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学明道，西学优术“说，见于浙江某知名公司，因经营之成功，执事者归纳其成功之经验即此寥寥数句。国人之思维习性，大抵仍不脱”成王败寇“之窠臼，以今时”黑猫白猫“之评判标准，此说自有其存在之理。然或有为人师者，持此论登堂入室，淑与学子，则有待商榷。窃以为不敢苟同焉。
前清末世，洋务派巨匠高擎“师夷长技以制夷“旌旗，具体而微者，莫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之论之盛者也！此论风行一时，”体用“之辩遗留至今。其功效如何，自不待言。”中学明道，西学优术“说，酒盅似新，其内盛之物与前论几无变化。百年之后，竟重登庠序讲坛，岂不奇也怪哉？既有所新奇，又涉经贸之理，且试为之戏言数段，贻笑方家。
暂举三事以言之。汉族文化，三千年而下，首倡耕读，以农立国，以士兴邦。泰西诸国，历史之悠长或有不及处，其农耕之史亦不短，然近代其崛起之速，不赖丘田阡陌之事，实依商贸互市之力也。何谓也？耕者有田则身立而后家成，举族乃安之，多固守一地不妄动；商者逐利，为求厚利而甘冒风险，无所不用其极。概言之，耕者守，商者攻。百年间四海局势因之大变，商者挟其坚船利炮，奇技淫巧，跨海而至，横行天下。其“道“之所及，无远弗届。虽我泱泱中华，亦不能不顺势而变。如此滚滚横流，中学之”道“何所显耶？再看今日吾国之商贸，不奉西方商道为圭臬者，可有几人？又或曰，西人之论与其科技，俱以术论之而以矣。然其“利益最大化”，“供需平衡”诸论，道破玄关，直达心底，中学与之比肩者何在？其不惟影响行市，更有甚者涉及民生大计，为执政者用之，其功似有胜于吾国先贤谓之“王道”者，中学所讲明之“道”尚有甚于此乎？此其一也。
袁农平院士，身具大智慧，常怀宏志，历廿年之艰辛磨难，几经挫折，发明杂交水稻，惠及天下，功莫大焉。然其所为，可称之为“道”乎？其为学之心志坚忍，意念精诚，诚为学之道哉。而语之曰“耕种之道”则未必。农耕之“道”，不外“天时‘，”地利“，”人和“而已。天时者，风雨调和也，地利者，土地肥沃之所谓也，人和者，依时而作，及时收割也。此三者相合，丰收自然可期。三者有一不合，多半颗粒无收；而杂交水稻之发明，合此三者之利，更增产量也。昔者，某产稻谷五百斤堪称丰年，今者，杂交水稻之发明，亩产可达八百斤乃至千斤，耕者孰不为之振奋焉？此等吾国之高深之术，虽脱胎于泰西之基因科学，然应用至此等境界者，普天之下，堪称前无古人矣。类此者甚多，此不赘叙。岂可妄称”西学优术“而妄自菲薄焉？此其二也。
再以该浙江企业观之。其企业管理经营，莫不依从西方现代企业管理制度而行。与同行相争，其拟定之策略，无不暗合西方之市场理论。若说其经营之道，尽得之于“中学“，恐难让人信服。其机械工具，诸般技巧，俱为泰西所传，或可与”西学优术“相称。而产品足可”干倒西门子“，倘其术不优，精微之处不及，何以有此成就？诚然，其常念初心，产品出色，实属不易。然以”仁义礼智信“用于商场，为求中学之”道“恐不可得。商场之波谲诡诈，向以”王道“、”霸道“杂而用之，若以此为中学之”明道“，似有可通之处也。据此观之，其后两句”中西合璧，以道驭术“方为关隘所在。
西人之道，浅显易懂，言之成文，佐以实证，少有更替。更兼条分缕析，逻辑缜密，体系完备，故取法者尤多。百年之前，日本以弹丸之地，称霸亚洲，与其力倡“西学”不无关联。时至今日，日本之西学与本土之学并行，无分轩轾。今之西人多为日本之学侧目，而不知千年之前中华之文化正朔矣！
中学之谓“道”者，向来“博大精深”。先秦百家，俱有所本。前辈圣贤，小子岂敢妄言？知“道”者不言，抑或不能传之后世，何其痛哉？有所得者，常怀自矜而托为前贤所作。如此一来，谬种广播，“道可道，非常道”此之谓也！更甚者，前贤之珍珠尽弃，而发之狭隘，阐以私心，上媚权贵，下欺庶子，以讹传讹，又何其悲哉？“道”，“术”之别存焉，而“中”，“西”之异，强为之割裂，诚无益矣！
今中华之大道，欲行之天下而不可得，其“术”不“优”耶？其“道”不“明”耶？
岁次庚子仲夏 于湘潭寓所 孤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