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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归国
橙黄色的阳光洒在深蓝色的海洋上，泛起涟漪波光与少年的神采目光交相辉映。24岁的他站在归国的邮轮上，双手紧紧握住甲板上的栏杆，他正向他祖国的方向眺望。风平浪静，白鸥飞舞。邮轮上优雅的西装绅士们来回走过，全然没有注意到这个一身中山装的中国年轻人。年轻的目光望向他所深情爱着的祖国，是在漂泊在外日日夜夜所思的祖国，亦是他夙兴夜寐思考如何于苦难中被拯救的祖国。
"M. Li, shanghai approche."（“李先生，上海快到了。”）一名年轻的法国水手走过来，说道。水手的目光顺着年轻人的目光一齐向远方望去，一阵细软的吴语似乎就在耳边。
“Vous entendez? Cher marin. Cest la voix de ma patrie.”（“你听见了吗？亲爱的水手。这就是我祖国的声音。”）年轻人的声音搭上海鸥的翅膀，愈来愈远，愈来愈清晰，直至彻底传遍整片海洋。“这就是我祖国的声音！我的祖国的声音！”年轻人挥起双臂、眼神灼热，朝着那片蔚蓝色滩涂上的隐隐海港振臂高呼。
他要来了，他要回来了。那个曾被家族寄予厚望的年轻人，如今他坚信，在未来的不久，他也将使他的祖国为他骄傲，为他厚重而激烈的心颤动。
水手没有说话，脱下洁白的海军帽，从帽中取出一枚小小的信封。水手轻轻地说：“亲爱的李先生，这是当初一封从上海寄往巴黎的信，寄信人嘱托我们，在您即将回归世界最温暖炽热之地时，当您准备好化身为革命的火焰时，将这封信交付给您。我想，现在是时候了。”
说罢，水手递上小小的信封，戴上海军帽，骄傲地压帽致意，转身离去。两只轻快的海鸥随他而远去。
年轻人倚着古铜色的栏杆，海风温柔地抚摸着他的脸庞。启信，一股会心的笑容跃上脸庞。“是叶先生，他说，我的小说《灭亡》将在我抵达上海后正式发表。”年轻人再一次笑了，和煦的笑容温暖了整片大海。他再次面向那片蔚蓝色滩涂上的美丽海港，热烈地挥起手来，仿佛整片蓝天都是他的世界。白鸥们汇聚起来，像祖国的精灵，像白色的龙卷风，远远飞去，飞向那片落日余晖，飞向年轻人慷慨激昂的心。
那是这位从法国留学归来的年轻人发表的第一部小说，正是在这部小说，年轻人第一次署名了一个笔名，那也是他往后使用了近八十年的笔名——巴金。
一个传奇的故事，开始了。
二、两名年轻人
抵达上海港，巴金兴奋地跳上祖国的土地。一抬头，一名温文尔雅的先生就站在巴金面前。那位先生伸出手来，与年轻人和蔼地握手。他笑着对年轻人说：“我就是叶圣陶，你的文字充满热情，很是爽利。愿意让我做你一生的责任编辑吗？”年轻人不好意思地笑了笑，点头答应道：“好，叶先生！”
从此，巴金这个名字，正式步入中国文坛。此时，是1928年，所有人正年轻。
日后，功名已成的巴金谈起他的笔名。他感慨道：“写完《灭亡》后，一起留学的同学巴恩波投江自杀了，于是决定用他的姓氏'巴'作为自己笔名的首字。'金'则来自克鲁•泡特金，是我远赴法国所追崇的一名伟大的无政府主义者。”
这位年轻的无政府主义者，承着前人的理想社会浪漫理想，与永眠于江水的好友并肩同行。《灭亡》的发表，在上海滩引起剧烈反响，一时洛阳纸贵。经叶圣陶先生之手发表的文章越来越多，很快，才华出众的巴金在上海声名鹊起。
某日，在上海的另一家编辑社里，一名身穿精致白色西装的编辑正边惬意地看着泰戈尔的诗集边喝着咖啡。“真是想念泰戈尔呐。”暖暖的阳光平静地洒在书本上，突然，阳光闪动，编辑社的另一位编辑夺门而入。他大声喊道：“是李尧棠！那个声名正旺的巴金是李尧棠！就是1922年在我们《晨报副刊》上发表过诗歌的那个十六岁少年李尧棠！他回来了！”
阳光恢复平静，咖啡杯被慢慢放下，穿西装的编辑长叹一口气，说：“可惜了，当初他立志革命，要做一名无政府主义理论家，无意文学。如今，他投身文学，我们却和这名文坛新星错过了。”
“那怎么办？真的要被叶圣陶垄断了我们上海编辑界？真的就看着李尧棠慢慢做大？那我们《晨报副刊》还怎么在上海编辑界立足？”闯进来的编辑说。
“且慢，”穿西装的编辑不慌不忙地从桌上拾起一份稿纸，“交给他去对付李尧棠，用他的文字，去与李尧棠的文字争争胜负。”
那位闯进来的编辑拿起手稿一看，手稿的署名并未见过。
“他也才二十多岁，就让这两名年轻人好好较量较量吧！”穿西装的编辑接着说道。
阳光愈加强烈了，仿佛有点晃眼睛。在从窗外射进来的耀眼阳光中，那位闯进来的编辑又看了看手稿，上面的署名是——沈从文。
阳光正在绽放，绽放在独属于年轻文坛双子星的浪漫上。
那名穿西装的编辑真的见到过泰戈尔，他叫徐志摩。那名闯进来的编辑，则叫郑振铎。
那是1929年，沈从文与巴金都已成为文坛瞩目的新星。相同的是，他们此时都在上海，两人的文章同时在报刊上亮相，他们同样被上海滩的读者追捧。不同的是，沈从文的身后站着徐志摩、郑振铎、郁达夫、周建人、柔石和丁玲等人；而巴金身后，只站着叶圣陶，和他自己。
在此后接近两个多月的时间里，两人的名字或同一日，或同一版，出现在《时报》。当时的人们称他们为，上海文学界闪闪升起的“一轮明月——沈从文”和“一抹朝阳——巴金”。人们都在期待，阳光抑或月光洒满上海，洒得愈加灿烂愈好。
但，似乎朝阳总要比明月率先升起，不是吗？1931年，巴金开始创作长篇小说——《家》，一部后来影响全中国一代人的“民国版红楼梦”即将出世了。当年4月，小说以《激流》（《激流》即《家》的前身）的名字在上海《时报》连载。报纸上刊登道：“本报今天起揭载新文坛巨子巴金作长篇小说《激流》，不致间断，阅者注意！”而主编正是叶圣陶。
《激流》一出，整个上海滩，沸腾了！毫无疑问，巴金的文字点燃了全上海青年的血肉与灵魂，高昂的呐喊成为上海的主音乐，成千上万上海青年参与到反抗封建家庭伦理的交响乐浪潮中，而乐谱正是《激流》，时代的指挥家则只有一个，那就是巴金！
这时，一切关于文坛双子星孰强孰弱的议论都变得没有意义了，因为人们知道，此刻的巴金，年轻的手握《激流》的巴金，对标的再也不是同时代的作家，而是向整个中国历史的所有现实主义文人发起挑战！
登神长阶，已在脚下。
1932年，声名大噪的巴金受邀参加饭局。令巴金大吃一惊的是，那个人，沈从文也在饭局上。饭局上的其他人都不由得惴惴不安，这两名天才巨匠会爆发出怎样激烈的火花呢？
然而，可能两名当事人自己也不会料到，“饭桌上28岁的巴金和30岁的沈从文一见如故。”虽然两名天才的政治理念、创作取向、性格都近乎迥异，却出人意料地成了好朋友。此后，两名天才依然常有争辩，例如巴金主张感情就该发泄，沈从文却主张艺术要有节制。但谁都无法否认的是，朝阳与明月一同在中国的大地上熠熠生辉了。
第二年，沈从文新婚，巴金来到北平沈从文家中，并且寓居了一段时日。日月同天的日子是多么令人向往啊。之后的时日里，巴金认识了一些其他年轻人。
这些时代的年轻人站在一起，构成了时代的面孔。在这些年轻的面孔中，你能清晰地看到朱自清、朱光潜、林徽因、曹禺、老舍、冰心、茅盾……是的，像所有希望初生时的璀璨一样，他们当时，正年轻。
但是，战火正在祖国的土地上蔓延。
三、文艺抗战阵地的旗手
1931年9月18日，东北的空气和平日里不大一样，一大团黑压压的乌云正在朝东北袭来。那乌云的下一个目的地呢？空气中的血气，一些人已经嗅到了。
此时在上海的巴金，也嗅到了。在上海的另一个人，也嗅到了，嗅得格外明了。
1936年，专注于繁荣新文学的巴金突然收到了一封信，是被一名年轻的革命者匆匆忙忙捎来的，那个年轻革命者的额头渗出斑斑点点的血迹。信封封面上没有署名，只有鲜红与暗红相互叠压的血痕。
启信，看到信的内容后，在上海打拼多年已然成熟的巴金还是不由得瞳孔增大，嘴巴微微张开，十分震惊，如同紧接着看到信纸署名一样十分震惊。
“巴金先生，而今民族危机之深切乃不可不救。委托你起草宣言，我将修改后发表，以呼吁文艺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巴金心绪复杂地合上了信纸，他想起了他年轻的时候，为无政府主义理想而不懈奋斗的时候。如今的他，虽然已经蜚声文坛，被众人所追捧，但巴金似乎也感觉到从年轻到现在自己正在慢慢丢弃些什么。
回想少年时，正意气风发，感觉什么都只是像天边的一抹云彩，遥不可及却又唾手可得。16、7岁的他，渴望新知识新思想，像当时所有满腔热血的少年一样，他看《新青年》，他读郭沫若，他幻想自己信仰的研究的主义最终一定能拯救祖国于浩浩水火；20岁的他，决定去看看更大的世界，于是他从老家成都前往上海求学，一切都很顺利，出众的才华和优渥的家底使他一帆风顺，并没有经历大多数同时代人所经历过的苦难；23岁的他，怀着内心的政治理想，去到了无政府主义的发源地法国，也是在那里，他见识到了一个崭新的世界。
但，现在不一样了，一切都不一样了。巴金知道如果自己动笔写下这起宣言意味着什么，他将可能失去现在的一切，包括名誉、家财、朋友亲人甚至是自己的生命。
这是个谁都不敢轻易做的冒险买卖。究竟是平平稳稳窝在编辑社里搞文艺，还是冒着千万风雨为全国人民摇旗呐喊？
一旦这条路没走稳，便是万劫不复。
然而，他是巴金，他可是那个在灿烂夕阳下的邮轮上对着祖国兴奋挥手的巴金。他还记得少年的自己是如何想《新青年》的。
“用文字，拯救全中国！”
1936年6月，由巴金起草、经鲁迅修改的《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正式发表，全国文艺界震动！“建立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
随着热血澎湃的支持一齐来的，自然还有不以为然的怀疑。一些文艺工作者与鲁迅、巴金等人的主张发生论争。时任“左联”书记甚至写信指责鲁迅对于文化政策缺乏了解，并批判了支持鲁迅的巴金等人。
此时的巴金似乎有些动摇了，他在怀疑，自己一直以来所做的，真的有被人认可吗？即便是为国为民的宣言，怎么也会招致他人的攻击？是不是自己真的存在问题？
在这名新旗手迷惘之际，曾经的老旗手毅然决然站了出来。太阳依旧要闪耀的，哪怕是牺牲了万千火炬的光芒。
鲁迅，这位新文化运动的老旗手，为新时代揭幕了。鲁迅愤然写信反驳了“左联”书记的来信，公开表示“巴金是一个有热情有进步思想的作家，在屈指可数的好作家之列。”
一股莫大的勇气像瀑布一般注入巴金的身躯中，他准备好了，接过战斗的旗帜，成为文艺抗战阵地的旗手，以笔墨为了民族而战。
他说：在民族面临“可怕的深渊的边沿”之时，我们“绝不跟在盲人后面高谈文化，或者搬出一些虫蛀的古籍和腐儒的呓语来粉饰”，“我们是青年，我们只愿跟着这一代向上的青年叫出他们的渴望。”
1937年8月，日军攻占上海，淞沪会战爆发。许多进步刊物因此被迫停刊。文艺阵地需要鲜花，而巴金就是最好的栽花匠。他与茅盾、郭沫若等人积极办刊，团结文艺界力量，宣传抗日救亡，振奋民众抗战决心，激励将士英勇抗战。
抗战期间，巴金奔波于各地，为了抗战文艺工作不懈前进。曾经，少年的巴金多地奔波是为求学；如今，身为旗手的巴金多地奔波，是为救亡。
战斗需要面对鲜血和死亡，且不只是寄身于人民的鲜血和死亡，还有自身的。巴金的许多好友在抗战期间于贫病交加之中相继去世。那些属于时代的年轻人们，终于还是投身进了时代的洪流，定格为鲜活的悲壮。
1945年，抗战终于胜利，巴金做到了，那个“一抹朝阳”的承诺。他为民族放出了自己所有的光和热，不是一时的闪光，而是永恒的光明。不幸的是，此时巴金的二哥李尧林病逝。巴金的大女儿在成都出生了，为了纪念二哥，巴金为其取名为李小林，即几十年后那位鼎鼎大名的《收获》杂志编辑李小林。
四、二十年后再挥手
1949年6月，巴金应邀前去北平，参加了全国第一次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会后，老舍偷偷找到巴金，塞给巴金一张小纸条，然后对着这位老朋友嘿嘿笑了笑。还没从艰苦卓绝的抗战斗争中完全放松的巴金神经十分紧张，担心这张纸条上又写着什么惊天大事。
回寓所后，巴金趁四下无人，小心翼翼地将纸条摊开，上面写着：
“巴金兄，明天中午在全聚德请您吃烤鸭！”
巴金心中的淤泥终于疏通，一下倒在椅子上，深深地呼了一口气，而后不自禁地笑出了声。再然后，便是无比的轻松。巴金望向窗外，北平天正晴朗，一只麻雀忽然飞过，一声雀鸣也随之响起又消散。巴金就只是盯着窗外的街道，看着行人纷纷，不知怎的，他渐渐地想象起明天和老舍吃烤鸭的惬意画面。
此时，一只轻快的麻雀又从窗边掠过。
10月1日，巴金受邀在天安门城楼观看开国大典。那一天，整个天安门广场红旗翻扬，彩旗像波浪一样裹着成千上万名群众的掌声和欢呼声。巴金略带紧张地登上城楼，双手紧紧握住城楼的栏杆，他正向人民的方向眺望。一刹那，巴金仿佛看见橙黄色的阳光洒在天边深蓝色的海洋上，那是他见过的海洋。辽阔的天空与深沉的海洋融为一体，星星点点的几只白鸥不知从人群中何处翻飞而起，他们三三两两衔起红旗，向着天际的海洋飞去，向着橙黄色的阳光慢慢消失。
如同当初那位年轻人一般，巴金再次挥起双臂、眼神灼热，朝着那片蔚蓝色滩涂上的隐隐海港振臂高呼。
海鸥飞回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