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典39】
问：“孔子正名，先儒说‘上告天子，下告方伯，废辄立郢’。此意如何？”
先生曰：“恐难如此。岂有一人致敬尽礼，待我而为政，我就先去废他，岂人情天理！孔子既肯与辄为政，必已是他能倾心委国而听。圣人盛德至诚，必已感化卫辄，使知无父之不可以为人，必将痛哭奔走，往迎其父。父子之爱本于天性，辄能悔痛真切如此，蒯聩岂不感动底豫？蒯聩既还，辄乃致国请戮。聩已见化于子，又有夫子至诚调和其间，当亦决不肯受，仍以命辄。群臣百姓又必欲得辄为君。辄乃自暴其罪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而必欲致国于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美，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诸侯，必欲得辄而为之君。于是集命于辄，使之复君卫国。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率群臣百姓尊聩为太公，备物致养，而始退复其位焉。则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一举而可为政于天下矣。孔子正名，或是如此。”
【注释】
朱熹《论语集注》引胡氏云：“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父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具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
【译文】
陆澄问：“孔子正名的事迹，按照朱熹先生的说法，孔子是‘要对上报告天子，对下告诉诸侯，废除公子辄而拥立公子郢’。朱子的这种说法对吗？”
先生说：“恐怕不是这个样子的吧！一个人在位时对我恭敬尽礼，要求辅佐从政，我却先废除他，这难道符合人情天理吗？孔子既然答应出山替卫国国君理政，必定是卫国国君百分之百地信任他，也能听进去他的劝诫。圣人的盛大德行，必定是感化了卫辄，让他知道了没有父亲不能做人，卫辄一定将痛哭奔跑，去迎回他的父亲。父子之爱源于人之本性，辄能反省悔痛的这样真切，他的父亲蒯聩难道不被感动吗？蒯聩回来后，卫辄把国家交给父亲治理，并以此请罪。蒯聩已被儿子深深打动，又有孔子在中间诚心调解，蒯聩当然不会接受，依然让儿子治理国政，群臣百姓也必定会愿意卫辄为国君。卫辄自我检讨自己的罪过，向天子请罪，向各方诸侯公布，表示一定要把位子给父亲。而蒯聩与群臣百姓都表彰卫辄已经悔悟了且具备了仁孝的美德，也打报告给天子，向各方诸侯公布，一定要让辄成为卫君。于是天命集于卫辄，让他重新做卫国的国君。卫辄不得已，于是像后世太上皇的故事那样，率领群臣百姓尊奉父亲蒯聩为太公，极尽孝养，卫辄才重新做了卫国的国君。这样国君、大臣、父亲、儿子都恪守自己的身份，名正言顺，从此天下就好治理了。大概这才是孔子正名事迹的本来面目吧。”
【解读】
以春秋时期这一史实为例，王阳明对孔子的正名思想进行重新诠释，与宋儒不同。他强调保全父子之伦的稳定，因而不能让蒯聩流离国外，而应往迎其父，并致其国于父，而蒯聩不受，那么辄有不能臣其父，故应以太上皇侍奉；同时他又主张维护君臣关系，既然已经合法地立辄为君，则郢固然为其叔，亦为臣，不能颠倒君臣关系，因而反对“废辄立郢”。这样，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名正言顺，阳明认为这或许才是孔子的正名思想。
阳明先生在这里解读“孔子正名”的事迹，肯定了孔子的正名做法，实际上也表明了自己的观点。
孔子生活在春秋末期，正值“礼崩乐坏”的大变动时代，名分制度已经无法维持。而孔子以为，人类社会秩序的维持，必须有人类共同承认的伦理规范，而伦理规范的制订与实施，则必自澄清人与人的相互关系始，自人伦礼仪观念的厘正开始。在孔子看来，这种社会大混乱的崩溃是由于名实混乱所造成的。事务能否有成效，礼乐能否兴盛，刑罚是否适中，人民能否治理好，关键就在“正名”，要做到君、臣、父、子都严守礼制、名分。
参考资料：《传习录集评·梁启超点校》（九州出版社）、《传习录》（中国画报出版社）《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刻板）》
@h7��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