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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吃完饭，工作组的人碰了碰头，互通了一下每人了解的情况，结果，是大同小异，贫下中农反映的问题都差不多。都对老保管的意见大，认为他有贪污，往家捣古粮食；认为郑队长官僚主义，一手遮天，认为他有多吃多占，损公肥私的问题；可都拿不出证据来。
吕助理想了想说道：“现在，问题的关键还是我们没能充分发动起贫下中农来，贫下中农的积极性不高，热情不足，还必须充分发动贫下中农。”他说着，找到文件，翻到一处，说：“搞好运动标准的第一条就是‘要看贫下中农是真正发动起来了，还是没有发动起来。’为了能充分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到运动中来，我想我们有必要开一次忆苦思甜大会，找苦大仇深的老贫农讲讲他们过去受的苦，通过忆苦思甜，激发贫下中农的阶级感情，使他们能自觉地主动地投身到运动中来。”
吴会计说道：“那找谁忆苦思甜啊？我们对生产队的过去的情况还不太熟悉。”
吕助理说：“我以前搞扫盲工作没少往这生产队跑，了解一些村里的情况，明天我负责找人，做他们的工作，明晚开会，让他们在会上发言。”
第二天，吕助理便负责找人晚上进行忆苦思甜的发言，他第一个想到的是刘大耳朵，听说他给地主当了一辈子长工，可是却穷得连个媳妇也没娶上。他在场院打荞麦，吕助理到场院找到他，和他说明了情况，刘大耳朵说：“没问题，那是我过去亲身受的苦，现在想想都心酸流泪，我一定好好说说。”
接着他又找到林久清，他也也很痛快地答应了说晚上发言。
晚上，召开了贫下中农大会，会议由吕助理主持。当社员都基本到齐后，吕助理便说：“我们今天晚上召开贫下中农忆苦思甜大会，让我们贫下中农再回忆回忆过去受的苦，从而不忘阶级斗争，积极地投入到运动中来。下面就请我们贫下中农谈谈他们那时受的苦，看谁能说一说？”说完，他特意看了一眼刘大耳朵，意思是让他发言。
可是，没等刘大耳朵发言，钱富贵就站起来大声说：“我先说说。要说我们贫下中农过去受的苦，谁家都有一本血泪史，三天三夜也说不完。……”
吕助理很高兴，暗想，他提前并没找他，没做他的思想工作，没想到他竟抢着第一个发言。这也让他想到他也是向工作组反映情况最积极的一个，看来，他是运动中可以依靠的骨干力量。……
钱富贵继续说着：“我家那时是最穷的，我一个寡妇妈养活我们哥仨，受那苦和罪可想而知。我也不怕大家笑话，我们哥仨十来岁还没衣服穿，是村里有名的光腚子。我家那时天天没吃的，三根肠子闲两根半，那罪现在想想，都眼泪心酸的。那时的孩子谁不盼过年，过年能吃好的穿好的，可我家最怕过年，过年不用说别的，就是年五更连顿饺子都吃不上，听着外面‘叮叮当当”地放鞭炮，眼泪只能往肚子里咽。不吃黄连苦，不知道新社会的甜，现在我们有吃的有喝的，都过上了好日子，可现在又有人要走回头路，我们贫下中农万万不答应，我们一定跟党走，听工作组的，把运动搞好！”他说完，大家给他热烈地鼓起掌来。
接着，刘大耳朵站起来说道：“我过去就给咱们村的地主王玉堂家当长工，那王玉堂使人不睁眼。忙完了农活，冬天一天也不让你待着，铡草、磨料、喂牲口、还得上山割柴。那是有一年冷冬，入冬就下了一尺多深的雪，冬天整天是白毛风。有一天，我上山割柴，那哪是割柴啊，是从雪窝里往出掏柴禾。那时山上的榛柴是又高又密，割起来很费力，割一会儿，身上都冒汗。我割热了，把皮帽子耳子掀起来了。过了一阵儿，觉得耳朵火辣辣地疼，我赶紧把皮帽耳子落了下来。可是，皮帽子一捂，觉得痒得受不了，我用手一搓，疼得受不了，还觉得像起泡了。等晚上回来，一看，耳朵冻得起了大泡。后来泡破了，流浓带水，最后落了个瘤子。”他说着，用手拉着耳朵上的瘤子给大家看，又说，“那时过得哪叫日子啊，真是牛马不如！吃得是猪狗食，干得是牛马活！可那时的地主，那是吃香的喝辣的，有享不尽的福。那王玉堂整天抽大烟，什么活也不干，就指着使唤长工，长工怎么给他干也不落好，这不对那不对，到年底一算账这扣钱那扣钱，什么也落不下，白给他干一年。土改时被活活打死了。我们贫下中农都应该牢牢记住那时的苦，我们一定把运动搞好，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子罪。”他说完了，大家又鼓起掌来。
接下来，林久清也说了过去受的苦……
最后吕助理总结说：“听听，我们贫下中农过去受得什么苦，我们现在享福了，我们不能再让我们的国家再走回头路，我们不能再吃二遍苦受二茬罪！大家说是不是？”
大家异口同声地非常响亮地回答：“是！”
吕助理看到大家的情绪已被鼓动起来，火候已到，便趁机说道：“为了把运动搞好，我们必须成立贫下中农协会，以后的运动就由贫下中农协会来领导。”说到这里，停了停，才说，“下面请队委会的领导班子成员退场。”
生产队的领导班子成员先是一愣，因为他们还从没遇到过贫下中农会让他们离场的情景，可是，听文件说主要就是清干部，让他们退场也是意料之中的事，可没想到来得这么突然。他们互相看了看，什么也没说，只得离开了会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