稀罕那东西，喂鸡都不一定吃。”
我只好拎着一筐榆钱回了家，洗干净，生吃。甜的，还是甜的，但总觉得少了点什么。
少了玉米面的粗粝，少了老腌汤的咸鲜，少了春葱的辛辣，少了一灶柴火的温热。少了那些东西，榆钱就只是榆钱，不再是榆钱饭了。
我忽然意识到，我正在跟榆钱饭做最后的告别。
这不是矫情。一个时代的结束，往往不是轰轰烈烈的，而是悄无声息的。
就像榆钱饭，它不是被人宣布“淘汰”的，而是在不知不觉中，退出了人们的餐桌。
当玉米面从主食变成稀罕物，当榆钱从“救命粮”变成尝鲜的零嘴，当蒸榆钱饭的手艺只在七八十岁的老人手里还能见到——这道食物，就真的走到尽头了。
我查过资料，榆钱饭的历史有多久，没有人说得清。
但可以肯定的是，它伴随着中国北方农民，走过了无数个青黄不接的春天。
从饥荒年代到困难时期，从人民公社到包产到户，一代又一代人，靠着这碗饭熬过了三月，等来了麦收。
它不只是一道食物，它是一部饥饿史的见证，是土地给予穷人的最后一丝慈悲。
刘绍棠写榆钱饭的时候，已经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那时候，他吃榆钱饭已经不是为了充饥，而是“为了尝鲜”。
他在文章里感慨：“我之所以十分怀念榆钱饭，并不是因为我在饥饿年代用它填过肚子，而是因为榆钱饭是我童年时代最美好的记忆之一。”
但即便是刘绍棠，大概也没有想到，不过几十年工夫，榆钱饭就真的成了记忆。
不是他一个人的记忆，而是一整代人的记忆，并且正在随着那一代人的老去，渐渐变成纸上的文字、口头的传说。
姨姥今年八十三了。她说，村里会做正宗榆钱饭的人，一只手数得过来，都是跟她差不多岁数的。
“等我们这批人走了，”她指着老榆树说，“这树上的榆钱，怕是再没人蒸成饭了。”
我站在老榆树下，仰头望着满树“铜钱”。阳光透过嫩绿的翅果洒下来，碎金似的落在脸上。
我想起小时候，姨姥一边捋榆钱一边教我唱的童谣：“榆钱儿，一串串，娘蒸饭，爹锄田，娃娃吃了不饿肚，盼着麦收吃好面。”
如今，好面天天吃，娃娃们却再也不会唱这支歌了。
他们不知道榆钱能吃，不知道什么是青黄不接，不知道一碗掺了玉米面的蒸榆钱，曾经是无数人活下去的希望。
这当然是好事。没有人应该为食物的消失而悲伤，因为食物的消失往往意味着饥饿的远去。
但我觉得，我们仍然应该记住榆钱饭，记住它背后的故事。不是为了怀旧，而是为了知道——我们是从哪里走过来的，我们的祖辈是靠什么撑过那些日子的。
姨姥说，明年春天，她要把蒸榆钱饭的手艺教给我。我说好。虽然我没有玉米面，虽然我大概也不会经常做，但我还是想学会它。
学会怎么把榆钱和玉米面搅匀，学会怎么看准“水一开花”的火候，学会怎么切春葱、泡老腌汤。
学会这些，不是为了吃，而只是为了记住。
榆钱饭可以告别餐桌，但不能告别记忆。
它是邢西春天的第三道鲜味，更是一个民族走过饥饿、走向丰足的活着的见证。
当最后一碗榆钱饭被端上餐桌，当最后一位会做榆钱饭的老人离去，我希望还有人记得——在邢西的山沟沟里，在春天的老榆树下，曾经有一种饭，叫榆钱饭。
它不金贵，不好看，甚至算不上美味，但它养活过一代又一代人。
它，榆钱饭，值得被记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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