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月初的一天早晨，我起来后在读《毛选》第一卷中的矛盾论，正琢磨“内因是根本，外因是条件。”这句话时，蛮娘从二楼上下来，走进壁橱里我的地铺上，拿出六万块钱：“小棺材，这钱是从哪儿来的？可是偷我的？”“瞎讲。”我走上前去，一把抢了过来。她左手扯住我的耳朵，右手左右开弓地打我四记耳光。我用两只手同时发力打了下她扯住我右耳的手臂，并将她往床上一推，在她跌坐在床上发愣的一刹那，我三脚两步地冲上二楼，然后又往楼下跑去，听她在楼上叫：“小棺材，侬勿要回来。”我一口气冲出屋外，奔出弄堂，向对面弄堂内的派出所跑去。我把户籍警请到家中，三头六面地哭诉了从小到现在所受的种种迫害和虐待，我提出了要离开她。户籍警在批评了她后劝我要冷静，并问我：“你要离家，要到哪里去？”我不假思索地脱口而出：“到宁波乡下去。”他问我：“你可要考虑好了，去乡下能做什么？乡下有亲戚吗？”我回答：“天无绝人之路，船到桥头自会直。”户籍警不无惊诧地看了我一眼：“不过，我还是希望你能再认真地考虑考虑。”

第二天上午，王老师来了。王老师先对蛮娘证实了六万元是学校给的，再拉住我：“纪已巳，你要去宁波乡下做什么？”“王老师，我不想再受那种不明不白的气。我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王老师直视着我的双眼：“你还小啊，你家乡下有房子吗？有亲戚吗？”我连连摇头，我是不知道，蛮娘倒说了：“原先是有房子的，他爹让我和他阿叔在四八年时去乡下卖掉了。亲戚有一房可是远房的，再说那人精神有毛病。”王老师听后一再劝我留在上海，我听不进，就是一门心思要去宁波。王老师见劝我不醒，无可奈何，眼里闪着泪光地交给我一张写着她家地址的纸条：“你去了后，碰到困难，不能生存下去就回来，这是我家地址，暑假里你可上我家来找我。”

这样，我在八月三日，花了三万六千元买了张五等舱的船票，带了个替换衣服的包裹，于当晚上了船。我是第一次乘出海的轮船。傍晚六时整，船慢慢地驶离了码头。有亲友相送的人都在船的靠码头的一边甲板上，与岸上的人相互挥手致意，而我则在另一边看了会，当船驶入黄浦江主航道，人们纷纷进入各自舱房时，我才走到船的左舷，看看外滩的景色：再见了，上海！这时，我十分平静，看着船上各式人等：首先引人注目的是两名佩戴了手枪的战士，他们目光炯炯地沿着两舷在甲板上巡视，他们不主动与人说话，人们似乎也有意无意地不与他们正面注视。相反地是上下抹拭、灌茶水、拖甲板的船工则不断地与人招呼：“开水来了，开水来了，当心烫。”“同志，帮个忙，让一步。”之类的话语听了让人亲切些，乘客们有问题往往是问他们，而他们很是热情的回答指点。乘客们中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有。我曾从甲板上沿着梯子下到下面的五等舱里，那里则嘈杂得很，有人将席子或被单往舱底一铺，或一个人、或一家老小聚在一起，那就是他们的地方了，别人要躺或休息那就找别的地方吧，有的相互挤到了，由此吵起来的也有，加上机舱里轮机的轰鸣声，可真是“难为听”啊，而且非常闷热，所以我转了圈，很快又上了甲板。一上甲板就透了口气，江上的风吹上身，一下子就舒服了。我来到船头，靠在船舷上，将我的小包裹放在两脚间，站着看浦江的夜景。快到吴淞口时，有人指点左侧：那是吴淞口炮台，我看了看，在苍茫的暮色中，除了一堆土，并没有看到大炮啊？在船上，还有二等舱、三等舱、四等舱，所以，在甲板上的人，大多是五等舱的人了，就在这群人中间，还有各色人等，发牢骚说怪话的人有之；直白地反驳者也有之，争论几句，各自走散。对于这两种人表示姑且听之有之；鄙夷不屑有之，无动于衷更有之，然后人们自然地以性相近而聚。与我站在一起的，年龄看上去比我大几岁的青年人似自言自语地说：“发牢骚的人说几句有什么了？那人凶巴巴地说了一通，算啥？伊积极死了？”站在青年人右侧的一个中年人接口：“这叫大轮船上的小社会。”我是初次涉世，只有照单全收的份儿。船过了吴淞口，就是夜茫茫的一片了，除了轮机声、波涛声、风声外没有什么其他声响了。人们都安静下来歇息了。那青年花了一千元借了条席子来，铺在船头靠舱壁处，对我说：“小弟弟，我看你一个人，我们就挤一挤，在这里睡会吧。”我谢了他，不好意思地在他脚边，背靠舱壁坐下了。他拍了拍自己身边：“躺下吧。”于是我紧靠舱壁，尽量让他睡得舒服些。舱壁有点热，也有点震，不过我头碰包裹不一会就睡着了。

惦记着海上日出，我早早醒来，黑茫茫一片，能看到的是移过的远处的灯，于是坐了会，再抬起头来，已有了曙光，也不知船驶到了什么地方，两边影影绰绰依稀能看到岸了，虽然离得还很远，但已无法看见想象中“一望无际的大海，鲜红的太阳喷薄而出”的景象了。六点钟，船正点靠了岸。我与那青年分手前，他指点我乘坐去“骆驼桥”的长途车并指点了车站的方向。

我在车站附近，花了六百元买了两个大饼一根油条吃了，又花伍仟元买了张车票，车半小时一班，我买到得已是八点半的一班，车在撒了煤屑的公路上呼哧呼哧哐当哐当地开动了。一个多小时后到了“骆驼桥”。车站里外的墙上都刷了白白的石灰，屋内墙上有座有摇手柄的电话，要打电话，先摇几下，再对着话筒：“喂，喂”地大声呼叫，看着觉得累人。而公路右侧，沿河有条街，那就是骆驼桥乡的街市了。当时我看街上人来人往的还算热闹，我问了乡政府所在地后找了去。在乡长办公室我对一个外地口音的干部说了我的来意。那干部搔了搔头皮，搔头皮的那只手一时还放不下来，我明显得感到，他很为难。他看了看外面的场地，想了想，问我：“你老家是哪个村？可有房子？或有可能接待你的亲人？”他说一个问题，我摇摇头。他哟也使劲搔搔头皮，然后下了决心般地放下了手：“小朋友，你的问题比较难办。”我看着他说：“我是想，回家乡来，一方面是自力更生，二可为家乡出力，为党对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出力。”那干部勉强地露了露笑容：“你的想法很好，可眼面前你吃什么？住在哪里？这些问题我们乡政府是无能为力的。我看——你最好还是回上海，至少，上海能解决你目前的生存啊。小朋友，要现实点，人不可能不吃不睡啊。”这是我没想过的事，现在怎么办？那干部又说了句：“小朋友，你留个地址给我们，将来我们需要用人的时候与你联系好吗？”这又是我所没有想到的，问题在，要回上海怎么回去？口袋里仅存一万八千四百元，一半的船费，而且前提是走回宁波去。怎么办呢？这时，耳边响起了王老师的声音，你去了后，碰到困难，不能生存就回来。于是我慢慢地转身，头上冒着汗珠，走出了骆驼乡乡政府。当又走到河边街市时，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到杭州去，找大悲法师，他在灵隐寺当方丈，他应该认识我，请求他帮助我回到上海。曾听说上海到宁波正在修铁路，现在已修到了余姚，到余姚乘火车到杭州就方便了。于是去长途车站打听去余姚怎么走？按照那里的人的指点决定向余姚走去。先在骆驼桥的沿河街市的饭店（其实是住家在自己门前摆的饭摊），花了四百元要了一碟韭菜炒百叶，伍佰元要了一大碗饭，狼吞虎咽地吃了那碗饭。摆摊的女主人看看我这个样子说：“小孩（宁波口音念wan），所地方来？咋会饿杀噶？再加侬半碗饭，钞票毫份了（不要的意思）。”我谢过了“嬷嬷”（宁波人叫大妈的意思），还问了钟点，她告诉我快一点了。我告别了这位大妈开始上路。

我一路走去，不知走了多少时候，前面有山了，远远望去，公路似乎到那里就没了，走着走着，路到山边沿着山脚转向西去，在那转弯处，山脚边有一小屋。在我边走边看山景时，觉得天开始暗下来。但山头上却有阳光，不觉回头望去，身后黑云翻滚着正压过来，一阵狂风席卷起洒在公路上的小石子，旋转着往上升又随即像雨点般洒下来，打在身上、脸上很疼。要下雨了，我飞奔着向那房子奔去，风比我快多了，似乎知道我要躲进去，只见它把那房的一边掀了起来，用力一撕，将一边房屋卷向天空飞走了。天一下子黑得不见五指，随闪电挟带着巨大的霹雳声，一道一道打下来。我刚看清那是个长途车的站点，倾盆而下的暴雨就将一脚已跨进屋内的我的背后衬衣和长裤浇湿了。我使劲跳进屋内，在闪电中看清了这是个用毛竹为骨，以芦席为墙的给人候车用的歇脚处，它靠公路的一边墙内两侧都有三根毛竹扎成的供人坐的长条凳。一会儿，屋内也下起雨来，我急忙找了个不漏处，踏上毛竹长条凳以免我那已有两个小洞的跑鞋湿透了。已湿的衬衫和长裤紧贴着我的背和双腿，我这时要注意的是不让我的小包裹受潮。包裹内虽仅有一件旧衬衫、一条旧长裤、一条短裤和一条两头已成毛边的毛巾，可这是我所有的家当了。夏天的雷阵雨来得快去得也快。太阳光从西边斜晒下来，我赶快走出棚屋，外边的雨停了，里边还在下，在阳光下，我看清了路沿着山脚折向西去。山上有条溪流，聚了山水哗哗而下，流到山下的一条半丈宽的沟内，河水边往上涨边伸展开去，山上的毛竹和更高处的树显得绿亮绿亮的。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么美的景色。公路上明显感到水汽上升，看远处，有曼妙而上的白烟。再远些，有村庄，农家的烟筒袅袅的升起了炊烟，村里有人走动，有狗吠声响。我想起了王维的《渭川田家》，此时自己仅存“即此羡闲趣，怅然吟《式微》。”脑中默念诗，饥肠鸣出声。一直走到日沉西天，夜幕笼罩，身上的衣裤也干了，可双腿是越来越沉，实在迈不动了。可怎么办？茫茫田野中的一条公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即使村在眼前，店在身旁，我敢进吗？走不动还得走，总不能躺在路边吧。这样拖着双腿慢慢地又不知走了多久，看到路右侧有条河，河边有个四方的亭子，再过去些有座桥，过了桥就是村庄。这无疑是个福祉，可以有个歇脚的去处了。脚下不知怎的就有了劲了，忙忙地走到亭子前，一双大大的眼睛木木地瞪着我，呵，一条大水牛卧伏在亭子中间，我怯怯的贴着亭子左侧的墙前的长条木板凳走进去，尽量离水牛远一点，它侧过头看了我一眼，轻轻地“哞”了一声,然后又自顾嚼那胃里反上来的草料了，似乎告诉我：这样可以，我们相安无事。我一坐到木板上，浑身都没劲了，只想躺下来。我脱了破跑鞋，躺在了木板上，身上和手脚的关节以及背脊骨都有些酸痛，可能是太累了，头搁在包裹上就沉沉地睡着了。

也不知睡了多久，一道手电筒的光柱搅了水牛的觉，它“哞哞”地叫了二声，我醒了，听得外面有人在说话：“这里面不会有坏人吧？”“不会的。”说的同时，两道光柱交叉地往亭子中间扫了扫，一人说：“有人也藏不住。”我不觉地缩了缩身体，接着两人一路啪嗒啪嗒地走了。我从柱子的空间看了看天上，星星满天，看了会又睡着了。后来鸡叫声、狗叫声、水牛也凑热闹地叫了声，我朝外看去，天还是暗的，心中想：鸡鸣狗叫，说明村里有人起来走动了。这样一想，自己就躺不住了，坐起来，穿上破跑鞋，拎起包裹就往外走，看看四边，东方已有亮色，于是就迈步向西走去。呼吸者清新的空气，人有了精神。走到不知什么地方，岔路上有人往公路上来，我忙上前打声招呼：“阿叔，到余姚还有多少路？”那人和和气气地告诉我：“不远，还有靠十里。”“我方向没错吧？”“没错，你是外地人吧，不认识这里的路，否则有条近路，怕你走错了，还是顺着这条公路走省心。”“谢谢，阿叔。”走到太阳升起老高的时候，我才走到余姚。找到火车站，进去看了看墙上的时刻表及车票价。我所剩下的一万七千伍佰元远远不够买到杭州的车票，就是慢车到萧山就要一万五千九百元。想了会，就买一张到萧山的车票吧。开车时间是下午三时半，于是就在车站旁的食摊上吃了一碗阳春面，花了八百元，还余八百元，是中午还是晚上再吃呢？看了看车站外的人很稀少，且都懒怠走动，蹲在阴影里无所事事。而我此时也与他们一样呵。中午过后，还是熬不住饥火中烧，又吃了一碗阳春面，此时的我已身无分文了，将如何从萧山到杭州呢？走，又要走多少时间呢？想着想着，觉得想也是白想，空想，只能到时候再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