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治通鉴》D534: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我是拉闲散闷轻煮生活,我开始读《资治通鉴》啦。《资治通鉴》描述了自战国到后周,前后1362年的历史,这部书不仅仅是一部历史的记录,更是一部智慧的宝库,蕴藏着丰富的治国理念、人生哲理和权谋智慧,值得我们每个人去细细品味。我想将我的读书笔记与大家分享,一同围观我的读书之旅。

读史可以明智,知古方能鉴今。

D534《资治通鉴》读书笔记-第三十四卷-11

半梦半醒

谏大夫鲍宣上书说:“我见到孝成皇帝时,外戚把持权柄。

人人引荐他们各自的亲信来充塞朝廷,妨碍贤能之士的进身之路,混乱天下又奢侈无度,使百姓穷困。

因此发生了近十次日食,四次彗星。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如今为什么反而甚于从前呢!

现在人民生业有七失,阴阳不和,出现水旱灾,是一失;

国家加重征收更赋和租税,苛责严酷,是二失;

贪官污吏借口为公,勒索不已,是三失;

豪强大姓蚕食兼并小民土地,贪得无厌,是四失;

苛吏横征滥发徭役,耽误种田养蚕农时,是五失;

发现盗贼,村落鸣鼓示警,男女追捕清剿,是六失;

盗贼抢劫,夺民财物,是七失。

七失尚可勉强忍受,然而还有七死。被酷吏殴打致死,是一死;

入狱被虐致死,是二死;

无辜被冤枉陷害而死,是三死;

盗贼劫财残杀致死,是四死;

怨仇相报残杀而死,为五死;

荒年饥馑活活饿死,为六死;

瘟疫流行染病而死,为七死。

人民生业有七失而没有一得,想让国家安定,实在困难。

这难道不是公卿、守相贪婪残忍成风所造成的后果吗?

群臣有幸得以身居高官,享受丰厚的俸禄,难道有肯对小民存有怜悯之心,帮助陛下推广教化的人吗!

群臣的志向,不过是经营私产,满足宾客的要求,为图个人利益而已。

他们以苟且纵容、曲意顺从为贤能,以拱手沉默、尸位素餐为明智,认为像我这样的人是愚蠢的。

陛下把我从村夫野民提拔为朝臣,实在是希望我能有毫毛般微小的贡献,难道仅仅是让我吃美食,当大官,尊贵地站在高门大殿上吗!

天下,是皇天的天下,陛下是皇天的儿子,下为黎民百姓的父母,是为上天像牧养牛马一样牧养人民,对待人民应当一视同仁,就如《尸鸠》一诗中,尸鸠爱它的七个儿子一样。

而今贫民连饭都吃不饱,又衣衫褴褛,父子、夫妇不能相互保全,实在令人酸鼻。

陛下若不救助,他们将到哪里去讨生路呢!为什么只供养外戚和弄臣董贤,给他们大量赏赐,以巨万来计算!

他们的仆从、宾客把酒当水,把肉当豆叶来挥霍,他们的奴仆侍从都因而成了富翁,这不是皇天的本意啊!

再说汝昌侯傅商,没有功劳却被封爵。官爵,并不是陛下的官爵,乃是天下的官爵。

陛下选取之人不配受此官,此官也不应加给此人。如此,上天怎会高兴,民众怎会心服!

方阳侯孙宠、宜陵侯息夫躬,辩才足以改变众人的观点,十分强悍,是奸人的魁首,乱世惑众的厉害人物,应及时罢黜斥退他们。

那些外戚中不懂儒学经术而又受到封赏的幼童,都应让他们辞职,去找老师学习儒术。

请速征召前大司马傅喜,让他领导外戚。前大司空何武、师丹,前丞相孔光、前左将军彭宣儒学经术都学自名师,而官位都高列三公。

龚胜任司直,郡国都慎重地向朝廷推荐人才,可委以重任。陛下前些时因一点小事不能容忍,就罢退了何武等人,使天下人失望。

陛下对那么多没有功劳德行的人尚且能容忍,难道就不能容忍何武这些人吗?

治理天下的人,应当把天下人的心意作为自己的心意,不能光图自己高兴,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鲍宣措辞虽然尖刻激烈,但哀帝因为他是名儒而优待宽容了他。


感思:鲍宣在上书中指出的“七失七死” ,深刻揭露了当时社会民不聊生的惨状,并直接将矛头指向公卿贪腐。这些情况切中时弊,哀帝也难以完全否认。

他的言辞之激烈,态度之刚直,足以让任何尚有羞耻之心的君主汗颜震恐。

在鲍宣的奏章中,我们看到了一个潜在的“贤臣集团”:

傅喜作为外戚中的清流,被推举来领导外戚,以正风气;

何武、师丹、彭宣、孔光这些曾位至三公的重臣,皆师出名门,精通儒术,是帝国正统的栋梁之材;

龚胜以正直闻名,能确保官员选拔系统的公正。

这个名单,加上鲍宣本人,几乎可以组成一个理想的“救时内阁”。

如果他们能被信任和重用,或许能为摇摇欲坠的汉室续命。

然而,良医已备好了药方,病人却拒绝服药,反而在继续吞食毒药。

哀帝就是那个无可救药的病人。他并非看不到问题,正如鲍宣说“这些危险覆亡的征兆,都是陛下亲眼见到的”,但他选择了“装睡”。

他的所有政治能量和私人情感,都倾注在了他所溺爱的董贤以及那些无功受禄的外戚身上。这是一个令人绝望的政治死局。

哀帝并非彻头彻尾的昏聩之君。他即位之初,也曾试图励精图治,裁撤佞幸,整顿外戚,展现出一种“中兴之主”的姿态。

鲍宣那封字字泣血的奏章,能被他看到,并且没有招致杀身之祸,本身就证明了哀帝心中尚有 “清醒” 的一面。

这一半 “清醒” ,可以理解为:尚存的帝王的理智。

他深知鲍宣所言是事实,“七失七死”的惨状和公卿贪婪的问题,是帝国真正的危机。作为皇帝,他无法完全否认。

对身后名的顾虑。他明白诛杀名儒会带来怎样的历史评价,他内心仍希望被看作是能够纳谏的君主。

制衡的需要。他后面任用鲍宣、征召何武等人,或许也包含着利用这些清流贤臣来制衡外戚(如傅家、丁家)和宠臣(如董贤)势力的意图。

但问题的核心就在于那另一半的 “沉醉” 。

他沉醉于个人的私情私欲,沉醉于在董贤等人那里获得的绝对顺从与情感慰藉。这种“沉醉”的力量,远远压倒了他那片刻的“清醒”。

这“清醒”是战术性的,而非战略性的。哀帝接受了鲍宣的“诊断”,甚至开出了几味“药”,任用贤臣,但他拒绝进行伤及自身根本的“大手术”,即彻底远离那些让他“沉醉”的源头。

这“清醒”是情绪化的,而非原则性的。哀帝的纳谏与容忍,更像是一时的心血来潮或被触动,而非建立在坚定的治国理念之上。

因此,当鲍宣的行为触犯到他的权威,或让他感到不快时,他那点“清醒”便迅速被“沉醉”所带来的愤怒所淹没。

这“清醒”最终服务于“沉醉”。哀帝或许认为,在维持自己舒适圈(重用董贤、外戚)的前提下,做一些微小的、姿态性的调整,就能安抚天下。这本身就是一种“醉汉”的思维。

一个“半梦半醒”的皇帝,对于一个王朝来说,可能比一个完全“沉醉”的皇帝更为致命。

因为完全沉醉,则天下皆知无可救药,变局会加速到来。

而这一半清醒,却给像鲍宣这样的忠臣志士带来了一线希望,让他们以为君王尚可劝谏,国事尚有可为。

于是,他们一次次地努力,一次次地叩击,耗尽了自己的心血与生命,最终却发现,那片刻的清醒不过是皇帝的一场幻梦。

这种希望与绝望的循环,才是最消磨帝国元气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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