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天，两年的高中结束了，于是，走进了全球最大的一所大学——农村，与当时中国的大部分中学生一样，汇入到了上山下乡的大军里，接受了贫下中农的再教育。
既然是再教育，不过学校在哪里？谁是老师呢？
因为“大革命”，高中毕业在寒冷的冬季，告别了那个没学多少东西的中学，背着行囊，来到了下放所在地。
我下放的地方在皖北一个农村的农科站。这个农科站，实际也是个知青安置点，一条雷河，把这里几百亩土地与大队的其他几个生产队隔开了。具体位置在青龙山火车站东南约三、四公处、淮北选煤厂南侧、梧桐大道西三、四公里处、符夹铁路北侧。到了跟前一看，感觉挺好，这个知青点建有一座青砖砌墙的二层小楼，楼上楼下各有七间房子，后来知道，因资金不足，楼板是用“白腊条”扎成捆做的，再用水泥抹平，所以走在二楼上，感觉楼板有点弹性。这在淮北平原的乡下，也算是一道风景线。
到了这里，没有敲锣打鼓夹道欢迎，也没谁把我的到来当回事——人来人往都习惯了。在队长的安排下，走进楼下的一间房子，这屋有四个床铺，已经有三个人住进来了，后来知道，这里有知青，有当地村民，也有逃荒到这里投亲靠友的外乡人。进屋后，在靠门旁的一张床上安顿好铺盖卷，开始了接受再教育。
第一堂课是拾粪。
不知道什么叫拾粪吧？告诉你。就是背着一个粪箕子，拿着一个粪扒子，到野外去漫无目的地寻找人、畜的粪便，扒到粪箕子里，背回来再堆积起来，捂上、然后发酵，最后当肥料。
天还没亮，我们便三三两两地出去寻找战果了。初来乍到，不得要领，加上眼睛近视，连着几天，基本没什么收获。知青里有收获颇丰的，是个女的，平时就有点像个假小子，有点大大咧咧，一天，她穿着蓝色大棉衣，戴上棉帽子，天不亮时钻到一个男厕所里，在那里扒粪，看到有人进来，她也装模作样地蹲着，趁着昏暗，扒了半粪箕子“战果”回到了农科站，后来是她自己当个笑话说出来。我的成果始终不大，队长天天用异样的眼光看着，有时候旁敲侧击，有时候也说说风凉话，我权当听不见。看我实在不能干这个，队长又给分新的工作：起粪，就是把牛棚后的牲口粪便从大坑里翻出来。到这里，没办法，那就干吧，跳到粪坑里，一锹一锹地往上翻。这是又臭、又脏、又重的活，半天下来，浑身如散了架，全身又酸又疼，一天下来，皮肤过敏了，奇痒无比，怎么好的，不记得了，也许是年轻，恢复的快吧。
在这个农科站，还真进行过农业科学研究。
安徽农业大学几个师生带着袁隆平教授的杂交水稻技术，到这里进行试验，教当地农民新技术，那时就知道了杂交水稻这回事。研究是他们的事，插秧是我们的事，一天下来，腰酸背痛；到了六月初，收麦子了，拿着个镰刀，跟着村民、先来的知青，面朝黄土背朝天，在毒辣辣的太阳下收割小麦，几天下来晒掉了一层皮；后来转到种棉花的一个小组，这也不是轻巧的活，为了药效，打农药时要在一天中最热的时段。亲眼看见过村民、知青农药中毒、中暑的事件，见多了，也就习以为常。其他农活也干过，像什么除草、浇水、耙地、犁地、运庄稼等，有时候也在放工的时候骣骑马回驻地，没有马鞍子、没有辔头，抓住马鬃，一翻身就可以坐上马背，得意洋洋地回到驻地。
有了这些亲力亲为，更加体会到了“粒粒皆辛苦”。
白天在地里干活，晚上常在房间里学“五十四号文件”——打扑克。农科站的站长姓朱，农业生产是把好手，还会山东快书，偶尔打一下铜质月牙板，扑克打的也挺好的，时常与他在一起玩。
副站长也姓朱，喜欢杯中物，记得一天晚上与他用一根大葱沾着大酱，两人喝了大半斤山芋干子酒，打嗝时窜出坏山芋的味道，这味道说不清、道不明，诗人李白曾说“三杯通大道，一斗合自然”，估计不是这种酒。
偶尔晚上在牛棚里给当地农民读过小说，书名是什么，早忘到九霄云外，当地村民也当成了莫大的精神享受。
这个学校教会了我吃苦不怕苦，受罪忘的快的品质。在后来的岁月里，什么艰难困苦再也没了感觉，《红灯记》里李奶奶一句台词是可以借用的：“有这碗酒垫底，什么酒都能对付”。
在这个“学校”里，还有我人生中的重大收获，认识了生命中的另一半，有点像歌曲《小芳》的意境 ，不同的是，她也是知青，在那个蹉跎岁月里，是她“伴我度过那个年代”，“多少次我回回头看看走过的路”，也是她，使我在黑白的世界里，看到了彩色的希望，从而影响了我的一生。
这个学校还教给了我很多、很多。但，这就是我今后的生活吗？就是我今后的出路吗？站在似乎在不大的、混沌的十字路口，看到了不长的胡同尽头，那养牛的老人就是今后的我吗？那驼背的老农就是我的明天吗？
时间长了，偷懒、躲滑、装病这些摆不上台面的事也发生过。
好在“飘风不终朝，骤雨不终日”，在七十代年末，终于招工回城了，然后又读书，成家立业，现在安度晚年。
回眼望，那个知青点，真是个好学校，有了那碗酒垫底，真的应付了人生中的好多坎坷、挫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