夫人识有通塞，神有晦明，毁誉以之不同，爱憎由其各异。盖三王之受谤也，值鲁连而获申；五霸之擅名也，逢孔宣【1】而见诋。斯则物有恒准，而鉴无定识，欲求铨核得中，其唯千载一遇乎！况史传为文，渊浩广博，学者苟不能探赜索隐，致远钩深，乌足以辩其利害，明其善恶。
观《左氏》之书，为传之最，而时经汉、魏，竟不列于学官，儒者皆折此一家，而盛推二传。夫以丘明躬为鲁史，受经仲尼，语世则并生，论才则同耻。彼二家者，师孔氏之弟子，预达者之门人，才识本殊，年代又隔，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加以二传理有乖僻，言多鄙野，方诸《左氏》，不可同年。
逮《史》《汉》继作，踵武相承。王充著书，既甲班而乙马；张辅持论，又劣固而优迁。然此二书，虽互有修短，递闻得失，而大抵同风，可为连类。班氏式遵曩例，殊合事宜，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刘祥撰《宋书·序录》，历说诸家晋史，其略云：“法盛《中兴》，荒庄少气，王隐、徐广，沦溺罕华。”夫史之叙事也，当辩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若斯而已可也。必令同文举之含异，等公幹之有逸，如子云之含章，类长卿之飞藻，此乃绮扬绣合，雕章缛彩，欲称实录，其可得乎？以此诋诃，知其妄施弹射矣。
夫人废兴，时也。穷达，命也。而书之为用，亦复如是。若乃《老经》撰于周日，《庄子》成于楚年，遭文、景而始传，值嵇、阮而方贵。若斯流者，可胜纪哉！故曰“废兴，时也。穷达，命也”。适使时无识宝，世缺知音，若《论衡》之未遇伯喈，《太玄》之不逢平子，逝将烟烬火灭，泥沉雨绝，安有殁而不朽，扬名于后世者乎！
（取材于《史通·鉴识》）
注释：【1】孔宣：孔子。
6．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解释相同的一组是（3分）
A．神有晦明 B．值鲁连而获申
明其善恶 值嵇、阮而方贵
C．欲求铨核得中 D．才识本殊
其文直，其事核 殊合事宜
7．下列各组语句中，加点词的意义和用法都相同的一组是（3分）
A．毁誉以之不同 B．其唯千载一遇乎
乌足以辩其利害 知其妄施弹射矣
C．方诸《左氏》 D．而大抵同风
历说诸家晋史 辩而不华
8．下列对文中语句的理解，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安得持彼传说，比兹亲受者乎
怎么能拿那再传之说，来比这亲自受经而写成的《左传》呢
B．岂谓虽浚发于巧心，反受嗤于拙目也
难道说虽然是费尽神思创造出来的著作，反而要受见识浅薄的人的讥笑
C．欲称实录，其可得乎
要想称作实录，难道可能吗
D．若斯流者，可胜纪哉
像这一类人，可以记载得完吗
9．根据文意，下列理解与推断，不正确的一项是（3分）
A．作者以对三王五霸的评价，引出对人毁誉不同的主要原因是标准无法确定。
B．作者认为左丘明与孔子生于同时代且才识相当，故《左传》比二传更具优势。
C．刘祥批评各种晋书缺乏文采气势，作者认为这种批评违背史书的记事原则。
D．作者认为史书能否得到公正、客观的评价和人的命运一样，也与机缘有关。
10．请用一句话概括本文的观点，并说明作者得出这一观点的依据。（6分）
【参考答案】
10. BEG【解析】句意：虽然互有长短，不断听到有关它们得失的评价，但它们大抵上风格相同，可以看作同类著作。
11. D【解析】A.正确。句意：碰到鲁仲连才得以澄清。/后来遭遇失败。B.正确。C.正确。像；物类。句意：像司马相如的文章那样文采飞扬。/俯身可以考察众多的物类。D.“含义不同”错误。两个“胜”都是完、尽的意思。句意：像这一类的遭遇，能记载得完吗！/对人用刑只担心不能用尽。
12. B【解析】“身为鲁国史官的孔子”错误。原文是“夫以丘明躬为鲁史”，是左丘明担任鲁国史官。
13. （1）才能见识本不相同，年代又相隔久远，怎么能拿那再传之说，来比这亲自受经而写成的呢！
（2）应当明确而不浮华，质朴而不俚俗，它的文辞正直，它的事情真实，像这样就可以了。
【参考译文】
人的认识有畅通有滞塞，人的神智有昏聩有清醒，对事物的诋毁赞誉因此而不同，喜爱憎恨因此而各异。三王受到诽谤，碰到鲁仲连才得以澄清；五霸享有名声，遇上孔子才受到诋毁。这就是事物有一定的标准，而鉴别却没有固定的认识，要想评价研核恰如其分，大概只有千年才能遇到一次吧！何况史传作为文献，精深博大，学者如果不能窥探求索它的幽深隐微之处，不能探寻其中深远的事理，怎么能够辨别它们的利害得失，分清其中的善恶是非。
看看《左传》这部书，是三传中最好的，而在汉、魏两代，竟然不列入学官，儒学者都轻视《左传》一家，而极力推崇《公羊传》《谷梁传》。左丘明身为鲁国史官，从孔子处接受了《春秋》经，论时代与孔子出生于同一时代，论才德他们都以巧言伪善为可耻。另外两家，都师从于孔子的弟子，是最先显达者的门人，才能见识本不相同，年代又相隔久远，怎么能拿那再传之说，来比这亲自受经而写成的《左传》呢！再加上《公羊传》《谷梁传》的道理又有偏颇，言词多鄙俗粗野，和《左传》相比，不可同日而语。
到《史记》《汉书》相继著述，前后相承。王充著书，已经称班固第一司马迁第二；张辅立论，又贬低班固而褒扬司马迁。然而这两部史书，虽然互有长短，不断听到有关它们得失的评价，但它们大抵上风格相同，可以看作同类著作。班固遵循过去的惯例，非常合适恰当，难道说虽然是费尽神思创造出来的著作，反而要受到见识浅薄的人讥笑。
史书的叙事，应当明辨而不浮华，质朴而不俚俗，它的文辞正直，它的事情真实，像这样就可以了。如果一定要像孔文举的文章那样含有特异的气质，像刘公幹的文章一样高爽飘逸，像扬子云的文章那样内含美质，像司马相如的文章那样文采飞扬，这就成了拼凑汇集华丽的辞藻，雕琢描绘漂亮的文章，要想称作实录，难道可能吗？以此来诋毁指责史书，可见是无的放矢地妄加批评了。
人的废弃兴起，是时机造成的。人的困窘显贵，是命运主宰的。而史书的命运，也正是如此。至于《老经》撰著于周代，《庄子》成书于楚国时代，遇到汉文帝、汉景帝才开始流传，碰上嵇康、阮籍才受到重视。像这一类的遭遇，能记载得完吗！所以说“废弃兴起，在于时机。困窘显贵，决定于命运”。假使当时没有识宝的人，世上缺乏真正的知音，就像《论衡》没有遇到蔡伯嘴，《太玄》没有碰到张平子，这些书就将会烟消火灭，湮没无闻，哪里还有埋没而不朽，扬名于后世的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