案例一个接一个，这究竟是为什么，是制度的过失，还是人性的丑恶。批判人性前有鲁迅，后有柏杨，批判制度者，也有胡适之先生。鲁迅先生在1926年三一八惨案后为纪念死去的刘和珍等人时写下一篇文章，里面说到：“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凶残到这地步。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留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一百年以后人性不也还是依旧如此，国民性的丑恶，要靠什么才能改变，不还是得靠制度的约束。
几千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中国社会不也是处处充斥着贵族文化气息，国民遵守信义，崇尚勇敢，到了魏晋时期开始采用荐官制，不再是以前的贵族世袭制，于是国民性开始转变，变得蔑视权贵重视门第，再到后来宋朝的重文抑武，国民性又开始进行转变，再到后来元明时期元朝异族进入中国，大量文化典籍被毁，科举制废除，社会风气，道德水平持续恶化，明朝皇帝更是炼丹的炼丹，嫖妓的嫖妓，国民性再次发生质的转变，清朝时期，大兴文字狱，雍正更是提出臣民不能图利不能好名，国民性慢慢转化出了一种奴隶性，一直存在至今，仍未消除。日本人为什么只承认宋代以前的中国是中国是有原因的。
毕竟我们没资格要求人性在一个丑恶的制度里必须高尚。纵观人类历史，国民性的转变，都与权利和制度存在着巨大联系。任何一个制度的建立，都应该是在对人性的高度理解之上的。
嚷着教育改革好多年了，一直高呼素质教育的旗号，却似乎在这条路上越走越远。制度的不人性化，让我们看到的只能是人性的丑陋。小悦悦事件，老人马路碰瓷，前不久江歌案件，现在的幼儿园事件，这难道就是教育教给人们的东西。教育的目的不应该是教人们形成正确的三观，去激发人们对真善美的渴望吗。现在的制度难道不可以称之为很失职吗？
