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创伤的重新发现
第1章 越战士兵的经验教训
我成为今天的我，是在1975年某个阴云密布的寒冷冬日，那年我12岁……许多年过去了，人们对陈年旧事的观点是错的……回首前尘，我意识到在过去26年里，自己始终在窥视着那荒芜的小径。
——卡勒德·胡赛尼[1]，《追风筝的人》
有的人似乎生活在一种不间断的叙述中，但我的生活有很多停顿和重新开始。这就是创伤，打断了故事情节……它只是发生，然后生活继续。没有人会预料到你有创伤。
——杰西卡·斯特恩（Jessica Stern），
《拒绝承认：恐怖回忆录》（Denial： A Memoir of Terror）
1978年，7月4日国庆节假期之后的那个星期二，是我第一天在波士顿的退伍军人事务处医院（Boston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Clinic）上班。当时我正想在新办公室挂上我最喜欢的一幅复制画——勃鲁盖尔的《盲人的寓言》，我就听到接待处一阵骚动。片刻过后，一个穿着脏兮兮的三件套西装、胳膊底下夹着一本《军事冒险者》（Soldier of Fortune）杂志、胡子拉碴的壮汉闯进我的办公室。他看起来很激动，而且很明显处于宿醉状态。我心里纳闷我能拿这个汉子怎么办。我请他坐下，问我能为他做什么。
他的名字叫汤姆。10年前，他在海军服役时上过越南战场。整个国庆日假期，他都把自己关在波士顿市中心的律师办公室中，盯着旧照片喝酒，而不是和家人在一起。根据他往年的经验，他知道节日的噪声、烟火、夏季的炎热，还有他妹妹家后院那浓密的初夏绿荫，都会让他想起当年的越南，让他崩溃。他不敢待在妻子和两个年幼的孩子附近，因为他失控时会表现得像一只怪物。他会因为孩子们的吵闹声暴怒，以至于他必须冲出家门，防止自己伤害他们。他只有在把自己彻底灌醉，或是以危险的高速骑着他的哈雷戴维森摩托奔驰时，才能够冷静下来。
他也无法在夜晚解脱，梦魇时常打断他的睡眠。在梦里，他又回到了危机四伏的稻田，因为遭受伏击，他所在的排几乎全军覆没。在他那可怕生动的回忆中，也有死去的越南儿童。这些噩梦极为可怕，他甚至十分害怕睡着。夜晚的大多数时间里，他都在喝酒。当他的妻子早上醒来，都会发现他昏睡在客厅的沙发上。她不得不踮着脚，经过沙发，准备早餐。她和孩子们吃完早饭后，会再踮着脚尖出门。
汤姆告诉我，他在1965年高中毕业，而且还是他们班毕业致辞的代表。因为他们家的从军传统，他一毕业就加入了海军。他父亲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在巴顿将军的麾下服役，而汤姆毫无疑问，完全没有辜负父亲的期望。他强壮、聪明、领导力超群。在完成基本训练之后，汤姆感到自己强大而充满战斗力，足以在团队中独当一面，无惧于任何挑战。在越南战场，他很快成为排长，带领着其他8名海军成员。
在泥泞与机枪扫射中全身而退，足以让所有人为自己和战友感到自豪。服役期满，汤姆光荣复员，迫不及待地将越南抛诸脑后。表面上看，他确实做到了。他通过GI法案进入大学，从法学院毕业，与他高中时的女朋友结了婚，有了两个儿子。然而，汤姆很难过，因为他几乎感觉不到自己对妻子的任何感觉，尽管两人当年的书信让他在越南的疯狂丛林中活了下来。汤姆尽了一切努力，假装自己过着正常生活，试图找到他以往的自我。他现在从事法律行业，处于事业上升期，但他觉得自己的内心已经死了。
尽管汤姆是我漫长职业生涯中遇到的第一个退伍军人，但他的故事让我熟悉。我在战后的荷兰长大，从小在各种空袭废墟中玩耍。我父亲曾经因为反对纳粹而被关进集中营，但他从来没有跟我们说过他在战时的经历。他有时会发很大的脾气，让我惊恐不已——我当时还只是个小男孩。他每天早上，趁家人还未醒时，就安静地下楼祈祷和阅读圣经。这样一个虔诚的人，怎么会有如此可怕的怒火？我也在我的叔叔身上看到同样的矛盾。他是一个将自己的一生都奉献给社会正义的人。他在日治时期的东印度（即现在的印度尼西亚）被抓去缅甸，做修建桂河大桥的奴工。他也几乎从不提及战争，但他发起火来也常常不受控制。
在听汤姆描述时，我想起我的父亲和叔叔，他们是否也有噩梦和闪回？他们是否也能体会到那种与家人的不可联系感，以及无法在日常生活中感到任何快乐的感觉？我想起一幕幕脑海深处的回忆，我那被吓坏了的，但更多是吓人的母亲。我现在认为，她也经常重新体验儿童时期的创伤。当我问她小时候的生活如何时，她总是会昏厥过去，令我十分紧张。她醒来后，就会指责我为什么让她难过。
感觉到我明显的好奇，汤姆平静下来。他告诉我，他刚才觉得恐惧、混乱。他担心他会变得跟他父亲一样——总是很生气的样子。他父亲只会将孩子与他在1944年圣诞节在突出部之役牺牲的战友对比，除此之外，他几乎不跟孩子说话。
我们聊天接近尾声，我做了一件医生通常会做的事情：我以为我明白了汤姆的噩梦，所以我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那儿。我在学生时期时，曾在一个睡眠实验室工作，观察他们的睡眠周期，也曾经协助过书写有关噩梦的文章。我也参加过一些在20世纪70年代刚出现的精神药物的早期研究。所以，尽管我没有抓住汤姆问题的核心，但至少我能帮他缓解噩梦问题。我也相信化学药物能让我们生活得更好。于是，我给他开了一些可以减少噩梦发作的药，然后我让汤姆两周后复诊。
两周后，汤姆回来复诊。我热切地想知道药物是否起作用。然而，他告诉我，他并没有吃药。我掩饰着不快，问他为什么。“我认为，如果吃药就会让噩梦消失的话，”他回答，“我就等同于抛弃了我的战友。他们的死亡将变得毫无价值。我需要成为一个活着的纪念，纪念那些在越南牺牲的战友。”
我被震动了：汤姆对他死去战友的忠诚令他无法回到生活中。他就和他的父亲对他战友做的一样。父亲和儿子在战场的经历都使他们脱离了现实生活。为什么会这样？我们应该怎么办才好？这个早上，我发现我可能要花一辈子的时间去寻找创伤的解决方法。恐怖经历是怎样把人们困在过去的？这些人的心智和大脑出了什么问题，让他们卡在这个他们想极力逃避的地方？1969年2月，汤姆乘坐着从越南岘港归来的航班，他的父母在波士顿洛根国际机场拥抱他，为什么他的战争没有从这时起就结束了？
汤姆需要让他的生活成为一种纪念他战友的纪念碑。这件事情告诉我，他可能面对着更为复杂的情况，不仅仅是可怕的回忆、大脑化学失衡，或异常的大脑恐惧回路。在受埋伏之前，汤姆是一个忠诚的朋友，一个会享受生活的、充满兴趣的、快乐的人。在恐怖的时刻中，精神创伤改变了一切。
我在退伍军人事务处工作的时候，我认识了很多类似的人。这些人即使面对着微小的挫折，也有可能爆发出极为可怕的暴怒。诊所公共区域的墙壁上充满了拳印，保安疲于保护被吓坏了的保险代理人和接待员。他们的行为当然很可怕，但我也对他们为什么会这样充满了好奇。
我和妻子在家时也要处理类似的问题，例如我的孩子会因为不想吃菠菜或者不想穿袜子而乱发脾气。为什么我从不操心孩子们的幼稚行为，但却担心那些退伍士兵？当然，他们的体型有别，退伍士兵造成的破坏肯定比我那两尺高的小混蛋所造成的大。但真正的原因在于，我自信地认为，只要我给予孩子恰当的照顾，他们会逐渐学会如何面对挫折和失望，但我不太确定我要如何帮助那些退伍士兵重新学会自我控制——这个他们在战争中失去的技能。
不幸的是，我的精神科训练从未让我做好准备面对汤姆和他的其他退伍战友身上出现的问题。我在医院图书馆寻找有关战争神经症、炮弹休克症、战斗疲劳症，或者任何我能想到的跟我的病人有关的词语。我没有预料的是，整个退伍军人事务处医院的图书馆没有一本跟上面症状有关的书。直到最后一个美国士兵离开越南5年之后，仍然没有一个人打算出版一本关于战争创伤的书。最后，在哈佛医学院的康特威医学图书馆，我发现了一本《战争创伤神经症》（The Traumatic Neuroses of War），这本书在1941年由精神科医生卡尔迪纳（Abram Kardiner）出版。这本书描述了卡尔迪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对退伍士兵的观察，以及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那如洪潮一般的炮弹休克症士兵的观察1。
卡尔迪纳的报告和我观察到的现象相同：战争结束之后，他的病人都被一种战争的无意义感击倒；不管他们在战争之前社会功能如何良好，他们在战后都变得退缩而冷漠。卡尔迪纳将之称为“创伤性神经症”，我们今天把这叫作“创伤后应激障碍”，即PTSD。卡尔迪纳记录道，创伤性神经症的患者保持了一种长期的、对危机的警惕和敏感。他的这句概括尤其吸引我：“神经症的核心是真实存在的神经元。”2也就是说，创伤后的压力反应并不是一种“纯粹的心理问题”，而是有生理基础的。卡尔迪纳在当时就明白了这些创伤后症状来源于整个身体对创伤性事件的反应。
卡尔迪纳的描述和我的观察类似，这让我感到安心，但他的观察并没有告诉我应该如何治疗这些退役士兵。缺少文献对我的研究而言是一种缺陷，幸好我的好老师，埃尔文·赛姆拉德（Elvin Semrad）教我们要怀疑书本。他说，我们唯一的、真正的课本，是我们的患者，我们只应该学习他们身上的经历。这听起来好像非常简单，但塞姆拉德老师迫使我们依靠自身经验的同时，他也指出，正确运用现实信息非常困难，因为人类往往擅长用期待式思考（wishing thinking）掩盖真相，进行自我欺骗。我记得他说过：“痛苦的最主要来源是自我欺骗。”在退伍军人事务处工作时，我很快发现面对现实是如此困难，无论是对于我的病人还是我自己。
我们并不想知道士兵在战斗中发生了什么；我们也不想知道孩子们是如何被性侵犯和性虐待；我们更不想知道有多少对夫妇——统计数字告诉我们大约有1/3——在关系中发生过暴力。我们普遍认为家庭是这个冷酷世界中的安全港湾，我们的国度充满通情达理、举止文明的人。我们宁愿相信，残酷的事情只会发生在某些距离我们很遥远的地方，例如苏丹达尔富尔和刚果。见证痛苦已经够困难的了。所以，那些受过创伤的人无法承受这些记忆，诉诸于药物、酒精，或者自我伤害行为，让自己与过去记忆隔绝起来。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
汤姆和其他退伍军人是我最初的老师，让我开始明白一个人的生活是如何被难以承受的经历击垮，也让我学会如何让他们重新振作。
[1] 译文来自李继宏，卡勒德·胡塞尼著，《追风筝的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译者注
1.1创伤和自我失控
我一开始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进行的研究，是系统性地询问他们在越南发生了什么。我想知道是什么把他们逼到崩溃的边缘，为什么面临同样的经历，有的人崩溃，有的人却能够如常生活3。我在访问中遇到很多人，都觉得他们对战争做好了充分准备，得到了充分甚至近于严酷的训练，他们能与战友们出生入死。他们交换家人和女友的照片，他们忍受彼此的缺陷，他们随时准备好为他们的战友而牺牲。他们大多数都互相吐露了自己的秘密，有的甚至互相分享彼此的衬衫和袜子。
很多退伍军人都有类似汤姆和亚历克斯的友谊。亚历克斯是一名来自马萨诸塞州马尔登的意大利裔军人，汤姆在到达越南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他，他们立刻就成了密友。他们一起开吉普车、听同样的音乐、为对方读信。他们一起喝醉，追逐相同的越南酒吧女郎。
在越南的第四个月，一个日落时分，汤姆带着他的小队在一个稻田附近巡逻。突然，一阵密集的枪火从周围丛林发出，汤姆四周的人相继中弹。汤姆看着小队所有成员在几秒钟之内被杀害或身受重伤，他感到绝望而又恐怖。他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个画面：亚历克斯双脚腾空，脸朝下地倒在水稻田里；他只能看到他的后脑勺。汤姆哭了，他回忆道：“亚历克斯是我唯一的、真正的朋友。”之后，汤姆不断地在晚上听到他的战友尖叫、看到他们的身体倒在水中。一切让他记起那场伏击的声音、气味或画面（例如7月4日烟花爆炸的声音）都会让他瘫痪、恐惧、暴怒。因为那天，只有他在直升机的帮助下从稻田中撤离。
之后发生的事情也许比那些不断出现的闪回让汤姆感觉更糟。汤姆对朋友战死的狂怒引发了之后的悲剧。他花了好几个月才克服了那种令他窒息的羞愧感，向我提起这件事。正如《荷马史诗》中的阿喀琉斯或其他古代战士那样，他们在面对战友死亡时都进行了极为可怕的报复。在遭受伏击的第二天，汤姆在极度的狂热中冲进一个附近的村庄，屠杀孩子、射杀无辜的农民、强奸越南女人。在这之后，他觉得自己失去了回家的意义。你怎么可能告诉你的爱人，告诉她你残忍地强奸了一个和她一样的女人？儿子学步的场景也让他想起在越南屠杀过的儿童。汤姆感到亚历克斯的死带走了他的自我荣誉和忠诚。创伤，无论是由于你自己所做的某件事，还是某件发生在你身上的事情，都会在亲密关系中造成同样的困难。体会过一些难以言喻的恐怖之后，你怎么能再相信你自己或者其他的任何人？或者，相反，你在亲密关系中被残忍伤害之后，你怎么可能再一次向这段亲密关系屈服？
汤姆准时出现在我和他的每一次见面中，因为我已经成了他的救生绳、他从未有过的父亲、在伏击中幸存的亚历克斯。让自己记得这些记忆需要巨大的信任和勇气。对于受过创伤的人而言，最困难的就是直面他们对于自己在创伤经历中的羞愧，无论这些行为是恰当的（例如在暴行中反抗）还是不恰当的（例如孩子们试图安抚他们的施虐者）。第一个写出这个现象的是坐在我隔壁办公室、同样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诊所工作的莎拉·海利（Sarah Haley）。她写了一篇文章，名为《当患者揭露暴行》（When the Patient Reports Atrocities），而这篇文章最终推动了PTSD诊断标准的建立。在这篇文章中，她探讨了对于士兵而言，谈论（和聆听）战争过程中由他们亲手施行的暴行是多么艰巨和令人无法忍受。直面由他人之手施加的痛苦已经足够艰难，但对于很多受过创伤的人而言，他们内心深处更加无法忍受的，是自己当时的所作所为带来的耻辱感。他们深深地蔑视自己的恐惧、软弱、兴奋或自我膨胀的感觉。
几年之后，我在儿童虐待的幸存者中看到了类似现象：他们大多都对自己当年为了幸存，或为了保持与施虐者的联系而采取的行动而羞愧万分。施虐者越是与孩子亲近、受孩子依赖，受虐的孩子就感到越强的羞愧感。这一状况看起来相当混乱，似乎分不清这是一个受害者还是一个自愿的参与者，这结果导致了爱和恐怖、痛苦与愉悦进一步的混淆。我们会在本书稍后回到这一矛盾当中。
1.2情感麻木
情感麻木也许是汤姆最严重的症状。他强烈地渴望爱他的家人，但他不能够激发任何对他们的感情。在情感上，他感到与所有人都有无法跨越的距离，好像他的心已经冻结了，或者他住在一堵玻璃墙后面一样。这种麻木的对象包括他自己。他除了感觉到自己变得越来越有钱和羞愧万分之外，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他说，在刮胡子的时候，他几乎不能认出镜中的自己。当他听到自己在法庭上辩论的声音时，他感到自己好像站在远处观察，想知道为什么这个人的长相和说话声音都和他类似，却能说出这么令人难以反驳的观点。当他的官司打赢时，他会假装觉得十分满足，当输官司时，他表现得好像已经预见到了一样，会在失败来临前先投降。他事实上是一个非常高效的律师，除此之外，他觉得自己好像飘浮在外太空，没有任何方向感。
只有偶尔全身心地投入到某个案子时，他的无目的感才能得到些微的缓解。在我们治疗他的期间，汤姆曾担任一个被控谋杀的暴徒的辩护律师。为了千方百计打赢官司，他完全陷入到狂热中，整夜整夜地不睡觉，沉浸在这种兴奋里。他说，这就像是一场战斗，只有在这种时候，他感到他是活着的，除了胜利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在汤姆赢了官司的那一刻，他失去了所有的能量和目标。噩梦回来了，他的狂怒也回来了。这些情绪失控严重到他必须搬去一个汽车旅馆住，以确保他不会伤害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但独居也是可怕的，有关战争的噩梦以10倍的威力回归。汤姆试图保持繁忙，工作、喝酒、嗑药——用一切努力来避免直面他的噩梦。
他一直都看《军事冒险者》这本杂志，幻想成为非洲内战中的一名雇用兵。这一年春天，他骑着他的哈雷摩托车奔驰在新罕布尔市州的堪卡马格斯高速公路上。引擎的震动、奔驰的速度，以及危险感让他慢慢地恢复自我，使他能够离开汽车旅馆的房间，回到他自己的家。1.3重整感知
我在退伍军人事务处进行的另一项研究是有关噩梦的，但最后变成了研究创伤性经历如何改变人的感官和想象。比尔第一个参与到我的噩梦研究中。他是一个前战地医生，在大约10年前，他在越南目睹过很多军事行动。退役之后，他进了一个神学院，然后被分配到的第一个教区是一个位于波士顿郊区的公理会教堂。他一直都生活得不错，直到他的妻子有了第一个孩子。孩子出生之后，他的妻子回到了她之前的护士工作，把他留在家里，准备每周布道、处理教区杂务，同时照顾新生婴儿。每次他被留在家里与婴儿单独相处时，他就会被淹没在越南死婴的景象中，忍不住大哭。
比尔只好让他的妻子回来照顾婴儿。当他来到退伍军人事务处医院时，他惊慌失措。他说他一直能听到婴儿的哭声，看到被烧焦的或流血的婴儿的脸。我的医院同事觉得这必然是精神分裂症，那时的教科书告诉我们，幻听和幻视就是精神分裂症的典型症状。教科书的描述也为精神分裂症诊断提供了一个原因：比尔的精神病症状很有可能是因为他觉得妻子的爱被他们的新生婴儿夺走了。
我那天到了入院办公室时，我看到比尔四周围满了忧心忡忡的医生，准备给他注射强力的抗精神病药，然后把他转移到封闭病房。他们描述了他的症状，向我询问意见——因为我以前在一个专门治疗精神分裂症的病房工作过。我的兴趣来了：给比尔下精神分裂症这个诊断好像有什么不对。我问比尔我能不能跟他聊聊。听了他的故事之后，我不知不觉地说了弗洛伊德在1985年描述创伤的一句话：“我觉得这个人在为记忆所苦。”我告诉比尔，我会尽量帮助他，我会给他开药，控制他的惊恐，然后问他愿不愿意在几天之后回来参加我有关噩梦的研究。他同意了。
研究的一部分是给参与者进行罗夏墨迹测验。和其他直接回答问题的测验不同，罗夏墨迹测验几乎不可能作假。罗夏墨迹测验是一种独特的工具，它通过墨迹——这种基本上没有意义的刺激来检测被试的精神状况。就好像我们夏天躺在草坪上，看到漂浮在天空中的云朵一样，我们会给罗夏的墨迹创造意义和故事情节。人们对墨迹的想象可以揭示相当大一部分的思维状态。例如，在看着罗夏墨迹测验的第二张卡片时，比尔陷入了恐慌：“这就是我在越南看到的那个爆炸了的婴儿。你看，在正中间就是那些烧焦的肉、这里是伤口，还有血喷得到处都是。”他喘息着，额头留下汗水，处于跟他第一次来医院时非常相似的恐慌中。尽管我无数次听到退伍士兵描述他们的闪回经历，但这是我第一次目睹闪回。显然，在我的办公室里，比尔见到了和10年前同样的场景、闻到了同样的气味、感受到了同样的感觉。当年，他绝望地抱着一个死婴；10年之后，比尔在一摊墨迹里重新体验到了同样的悲剧。亲身体验到比尔的闪回，让我意识到那些前来求助的退伍军人处在何等痛苦之中，也让我感到找出解决创伤的方式是多么重要。创伤性事件尽管骇人听闻，这个事件必然有始有终。然而，不断的闪回才是最可怕的。你永远不会知道你是否会再一次被闪回攻击，并且，你无法中止闪回。我用了很多年才慢慢学会如何有效地治疗闪回，在此期间，比尔是我最重要的导师。
我们给另外21名退伍军人做罗夏墨迹测验，而结果是一致的：其中16名退伍军人在看到第二张卡片时体会到了和战时创伤同样的情感。罗夏测试中的第二张卡片是第一张彩色的卡片，因此人们经常会体验到所谓的“色彩震惊”。退伍军人通常会将卡片描述成“这是我的战友吉姆的肠子，一颗迫击炮的弹壳划开了他的肚子”或者“这是我的战友丹尼的脖子，他在吃午饭的时候被弹壳削掉了脑袋”。没有一个退伍军人会把它描述为跳舞的和尚、振翅的蝴蝶、骑着摩托车的人，或者是大多数人能看到的普通的、甚至有点搞笑的画面。
绝大多数的退伍军人都被第二张卡片里他们见到的场景搅得心烦意乱。剩下的五个人对第二张卡片的解读更令人担忧：他们的脑袋一片空白。“这里什么都没有，”其中一个人观察了一下墨迹说，“这只是一摊墨迹。”他们当然是对的，但一般人回应模棱两可的图片时，大多会运用想象力来解读一些东西。
我们从罗夏墨迹测试中发现，受过创伤的人会将他们的创伤重叠在周围的一切事物上，因此难以解读发生在他们周围的一切。要不就是“创伤再现”，要不就是“难以解读”，这之间没有中间地带。我们也发现，创伤会损害想象力。那5个什么都解读不出来的人失去了想象的能力。但剩下的那16个在墨迹中重回过去的人也失去了灵活的思维能力，这也是一种想象力受损的表现：他们只能不断重蹈覆辙。
想象力是生活质量的关键。想象力让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幻想旅行、食物、性与爱，以及一切让生活变得有趣起来的事情。想象力让我们想象新的可能性，也是实现我们梦想的契机。它让我们充满创造力，缓解我们的无聊，平复我们的痛苦，强化我们的愉悦，丰富我们的亲密关系。当人们总是不由自主地被过去拉后腿，总是回到他们以往的强烈体验和感情中，他们会失去想象力，失去思维的灵活性。没有了想象力就没有了希望，没有更好的展望，无路可去，没有目的可以达到。罗夏测试也让我们理解到，受创伤的人从根本上就在用一种异于常人的方式看待世界。对一般人而言，在街上看到一个人可能只是觉得他在散步而已，而一个强奸受害者，可能会觉得这是个有可能强奸她的人，并陷入惊恐中。一个严厉的老师对于一个普通小孩来说可能只是一个普通的存在；然而，对于一个总是被继父殴打的小孩来说，这个老师可能代表了一个虐待者，可能会促使他进行愤怒的反抗，或者惊恐地畏缩在角落。
1.4困于创伤中
我们的诊所已经快要被前来寻求精神帮助的退伍军人淹没了。然而，因为我们严重缺乏有资质的医生，即使是那些最严重的、一直以来都在自我伤害或者残忍地对待家人的那些人，我们都只能把他们放在等待名单上。然而，我们发现，因暴力犯罪或者醉酒寻衅而被捕的退伍军人直线上升，再加上惊人的自杀数字。终于，我得到了许可，可以开始给年轻的越战士兵进行小组治疗，作为一种在“真正”的治疗前的“准备”。
在一组全是退役海军的治疗小组开幕会上，第一个发言的人斩钉截铁地说：“我不想提战争。”我回答说，你们可以谈论任何你们想谈论的话题。在难以忍受的沉默当中，半小时过去了，一个退伍士兵提起他的直升机坠毁的事件。
令我惊讶的是，其他人立刻活跃起来了，热切地谈论起他们可怕的创伤性经历。接着，他们每周都会回来。在这个小组中，他们得到了他们一直以来都渴望的回应和同感，而在此之前，他们只有一种恐怖的感觉和空虚。他们重新得到了一种同志情谊，而这种感觉在他们的战争体验中是至关重要的。他们坚持说，我是他们这一新生团体的创始人，因此，在我生日时，他们送给我一套海军制服。现在想来，他们的这一举动似乎揭示了他们的一部分问题：一个人要不就是团体中的一部分；要不就什么都不是。在创伤过后，这个世界似乎简单地分成了两部分：一部分是了解你的；剩下的是什么都不知道的。不能分享创伤性经历的人都不值得信任，因为他们不明白。遗憾的是，这些“不可信任”的人里往往包括伴侣、孩子，还有同事。
之后，我带领了另外一个治疗小组，这个小组的成员都曾在巴顿将军的麾下，他们参加治疗时全都已经70多岁了，老得都能当我的父亲。我们每周一早上8点见面。在波士顿的冬天，暴风雪时常令公共交通系统瘫痪。然而，他们全都在暴风雪中准时出现，其中一些甚至在暴风雪中跋涉数英里[1]来到退伍军人事务处医院。圣诞节时，他们送给我一只20世纪40年代使用的军用腕表。正如那个退役海军治疗小组中一样，他们如果不能把我变成他们中的一员，我就无法成为他们的医生。
细数这些经历，可以看见，集体治疗的弊端是很明显的。当我鼓励参与者说出他们现在面临的日常问题，例如他们和妻子、孩子、女友、家人的关系，他们如何与上司相处，是否在工作中找到满足感，是否滥用酒精，诸如此类的问题时，他们都一致拒绝回答，然后转而强调他们是如何在许特根森林中把匕首刺入德军士兵的胸膛，或者他们的直升机是如何在越南被击中坠毁。
无论这些创伤性事件是发生在10年前还是40年前，我的病人都不能跨越战争和现实生活之间的鸿沟。有时候，这些给他们带来这么多痛苦的事件也成了他们的存在意义。只有当他们回忆起过去的创伤时，他们才有活着的感觉。
[1] 1英里约合1.6千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