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4年年底，《酒城新报》还叫《泸州广播电视报》的时候，一天心血来潮，把我写的一篇叫《回成都》的文章发给了该报，内容是没有成渝高速公路和有了成渝高速公路后，我两次春节乘车回成都的对比变化。或许是契合了春节这个主题，《岁月留痕》版编辑高焕平老师把我的文章登载在该版上。
大概半年后，在文友刘志怀老师家，我第一次见到了高焕平老师。他中等个子，身体结实，对人和气，说话声音洪亮，一说一个笑，给人们带来许多欢乐。他原来在四川石油管理局一个下属单位工作，当得知我也是四川石油局另一个下属单位的，也是从事医务工作时，他很高兴，以后逢人便说，小刘和我是一个单位的，我们是同行！
后来才知道，高编辑看文不看人，有很多像我一样的本土作者，投稿之前和他不认识，是作者的文字达到了用稿水准，与高编辑进而相识相知，编者和作者结缘，许多作者将高编辑视为良师益友。
右起笫四人是高焕平编辑。
后来，我投稿的《水果市场奇遇记》、《放生记》、《夸夸泸州气象台》等文章先后登在《酒城新报》高编辑负责的《岁月留痕》和《百姓茶话》上。今天，我时不时的能够写点东西，与高编辑当年的肯定和鼓励是分不开的。
草根文友们都简称他为“高编”。喊他“高编”，他总是乐呵呵地答应。记得那年，第一本《泸州本土文学作品选》发行仪式落下帷幕，文友们意犹未尽，《信周刊》的美女编辑庞音请客，二十余人下午相约去龙透关一个叫“水月槛心”的茶楼喝茶，中午都喝了一点酒，落座不久有人喊着要唱歌。先请高焕平编辑唱，微醺的高编，思绪瞬间飞回他当了六年知青的悠悠岁月，在贫困山乡为温饱拼命挣工分的辛酸涌上心头。虽然他面带微笑唱着《知青之歌》，眼角却分明有泪光闪烁。一曲歌罢，文友们嚷着要他“再来一个！”他说再唱首幽默的，一扫浮上心头的酸楚。那是知青改编的《我们走在大路上》，大意是：我们走在大路上，迎面来了一个姑娘，叫她来和我们耍，她怒目而视。呸！你拽啥？又丑又胖象头肥猪样！他用四川方言唱，从“呸”开始反复吟唱后面那几句，把大家肚皮都笑痛了。
那次去的文友还有王承先老师，他唱的是样板戏《沙家浜》中郭建光的唱段，王老师唱得颇有专业水准。
泸州的草根文化人聚集在“本土文苑”，这是草根们的精神家园。每隔一个周的周六，大家聚在一起，谈文学、谈人生，中午AA制喝小酒、吃便饭，高编退休后，很自然地融入到了这个他十分熟悉的群体中。
2015年初，我迁到成都定居，大概半年后，从赵庆群老师处，听到一个惊人的坏消息：高编罹患癌症恶疾，后又合并脑出血，几次手术后命保住了，但是留下后遗症，走路要拄拐杖甚至人扶；反应和说话都很缓慢，高编退休没几年啊，坏消息令人唏嘘！赵老师说，他稍稍康复，就到滨江路来参加本土文苑两周一次的聚会。
一次回泸州，听说高编要来参加聚会，我好高兴！也去参会。那天人很多，高编住院的时候，很多人都到医院去探望过。今天，他夫人陪他来，文友们纷纷和他打招呼，起身让座，尊重与呵护之情，溢于言表。
我大约一年多没有见到高编了，看他神情木然，走路步履蹒跚要人扶，很是担心。我问他病情、与他交谈，他能够回答，但说话很慢，口齿也不是很清楚。回想健康时的高编，伶牙俐齿，耳聪目明，什么事情都侃侃而谈，并伴之颇具感染力的哈哈大笑，与今天的他判若两人，此情此景，让人生悲。
记得以前高编说过：等退休后，他要以自己的亲身经历，写一部长篇小说。近年病痛折磨着他，可能计划已泡汤了。
他们夫妇提前离席，我赶过去送他们，给他夫人一个红包。我对高编说，你住院我都不知道，我在成都定居了，知道你今天要来，特意来看看你，好好养病，祝你早日康复！他微笑着点点头，又对他夫人说，这是刘燕，和我一个单位的！
我站在滨江路水云间茶楼外的路边，强忍悲伤，目送他们。待高编辑夫妇走远后，泪水终于流下来。今日一别，不知是否还有相见的一天！我一直站在那里，直到他们夫妇远去的身影消失在东门口对面的拐角处。
死神终是没有放过高编辑，他去世至今已经一年了。今天，我写下点滴过往，以纪念这位和蔼亲民的报社编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